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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一名道台和一名盐运使面对他们即将临盆的妻子立下了生死契约：若生女，此生为姐妹；若生男，此生做兄弟；若是一男一女，此生就是夫妻。他们是至交好友，希望那样的友谊能在子孙间世代传袭下去。 那一年，他和她呱呱坠地。男孩取名朱湘，女孩取名刘采石。一对不谙世事的小人儿，还没来得及睁开好奇的眼睛打量一眼这个世界，爱情的命运已被双方的父母框定。 16岁，朱湘辞家北上，考入清华学堂，只为逃避那一段束缚他的姻缘，躲开那一个他厌恶至深的女子。 清华校园里，朱湘读书，写诗，诗人的浪漫天性与遮不住的才情渐渐显露。他的视线也越过家乡小镇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努力读书，取得公费赴美留学的名额，然后远渡重洋，永远脱离那桩婚姻的羁绊，找一个与自己心心相印的人携手度过一生…… 那年冬天，大哥来到北京，山水迢迢，带着朱湘最不愿意见面的女子。那时，朱湘的父亲已经去世几年，大哥此行，是以家长的身份让朱湘回家与刘采云结婚的。 在一间很窄小的旅馆里，朱湘与刘采云以一种很尴尬的方式见面了。她很热烈地谈论着他的新诗，言语之间是压抑不住的崇拜与爱慕，他则始终冷若冰霜。她说，这一辈子她听从父母之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定他了。他闻听此言愤然拂袖而去，丝毫不顾及大哥在场，不顾及那个青春女子的尊严。 屋里，留下刘采云独自伤心哭泣。 最终，大哥无奈地带着刘采云返回故乡。面对固执的小弟，这个年长他很多的哥哥也有些束手无策。 朱湘有很多事要忙，他参加学校里的文学社，与校园里几位同学兴致勃勃地写新诗，期待着半年之后的赴美留学。那时，他甚至已忘记自己还有一个叫刘采云的未婚妻。可就在大哥他们离开北京不久，清华学堂的一纸布告让朱湘傻了眼———他被学校开除了。因为在学校斋务处的饭前点名中，他已经超过27次不到场——他公然与自己不喜欢的形式主义抗争。赴美不成，连书也读不成了，同学们替朱湘惋惜，纷纷去向学校求情。鉴于朱湘平时优异的成绩，学校最终同意解除对他的开除处分，允许他继续留在学校读书。但朱湘却在那个冬天选择了离开。几年后，在给同窗好友的信中，他这样解释自己当初的举动：“你问我为何要离开清华，我可以简单回答一句，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钻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有隔靴搔痒。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脱一个假：矫揉！” 1923年冬，朱湘拎着简单的行李，只身一人前往上海，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初到上海，茫然四顾，没有亲朋的资助，没有工作，所有的收入来源就是他呕心沥血写就的诗稿。那点微薄的稿酬，有时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一首诗换不回半袋充饥的米。然而他拒绝那些善意的资助，坚持卖文为生。诗歌，文学评论，诗人的胃饥饿难当，诗情却呈喷涌状。当时的上海名刊《文学周刊》上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朱湘”这个名字，他的收入也开始慢慢变得丰盈。 朱湘想不到自己能在那里再次见到刘采云，更想不到彼时的刘采云处境竟是如此艰难：父亲去世，所有家产被兄长独吞，一个青春弱女子，背井离乡到上海一家小纱厂里做洗衣工。朱湘按大哥告诉的地址，在那间雾气腾腾的洗衣房里找到了刘采云。粗布衣，被水泡得肿胀发白的双手，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子哪里还有当初北京小旅馆里的模样?朱湘心里有隐隐的痛与内疚。刘采云也沉默着，用自己的倔强挡回朱湘眼里的同情。当刘米云转身，慢慢消失在雾气腾腾的小院深处，朱湘第一次因为这个女子感觉到心痛。 此后不久，当朱湘第二次踏进刘采云工作的洗衣厂时，刘采云正病倒在床上。潮湿发霉的小屋里，刘采云烧得满脸通红。他轻轻伸出手，替她抹去腮边的泪。他对她说，我们结婚吧。 由讨厌到同情，由同情到爱情，由爱情到挚爱。那一段路，他们走了太久，又似乎只在一夕间抵达。 结婚了，一个人的日子变成了两个人的日子，此后变成了三个人，四个人……曾经让朱湘深深厌恶的包办婚姻成了他生命中一段最美丽的风景。与刘采云结婚第二年，机缘凑巧，朱湘重新回到清华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幸运地获得公费赴美留学的名额。天各一方的日子，一百多封家信见证了朱湘对刘采云那份热烈的爱：“霓君，我如今凭了最深的良心告诉你，你有爱情，你对我有最深最厚的爱情，这爱情就是无价之宝。”他不再叫她采云，而呼她霓君，因为在他的心里，她堪比最美丽多彩的虹。朱湘写给霓君的一百多封书信，后来结集为《海外寄霓君》出版，成为与鲁迅的《两地书》齐名的作家书信集之一。 漂泊海外的三年，是朱湘与他的霓君爱情花开最盛的三年，但朱湘的留学生涯却并不顺利。因为无法忍受同学对中国人的歧视，朱湘频频转学，曾经在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最终又因经济拮据不得不中止未完成的学业。他于1928年秋天回国。 回国之后的日子仍然艰难。最初，朱湘去安徽大学任职，但由于校方将他主持的“英文文学系”更名为“英文学系”，他便发誓再也不教书了。此后，朱湘多次在上海、北平、长沙等各大城市间辗转求职，因为性格孤傲，屡屡得罪人，求职四处碰壁，最后只好退回上海，仍然靠写诗为文维持一家的生计。彼时，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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