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3

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3

五

天启、崇祯年间的制义，被公认为敝坏已极。戴名世抨击说：“迨于天启、崇祯之间，文风坏乱，虽有一二巨公竭力搘拄，而文妖迭出，波荡后生，卒不能禁止。”[100]《明史·选举志》亦谓：“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家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101]梁章钜也批评启、祯间制义“驳杂不纯，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其间，于是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文体盭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102]。其时朝廷仍然屡申戒饬，要求“凡离经悖注之言，有类《齐谐》、《越绝》者，悉置不录”，还曾于会试时下令“著考官每房各搜举一卷离经悖注及文辞怪诞者，于揭榜日送部奏请严处，如容隐不举者，著部、科参究”[103]。然而，与以前一样，朝廷的禁令难敌时风的鼓荡，“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104]。就连主持考政的官员，也不将朝廷谕诫放在心上，李乐为此慨叹说：“古人重身教，所以《大学》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今日试院先生出示，必言举子文字如用佛经、《老》、《庄》语者不收。据余目见中式文甚少，然何尝无佛语、《老》、《庄》家言。至序文必言平正通达，务黜奇诡，然奇诡至不能解读者，中式甚多。故天下文体大坏，皆所好所令自相违悖致之也。后生小子看这样子，焉得心术不坏？”[105]

不过，上述否定性的评论虽然很有道理，但还不够全面。事实上，此期制义虽然承袭了万历时“争罕喻以标奇”、“争繁缛以侈富”、“争窔奥以极深”、“争僻诡以逞异”[106]等弊病并更趋极端，但也出现了一些堪为式范的制义名家。方苞评论说：“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又说：“至启、祯名家之杰特者，其思力所造，途径所开，或为前辈所不能到；其余杂家，则偭弃规矩以为新奇，剽剥经子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工雅，书卷虽富，辞气虽丰，而圣经贤传本义，转为所蔽蚀。”[107]陈函辉也评论说：“万历己卯、壬午以后，士之攻制义者，不翅如唐文之三变，日新又新。至天启甲子来，几不知向之传注为何物，向之师说为何语，不复可以常理常法论。先进遗风，虽欲从之，而未繇矣。然其间制义家，颇能举异传百家，往往纵横于笔端，以八比而敷陈其经济之学，有足多焉。”[108]方、陈二氏对天、崇制义的评论，既批评了其佶屈诡谲、猥杂不经的一面，又褒扬了其创新求变、独抒胸臆的一面，较能反映此期制义的全貌。

在驰骋于晚明文坛的制义高手中，以金声、陈际泰两家最为有名，戴名世称誉说：“在天启、崇祯中，休宁金氏、临川陈氏两家，奋然特兴，横绝一世。”[109]金声值“天下方习尚浮腐，饾饤经语子语，以日趋于臭败”之时，“傲然不屑”，所作制义“浮气敛而昏气除，惟其洁而已矣”[110]；陈际泰的制义则“雄常深秀，抉其髓而去其肤，摹其神而尽其变，其意皆破空而出，人人皆如其所欲言”[111]。同时又有艾南英者，与陈际泰以及章世纯、罗万藻同郡，深疾“场屋文腐烂”，“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112]。这些人“借经义以道世事，发挥胸中之奇”[113]，把制义推进到一个新境界。诸人之中，尤以“以欧、曾之笔墨，诠程、朱之名理”[114]的艾南英对一代制义文风影响最大。他继承了“唐宋派”的文学观念，“以古文号召天下”，主张师法唐宋名家，由唐宋入秦汉。他虽然斥责当时流行的制义“臭腐而不可读”，但对制义这一文章体裁本身，却甚为看重，认为“文之备性命，见古今，虚灵圆变，千万态而不可穷者，莫如时文”[115]，“制义一道，挟六经以令文章，其或继周，必由斯道”[116]。他试图“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为文”[117]，付出很大心力编辑时文选本，编辑宗旨大致是“人以华，吾以朴，人以浮，吾以奥，人以俚语，吾以经术，人以补缀蹭蹬为篇法，吾以浅深开合、首尾呼应为篇法”[118]，希望藉此振疲救弊，使时文复归淳正典雅之道。阮葵生赞扬说：“艾东乡痛天、崇文风败坏，高者阳奉孔、孟，阴归佛、老，其浅陋者又目无一卷之书，放言泛论，谬种流传，于是尊程朱，辟二氏，撰《定》（《皇明文定》）、《待》（《皇明文待》）二书，专主宋儒之学，文之背谬者辄涂乙，不少假借。”[119]戴名世对艾氏也评价甚高：“当是时，释、老、诸子之书盛行，学者剽窃饾饤，背义伤道，汨没其中而不知出，盖文之敝极矣。千子慨然悯之，取一代之文，丹铅甲乙，辨其黑白，使天下晓然于邪正，知所去取，如溺者之遇舟而起，病者之得医而生，其功可谓盛矣。”[120]与艾南英同时活跃于文坛的张溥以及应社、复社诸子，陈子龙以及几社诸子，尽管在文学观念上与艾南英颇存差异并有所论辩，但他们也同样深恶“驳而不纯之文”[121]，在提倡复古以矫正时文卑靡之弊这一点上，大家并无分歧。在他们的影响下，明末制义呈现出复归于宗经复古、尚洁崇雅的趋向。不过风气未成，明室已亡。

