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儒生对当下的问题要有准确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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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
作者简介：陈明，男，西历一九六二年生，湖南长沙人。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株洲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专班；西历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西历一九九二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现供职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北京：华夏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儒者之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教与公民社会》（北京：东方出版二〇一四年版）等。西历一九九四年创办《原道》辑刊并任主编，西历二〇〇〇年开始主办“原道”网站；西历二〇〇四年主编“原道文丛”、“原道译丛”系列。西历二〇〇五年组建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任秘书长。西历二〇〇七年主持成立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任主任。西历二〇一三年起，担任弘道基金理事长。（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四年） |
呼吁儒家复兴，实际是要求恢复某种常态
作者：陈明
——在“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研讨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儒生文丛”由蒋庆、陈明、康晓光、余樟法、秋风任学术委员，蒋庆撰总序，汇集了中国大陆儒家近年来的思想探索及社会活动成果，乃当代儒家新锐对中国及人类命运的深入探讨和最新看法。自“儒生文丛”第一辑三册（书目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出版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孔子2563年暨西历2012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蓟门桥主办“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蒋庆、张祥龙、梁治平、陈明、康晓光、秋风、干春松、彭永捷、高超群、唐文明、温厉、任锋、林桂榛、陈壁生等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发言记录经讲者订正，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会，我主要想谈五方面问题。第一，复兴儒家的意义。简单讲，一是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地位重要，已经深深渗透到国人的日常生活。现在影响式微不绝如线，固然有时代变迁思想与现实互动性下降有关，同时意识形态打压和认识存在误区也有一定关系。现在社会空间扩展活力恢复，儒家的许多意义价值被重新发现，呼吁复兴，实际是要求恢复某种常态。再一个，全球化时代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变得突出，于是复兴儒教应对文明冲突的主张也就应运而生。儒教与民族建构、儒教与国家建构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但我们应该开放的建设性的去理解，因为今天这些问题在条件和内涵以及目标上都与以往有了相当大的不同。05年我在社科院办儒教研究中心的时候就说儒教需要的是重建而不是复兴。重建意味着没有模板可供仿照，意味着较多的反思与调整。这实际更难也更重要。
第二，儒家思想的普及状况。有评论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识字率都非常低下，远不如当今，而且孔子也说'礼不下庶人’，可见普通人懂得儒家的不多。而在当今中小学教材中就有儒家的文章，从这个角度讲，当今社会的人更多知道儒家的”，他们由此认为今天儒家思想比传统社会更加普及。在我看来，礼不下庶人就意味着普通人不懂儒学？儒学讲的都是伦常日用之道，愚夫愚妇都不言而喻。普及不普及，不是一个知识论问题，懂不懂与信不信、行不行不是一回事。儒家思想是文化，是要认同和实践，要内化于心落实于行才能充实生活滋养生命。圣贤不我欺，试着做一点，定会有收获，或多或少。评论者这段话逻辑和知识上都问题多多，叫人没法看懂。现在批儒家的人多半都是这种情况，不值一提。
第三，儒家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文丛》的总序中有一句：“中国五千年之大变局，未有甚于中国之无儒生也！中国之无儒生，非特儒家价值无担当，且中国国性不复存；中国国性不复存，中国沦为非驴非马之国矣；中国沦为非驴非马之国，中国之慧命又何所寄乎！”汉族之为汉族，与汉朝联系在一起，是对战国七雄的齐人、楚人、秦人的替代。所以，汉族在当时具有国族的意义，而不只是一个ethnic概念——今天它与藏族、回族等概念并列是另一回事。汉朝的特征是霸王道杂之。有霸道才有中国的统一，有王道才有社会的整合，而王道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和教化。所以，儒家对于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是有很大影响的。在今天，在现代性语境和多元族群环境里我们同样面临着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问题，儒家仍然无法成为旁观者而必须有所承担。但简单回到古人那里显然是不行的。文丛中的这段话点出了儒生的重要性，但对儒生应该如何面对如何承担却没有述及。就我个人来说，这里的国性问题就需要好好斟酌。虽然有儒教中国之说，但在现代语境里，政教分离，宗教平等，以儒教为中国这个多元族群国家的国性，是会有很大问题的。
这方面外界比较熟悉的是蒋庆、康晓光的观点。主编任重这里似乎也是以此为论据。国性问题必须首先与法律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谈，与公民社会的建设结合起来谈。周公制礼作乐首先是一种政治性的制度安排。既然从制度角度谈儒家礼乐那就要回到政治的平台和逻辑，就要折中于正义的原则与现实力量-利益的平衡点。儒家文化应该也可以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建设发挥较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文化系统的儒家就应该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就像汉族并不因为其拥有较大规模就可以垄断中华民族之名。中国性固然要反映历史，但更要反映现实，表达愿景。
第四，儒家在历史上的变迁。有学者认为，孔孟的儒家是思想的儒家，学术上的儒学，后来的儒学是政治儒学，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最重要的思想，儒家六经乃先王政典。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孟周游列国希望使动荡的社会恢复秩序但势莫能挽，于是只能将先王的理念自己的理想加以整理书于竹帛传诸门人以俟来者。显然这不是学术儒学一词可以概括描述的。汉武帝意识到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于是只有与社会和解、与儒家合作，在霸道的制度结构中引入王道因素，是施政趋于合理社会走向和谐而成就有汉的文治武功奠定中国的基本格局。可见儒家思想一直是实践性很强的。而它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获得这种地位，并不是因为帝王对它有什么偏好甚至也不能简单说它就是真理，而是因为它是社会认可的价值是社会意志的表达者。
儒学儒家在历史上的变迁也需要从它与社会的内在勾连、从社会与朝廷（王权）的互动关系出发才可以解释清楚。例如魏晋玄学就是因为王权在内部和外部的动荡中被削弱，由世家大族成为支撑社会的主导力量，于是主张“贵无”、“独化”而表现出与汉代经学“屈民以伸君”完全不同的政治风格。宋代，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制，儒士大夫的地位得到保障，儒家的政治关注集中到行政事务和帝王人格教导上，于是孟子升格，心性之学大盛。近代，变法维新以应对西方冲击，创制立法的今文经学成为主流。等等等等。
今天的儒学会如何变？变得好不好？要看今天的儒生对当下的问题是否有准确的把握？是否有恰当的应对之方。
第五，儒学对于当下生活的适用。儒学诞生于农业文明时代，而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发生了变化，儒学如何对当下的生活起作用？儒学在今天，是否仍旧适用？又或者有什么样的变化？在我看来，坚持思想价值的普遍性、绝对性是有必要的。但是，基于这些思想价值做出的问题解决方案却是历史性的，属于所谓因病立方，这却不必也不能照方抓药生吞活剥。孔子本人就被誉为“圣之时者”。例如他讲为政的最高境界是博施广济，这是仁是圣，但如何博施如何广济却没有执着没有定于一。
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生产工业化、生活都市化、思维理性化，这意味着儒家的很多命题观念都会失效，需要法圣人之所以为法重新制作。儒学发展的每一新阶段都与一些大师的努力分不开，董仲舒、王弼、朱熹、康有为都是这样的人物。从文丛的记录来看，主要的声音还是复兴，重建与再造的意识还不明显。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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