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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轻，由来已久。三国曹丕《典论》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清人尚镕《书典论论文后》进一步解说，文人相轻的原因，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习久，一由相越远，一由相形切。”用今天的话说，“相尚殊”，是审美口味不同而导致见解分歧；“相习久”，是长期厮混而造成轻视心理；“相越远”，是政见不同而势如水火；“相形切”，则是心胸狭窄而一味苛责他人。要之，无论相似还是相异，相近还是相远，文人之间，容易彼此轻视，进而刺痛对方。 1935年6月，鲁迅写《再论“文人相轻”》说：“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不过鲁迅与人论战，基本靠笔，不靠手，即使与林语堂在南云楼虎视眈眈，还是没打起来，也算为“文人相轻”保留了非暴力的调性。 文人相轻竟至于大打出手，亦不鲜见。所谓“猩猩之火，可以撩猿”，文人之间因轻蔑或异见而燃起的怒火，极可能化文斗为武斗。譬如晚明陈子龙与艾南英在七录斋中辩论朱王异同，话不投机，陈竟以手批艾之颊。又如清代学者汪中与洪亮吉同舟论学，争辩汉宋，汪之口齿不及洪，一冒火，竟将洪推下江去，幸好舟子救得及时，洪才没被淹死。再如清代两位版本目录学名家黄荛圃与顾千里，也曾因细故而打架，搞得纸屑四溅，就像拖拉机开过废品收购站。 文人相轻而诉诸武力，在晚清民国就更为风行了。伍立杨说，“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间，距离和分野的痕迹都不大明显，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当数量的文人，也时时葆有武装行事的气质……甚至可以说携有相当分量的暴力倾向”。学者杨国强更发现，在晚清民初的新学家中，“尚武”之风备受推崇。譬如后来做了文学家的周作人，当时在《绍兴公报》上专论“军人之尊贵”，鼓吹“国民尚武之心”；杨集群也在《武学》杂志上热烈倡言，“兵乎，兵乎，为立国之本，为文明之标帜”。1905年，湖北新军在黄陂募兵96人，其中廪生20人，秀才24人。杨国强对此评论说：“这些都是本来的读书种子。秀才当兵，说明了文武之道此消彼长。由此折射出来的，是新旧代谢之下的价值易位和人心变动。” 近现代知识分子喜欢打架，除了个人性格外，或也可放在上述背景中考察。 [责任编辑:田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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