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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沙地的人，俗称沙上（沙地音读“浪”）人。 那么，沙上人究竟从何而来？这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有人说，沙上人都是外来的移民。这话不错。但是同属沙地的人，其方言和习俗却也有些不同。可见，沙地居民的由来也是有区别的。 要晓得沙地居民的由来，先得搞清沙地的成因。 滚滚长江，浩浩荡荡，从上游带来了大量泥沙，到了喇叭形的宽阔江口，沉积下来，逐渐形成了一块又一块沙洲。年复一年，沙洲与沙洲、沙洲和大陆相连，大陆不断向外延伸，形成广袤肥沃的沙地。如今的南通就是大约在南北朝时形成的沙洲。根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这块沙洲叫“胡逗洲”，后来“胡逗洲”和附近的南布洲等小沙洲连成一体。从海安青墩新石器遗址考古发现，沙地历史悠久。 如今的启东是最年轻的沙地，是近200多年内由沙洲之间的泓道封淤而联并成陆的。启东这一带，古称“东胜瀛洲”。晋人王嘉《拾遗记》对这一带海面作了描述：“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环洲。东有渊洞，有鱼长千尺，色斑，鼻端有角，时鼓舞群戏。远视，水间有五彩云；就视，乃此鱼喷水为云，如庆云之丽，无以加也。”此文虽语出不经，但对启东成陆以前，沙屿不时出没于大海波涛之中，并有群鲸嬉戏，喷水若五彩云的景象，作了生动的描述，留给了我们弥足珍贵的历史记载。另外，名著《浮生六记》对启东也作了珍贵的记述（见附）。 据考，瀛洲的几经沧桑归根结底则是跟长江主泓道的几度变迁有直接关系的。唐时的瀛洲，是在今日南通市往东那条长150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的通吕水脊北侧，即古称东布洲的地方。故而吕四有“西连通泰，东及扶桑，北负沧海，南襟长江”之说。清朝嘉庆年间，长江主流重入南泓道，在南蒿枝港以北便涨出了吕复新沙、灶界沙、日照沙等几块沙洲，南部长江口上更出现了成群的江心沙洲。这些沙洲便是启东一带成陆的雏形。它们遍身堆积着层层叠叠的海贝和海藻的残骸，后来更长出了草莱萋萋的灌木，遂成绿洲。 启东历史上曾分属三个县管辖。南部为新涨的沙地，只有近一二百年历史，史称“外沙”，1928年设县分治前隶属现崇明县；中部地区为“下沙”，在1941年前隶属海门；北部吕四一带，成陆时间最长，有千余年历史，在宋、元、明、清时归属海门，1942年前由南通县管辖。马相伯的《启东设治汇牍》对启东设县过程有着详细记载。 在启东，北部吕四一带称为“北沙”，南部和中部地区叫“南沙”。“南沙”“北沙”语言迥异，习俗有别。“南沙”人讲的是启海方言，与海门话完全一致，和崇明话相同，跟上海话相近，同属吴语；而“北沙”人说的则是“吕四话”。 对于“南沙”居民的由来，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句容迁崇明，崇明搬启东”，这是有史可稽的。据明代正德年间《崇明县志》记载，崇明岛初涨时，人烟稀少。公元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有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在岛上“辟草垦土，易而为田”，人口大多来自江苏句容一带，也有来自江北的。公元1025年（宋天圣三年），崇明新涨一沙有姚、刘二姓来居，名姚刘沙。公元1101年（宋建中靖国元年），三沙涨成，因“有鱼盐之利，民乐居焉”，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 清光绪以后，崇明岛东北江中相继涨出十来个大小不等的沙洲，于是外地特别是临近的崇明、海门居民便陆续迁来开沙垦荒，繁衍生息。这些沙上人，便是启东南部最早的居民，他们大多是崇明地主的佃户。由此可以推断，“南沙”居民源于江南句容、迁自崇明的说法是极为可信的。 有意思的是，启东南部沙地的居民潜意识里还常以江南人自居。自己分明居住在江北，却还固守着江南的不少习俗，居然噱称外地人为“江北人”，把听不懂的外地话叫作“江北话”。这也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南沙”居民源自江南。 至于启东北部吕四一带的“北沙”居民，更是由来已久的复杂移民。“北沙”是启东最早成熟的沙地，为长江入海口涨出的“东布洲”。唐朝时，吕四辟为盐场。根据史料记载，这里的早期居民为流放于“胡逗洲”上以“煮盐为业”的各地“流人”，当然也不乏从外洋漂来的各地渔民。其居民究竟源于何地，如今很难考证。南通方言人称“方言孤岛”，外地人很难听懂，其内部语音也很复杂。就从吕四方言看，“北沙”人说的“吕四话”，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方言，在我国方言史上绝无仅有，与“南沙”启海话“风马牛不相及”，与其他沙地方言也有别。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断：当年这些“流人”来自全国各地，在沙洲与大陆有天然间隔、对外交通和交流不便的情况下，各地方言长期相互融合，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而这也正有力地佐证了沙地居民为外来移民的科学论断。 从人类迁徙规律看，大凡人口流徙，总是与自然地理、生态变化、行政命令、区划设置、社会经济密不可分。在吕四，民间曾有这样一种传说：明朝洪武八年八月十三日，吕四地区发生海啸，3万人淹死。于是朝廷下旨，从白茆口（今常熟）抽杜、顾、卢、季、周、毛、彭等七姓，连同祖宗枯骨，举家迁往吕四，永不回原籍。