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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国的老年人影响能比得上日本。他们数量巨大——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并且坐拥权利和金钱，左右着选举。 然而，那些老年人待在自己的岛国里却仍然觉得不够舒畅。（参照本文结尾处《硬壳结构》）他们宁可做着七八十年代的黄金梦然后抱怨经济低迷和道德沦丧。他们自认为自己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元凶是谁：那些不肯工作又乱消费，性格内向的年轻人们；那些在这经济爆炸像毒药一样蔓延全球的年代还不敢出来见世面抓机遇的年轻一代。 新一代，坏一代 这是年轻一代的极度扭曲的肖像画。而它的形成媒体难辞其咎。媒体利用个别青少年的过激行为来吸引眼球，并迅速将其概括为青少年们的普遍行为。他们就是那样添油加醋地描写家里蹲（ひきこもり）或尼特族（即所谓的NEET-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这些民众喜好的重口味例子，并将其作为内向堕落的年轻一代的标签。他们最爱盯着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及罪犯，如加藤智大，他在2008年东京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中挥刀砍死了7名无辜的路人。加藤是个一事无成，性格内向的青年。他父亲是位高管，他则连女朋友都没有，是个自卑、并且觉得无人理解自己的青年。当他再也无法忍受现状的时候，便爆发了。——“キレる”日本人这样称呼这种状况。 而当这类事件被媒体狂轰滥炸了数周后，迄今为止的年轻人肖像画又添上了附加标签：暴力，神经质，道德沦丧。任何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对此进行批判。这些印象给当今日本人诠释了什么叫恶意：媒体一次都没错过表现它身为恐慌制造机的机会。 陷入担惊受怕里的首先是孩子们的父母。有时候这种担心会导致非常强烈的反应，如母亲们开始利用监视技术跟踪孩子上下学。譬如说孩子们的电子车票可以被设置成一接收到妈妈发出的信号就自动作废，同时自动将孩子所在地坐标反馈给那些妈妈们。 不是道德沦丧而是机会缺失 很多人和诋毁年轻一代的媒体作战了数年：救助机构，专家，年轻的精英分子和科学家们。“首先针对的是案件的事实修正，如犯罪统计”，Free Space Tamariba的理事长西野博之说道。Tamariba是家关注家里蹲的慈善机构。青少年犯罪率在最近的三十年确实有所下降并且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相当低的数值。 今年34岁的文化批判家及评论家宇野常宽，年轻一代的发言人，一说到媒体报道中的年青一代形象就异常愤怒。很多都是瞎编乱造夸大其词的，不过是声东击西为了转移日本真正的问题而已。“我们当然能面对世界。但是日本人从以前就一直是这么内向的，这和是不是年轻人没有关系。”宇野说，“而且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就像我一直说的，更多的是梦想成真的可能性变少和先进的Start-Up文化的缺失，而不是人们背后说的什么我们缺少冒险精神。“谁想实现梦想就出国去吧。 西野和宇野找到了一些科学家支持，比如社会学家，东大的教授本田由纪，在她出版物中她试图驳斥青少年拒绝工作的形象。”OTAKU问题更多的是因为工作关系上的困难及不稳定，而不是不想工作。“她给那些年轻人高的学分，这样他们会有更多的毅力和耐心去面对即将到来的更困难的生存条件，并且想方设法地去克服。调查表明，这些年轻人即使面对愈加困难的工作条件，士气也没有低落。 在价值变迁中迷失 即便如此，更多的青少年却在求学求职的路上堕落。他们拒绝上学，变成家里蹲，或者最后那条路，自杀。 同时身兼心理学家和评论家的香山理香和齐藤环就是在研究这些逃避方式。经济条件相对困难和越发的贫穷是一方面，香山说。但另一方面很多青少年都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被自己的存在意义危机困扰着。香山也将其归因于漫长的价值变化和价值冲突。 这也是个人与团体之间的紧张区域，香山说。日本社会一直都是呆板的关系社会，一个集团里的角色分配在很早之前就决定好了，而团队合作在职业生涯中却是重中之重。与此同时，现代精英却越来越依赖于个人能力。这是过去十五年的教育改革的结果，在学校要求个人主义及自我表达。但是这种发展导致了自主意识与集体精神的尖锐碰撞。两个例子可以解说这种碰撞。两个例子皆为家里蹲的主要原因： 欺凌和边缘压力 日本的校园欺凌（いじめ）一直是个讨论热烈的社会问题。受害者常常是不合群的女生，弱小的男生或者个人主义者。心理学家齐藤意识到这里的机械论，这些被欺负的人群，他们本身的个性被否定，并被强制融入班集体。“这些都被社会所容忍——虽然全在批评和辩论” 齐藤说。社会对受害者几乎没有同情，尽管校园欺凌经常是融入集体的对立面并且常常导致厌学及家里蹲。 对于日本人来说，即便是他们的日后成长也一直暴露在团体压力中。在很多公司里，组织的终身雇员往往固定在与上级及同事关系密切交往顺利的那拨人里。这类结组使得比起劳动法、个人合约或职务描述来说，工作环境更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上级交给的分配工作会非常困难。持这种态度观望的公司往往是在冒险，它们近来由于利润压力缩减了正式员工数量。而剩下的员工则增加了工作量（通常无偿）。这些公司中最黑的羊就是文章《Black Kigyo》（黑公司）里所形容的那样。 对那些将工作视为事业梦想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状况尤其致命。递辞呈是不允许的——那是对团体及责任心的背叛。很多人直到精疲力竭或生病或幻想破灭了才递交辞呈。然后他们就再也进入不了那个圈子，被社会阻隔在外，彻底成为了边缘人士。 日本在大多数方面可以以它的年青一代为傲。虽然政治和精英出了些问题，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在加速变迁，但是大多数年轻人都是有耐心及合作精神的。更多的其实是大人们希望那些年轻人将他们的不满更畅快地表达出来，更希望他们挑战权威而不是独自吞咽。 对于社会弱势人群缺乏同情 温和形式的日本集体主义将对日本社会有所帮助。对弱势毫无所动，“这是典型的日本人，”本田由纪说，“我们就是这么被教育长大的，错误和失败的原因必须自己去寻找，而不是将其放置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或者甚至怪罪他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教育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决定出资承担公众教育体系，并将教育成功与否及职业培训转嫁到个人、个人的家庭及公司身上。造就了典型的日本社会对于弱者几乎没有同情。 齐藤环认为，另外一方面在这个强势社会的控制下存在另外一个因素，即反抗的意志会被掐灭。他同时将其归因于日本普通家里里母亲处于支配地位的现状——父亲几乎就不出场。相较于惩罚，母亲更多采取的是干涉及控制来实施教育。这两个元素穿透在公共领域中，如日本典型的大办公室场所，推动了互相之间的监视。 硬壳结构 在日本的历史中少有如1991泡沫经济这般大事件使得那几代人互相之间纠纷四起的。忽然之间，集体主义，传统的性别角色分配，终身雇佣制忽然就失灵了。然而老年一代对于摆脱曾经的传统制度却觉得辛苦无比，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是那个社会结构的获益者。 而对于1991之后步入工作生涯的那些年轻人来说，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生活及工作的多元化。对他们而言很多旧时制度的意义和潜力鉴定慢慢就消失了。 然后结构改革却在落在了发展了后面，如社会保障制度。也由此使得年青一代面临一个不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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