六

作为一种“立一格而后为文”的文章体裁，制义在题材内容和结构方式上都比较僵化，但又绝非“僵而不化”；如同其它文学体裁一样，制义也有着求新求变的内在要求，“自朴而之藻，势之所必趋也”[122]。时代文化的变迁及其深层律动，会对文体的流变产生重大影响。在上文中，我们已涉及到对制义文风嬗变影响甚巨的文学风尚和哲学思潮的变化情况。此外，还有一种因素在转移制义时尚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时文坊刻的流行。

明代前期，尚无时文坊刻，只是沿袭宋、元以来旧制刊刻《试录》，内录“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123]。明朝开科之初，《试录》“惟列董事之官、试士之题及中选者之等第、贯籍、经业而已”，“未录士子之文，以为程式”，至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始刻成文，自时厥后，永为定式”[124]。士子场中所作之文，因时间紧迫，无法精雕细琢，往往不够精纯，且难免存有舛误，考官为避免世人訾议，不得不加以润色。到后来，考官索性将士子之文弃置不用，亲自操刀代作，“又以入帘猝办试事，不暇文，故豫为焉，携之入”[125]，以致《试录》所刻之程文，“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谓之墨卷”[126]。到明代中叶，这种现象已成常态，遂招致许多批评。如嘉靖初年，邓显麟指出：“切惟乡试、会试有录本，进呈上览，传信天下。近来往往假举子之名刊刻试官之作，吾谁欺，欺天乎？且使草茅之葵藿，竟同鱼兔之筌蹄，名虽甄录而文已失其真矣。”[127]自此以后，言者日众。万历十三年，礼部题准：“程式文字，就将试子中式试卷纯正典实者，依制刊刻，不许主司代作。其后场果有学问该博，即前场稍未纯，亦许甄录，中间字句不甚妥当者，不妨稍为修饰，但不许增损过多，致掩本文。”[128]万历十九年，又题准：“凡乡、会《试录》，前场文字多用士子原卷，量加修饰。至策题深奥，士子条答或有未畅，止许补足题意，不许全卷另作。”[129]虽然屡申禁诫，考官代作之风仍难完全止息。尽管程文有示人以程式规矩之意，不能像市井坊刻那样率意恣肆，但也不能避免与时俱变，它既受时尚影响，又以其特殊的权威性促动风尚流变。大体说来，正德以前，程文基本上都能恪遵朝廷功令，文体平正典雅。到嘉靖时期，受“浮艳险怪，不根义理”的文风的影响，程文也开始趋奇趋险。嘉靖十年乡试，“所取皆奇僻之士，刊文一切务为险怪尖新语，不复明经传意，流而不止，遂成邪横”[130]。此后朝廷虽屡申诫，终究无力挽住流风。

与《试录》程文相比，坊刻时文因其数量大，变化快，对士子的影响也就大得多，到明代后期，甚至出现了“俗皆以书坊所刊时文竞相传诵，师弟朋友自为捷径，经传注疏不复假目”的情形[131]。据郎瑛介绍，“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132]。可见，坊刻时文是成化以后出现的新事物。这种书籍因有助于士子准备举业，故极受欢迎，能给刊刻者带来厚利，是以书贾转相效尤，使其成为刻书业中发展较快的一个分支。弘治六年，会试同考官靳贵已有“自板刻时文行，学者往往记诵，鲜以讲究为事”之语[133]，可知当时坊刻时文已不鲜见。到正德时，坊刻时文已是“流布四方，书肆资之以贾利，士子假此以侥幸”，南京礼科给事中涂文溥遂上疏要求痛革，“凡场屋文字字句雷同，即系窃盗，不许誊录，其书坊刊刻一应时文，悉宜烧毁，不得鬻贩，各处提学官尤当禁革，如或入藏诵习不悛者，即行黜退”[134]。皇帝将此疏“下所司知之”，但并未明令允其所奏。总体看来，嘉靖以前，“主司之所录者，皆舆论之所推，舆论之所推者，必为主司之所录”[135]，朝野上下对制义的评价标准比较一致，士子们最为崇奉的还是考官和取中士子所作的程墨，书坊所刊者亦以考卷为主。隆庆、万历以来，制义日变日新，已难维持统一的评价标准，“甲乙可否，入主出奴，纷纷聚讼”[136]，主司常蒙“取舍失当，是非纰缪”之讥，“主者之尺度不足以厌服天下之心，于是文章之权始在下，而矜尚标榜之事乃出”[137]，人们各逞己见，坛坫自高，“时贤之窗稿，青衿之试牍”，以及各文社研习之作，多有刊刻行世者。至万历末年以后，坊间流行之时文刊本共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平日之作；曰行卷，则举人平日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138]此时“行稿社义与程墨争道而驰”，其权威性已超过程墨，出现了“昔之程墨掩时义，今之时义敢于侮程墨”的情形[139]。各书坊为了扩大销路，多获利润，无不追逐时尚，务求新奇，以炫动人心。士子们在“不时则不雋”的压力下，亦把坊刻时文──特别是著名选家的选评本──奉为圭臬，“观其去取，朝夕而置之几案”[140]，“于是经史高阁，房牍孤行，以词调相尚”[141]，以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142]。许多士大夫把坊刻时文看作是败坏文风士习的罪魁祸首之一，认为“科场文字，渐趋奇诡，而坊间所刻及各处士子之所肄习者，更益怪异不经，致误初学，转相视效，及今不为严禁，恐益灌渍人心，浸寻世道，其害甚于洪水，甚于异端”[143]。从这些愤激的言词中，足见坊刻时文对士子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