因此，传说吕四地区本籍就有这么7个大姓，其余都为后来迁来的客籍户。 另外，从沙地姓氏分布及其来源看，启东移民特征也十分显著。姓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多而杂，大姓姓氏少而人口多，小姓姓氏多而人口少的特点。譬如，吕四西宁周街村、袁家灶村、彭家套村就分别有周姓、袁姓、彭姓聚族而居。据1985年的统计，沙地共有390个姓，其中黄、陈、张、施、陆、顾、朱、沈、杨、徐、周、袁、倪等13个为大姓，人数均超2万，散居沙地各地。 到了清末民初，随着沙地接涨成熟，自然优势不断显现，经济、文化日益发展，人口流徙更趋频繁，沙地居民逐渐由少到多，趋向稳定增长。那些从事旱烟业的宁波、绍兴商人和从事典当、衣庄业的安徽商人，也纷纷来到沙地定居生活。到了现当代，人口流徙更加频繁，居民身份更为丰富，外籍干部、学生、外来务工经商者等纷纷来启工作定居。目前，沙地启东居民就达到112万，仅少数民族就有28个之多，沙地居民可谓来源广泛，人丁兴旺。 附：沈复《浮生六记》对启东的记述 《浮生六记》是一部享誉海内外，堪与《影梅庵忆语》并提的文学名著。作者沈复，字三白，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生于苏州一个普通人家，父亲以游幕为业，养家糊口。沈复自幼读书，但未中试，迫于生计，19岁就开始习幕，除短暂的经商外，他一生几乎都以坐馆游幕为业。《浮生六记》是中国古代文人难能可贵的性情之作。书共六篇，故名“六记”。书中记叙了作者夫妇间平凡的家居生活、坎坷际遇和各地浪游闻见。文辞朴素，情感真挚，前人曾有“幽芳凄三角，读之心醉”的评语。《浮生六记》文字不长，仅三万余字，但影响甚为广泛，历来为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所重视，有英、法、德、俄等多种译本。 沈复在其《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两篇中，有一段记述他当年来到启东的精彩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启东早年的地理历史、世俗民风： “嘉庆甲子春（1804年），痛遭先君之变，行将弃家远遁，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秋八月，邀余同往东海永泰沙（今启东久隆镇一带）勘收花息（俗称议棉花）。沙隶崇明。出刘河口，航海百余里。新涨初辟，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仅有同业丁氏仓库数十椽，四面掘沟河，筑堤栽柳绕于外。丁字实初，家于崇，为一沙之首户；司会计者姓王。俱家爽好客，不拘礼节，与余乍见即同故交。宰猪为饷，倾瓮为饮。令则拇战，不知诗文；歌则号呶，不讲音律。酒酣，挥工人舞拳相扑为戏。蓄牯牛百余头，皆露宿堤上。养鹅为号，以防海盗。日则驱鹰犬猎于芦丛沙渚间，所获多飞禽。余亦从之驰逐，倦则卧。引至园田成熟处，每一字号圈筑高堤，以防潮汛。堤中通有水窦，用闸启闭，旱则长潮时启闸灌之，潦则落潮时开闸泄之。” 永泰沙为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江中涨出的沙洲。在沈复和友人夏揖山前往永泰沙的时候，启东全境还处在茫茫大海之中，只有北部吕四地区一块陆地和永泰沙以东的一个永昌沙。这里北距吕四、南距崇明诸沙各有60多里，西距海门厅群沙也在40里开外，东面则是一片汪洋大海，可谓“环沙皆海也”。至沈复在嘉庆甲子秋 （1804年）应邀登沙勘收花息时，永泰沙隶属崇明。这里虽然已经开生成熟23年了，但正如沈复所言“新涨初辟，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芦丛沙渚间”“多飞禽”。居住在永泰沙上的启东人，筑堤防潮，用闸灌溉，种棉、蓄牛、养鹅，驱鹰犬获飞禽，性情开朗，极为豪爽好客，与沈复“宰猪为饷，倾瓮为饮”，还“相扑为戏”。 如此生活，沈复自然难以忘怀，谓生平之快游。他接着又写道： “佃人皆散处如列星，一呼俱集，称业户曰‘产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而激之非义，则野横过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率然拜服。风雨晦明，恍同太古。卧床外瞩即睹洪涛，枕畔潮声如鸣金鼓。一夜，忽见数十里外有红灯大如栲栳，浮于海中，又见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实初曰：‘此处起现神灯神火，不久又将涨出沙田矣。’揖山兴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事竣，十月始归。” 启东人讲究情义，憎爱分明，对“产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而倘若“激之非义，则野横过于狼虎”。至于沈复文中所述的夜里见到的“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奇妙景象，可能是海中鱼虾在近沙浅水区集群，鳞光映照所致。 启东成陆时间不长，历史典籍对启东记录的几乎没有。因此，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对启东的这段记述就显得尤为珍贵。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篇记载启东成陆历史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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