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8月，协约国军政领导人在法国博凯讷会晤，左起为法军总指挥霞飞、法国总统普恩加莱、英王乔治五世、法军指挥官福煦、英军指挥官黑格。（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7月14日报道 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观点，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责任归于德国，认为德国崛起并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引起既有霸主英国的恐惧，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世界大战。这种说法的不足、谬误之处在于：忽视协约国一方的战争责任，失之客观、公允；不去挖掘战争背后的深层根源，却以一战爆发的表象将人们的视线引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借一战的事情来说今天的中国，包藏着调动世界舆论以防范中国崛起的祸心。尤其可怕的是，这种崛起国家挑战现任霸主导致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调是一种历史宿命论，它容易将大国关系引向对抗和冲突。
战争毕竟是人的决策。如果不是欧洲的领袖们错误地选择了“打”，一战或许可以避免。决策错误源于认识有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人类具备了打世界大战的能力，但是人类的认识水平没有及时跟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等思潮盛行，使列强在历史上早就存在的王朝野心、军国主义传统、沙文主义恶习等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因素，在帝国主义时代获得了新的内容和动力，扭曲了人们的安全观、战争观和外交理念，对抗和战争成为大国夺取利益和解决冲突的通行证，最终使矛盾激化并将人类引入了世界大战。确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所说，战争来自精英们的无知和偏见，导致错误的思想和邪恶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人们竟然真心相信，“帝国是伟大和有利可图的，战争是光荣的和可控的”。
推崇“弱肉强食” 追求“零和博弈”
尽管欧洲人从近代初期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到帝国主义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大倒退。表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等思潮盛行，各国统治者追求“零和博弈”，以“弱肉强食”的理念拓展所谓生存空间，用实力追求所谓绝对安全。这种只图一己利益、把困难和危险转嫁给别国的排他性、对抗性的安全观，是导致一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社会达尔文主义由达尔文进化论演化而来。英国科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赫伯特·斯宾塞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随之以此解释社会现象，认为人类社会同样受“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自然法则的支配，“优越民族”应该取得支配世界的地位。这种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的观点一经面世，便迅速风靡欧美社会，许多政治家、军官甚至外交官均喋喋不休地大谈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深信整个世界无非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巨大舞台，一个民族要想生存，就要摧毁其他民族的生存空间。
当时盛行的民族利己主义则强化了这种扭曲的安全观。良性的民族主义是人们对自己生长土地和国家的天然朴素的感情，曾经是生机勃勃的历史推动力，但到20世纪初它已经堕落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成为教唆人们恃强凌弱、滥杀无辜的野蛮工具。德国人认为德意志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注定支配世界。政府有意培养这种“人种优劣论”，学者也著书立说加以解读，致使其成为主流的认识。俄国在日俄战争战败之后，本来应该休养生息、恢复实力，但却重拾泛斯拉夫主义，转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和冒险。民族利己主义造成一国民众集体唯我独尊、盲目仇外，甚至为了一些微小利益而大动干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