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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竹
真的应该将老子像庄重的供在一个宝座上，然后久久膜拜。
《楞严经》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是唐朝的事了。在《楞严经》没有在中国传播之前，中国人对人类的认知思维的秘密已经有了大致明确的了知，这完全是依赖《老子》。如果没有《老子》，我们可能是“习”一辈子“致良知”，也不知为什么要如此。
说到“致良知”，儒家对此大半不申述什么道理，只是教你去如何实行。“致良知”的传授，往往是口传心授。若无明眼人口传心授，让每个人自己去摸索，一辈子不得要领也是常有的事。
“致良知”起自中国，从《史记》看，可直接追溯到尧、舜、禹。到了孔、孟、老、庄时代几乎是要覆盖整个文化界。直到汉武还特诏“独尊儒术”，但这时董仲舒的儒术中，恰是“致良知”的庸俗化。“致良知”思想体系的真正发扬，已经是北宋的二程兄弟手中的事，朱熹积了大成。这一切的出现，明显是受了唐以来六祖禅宗大宏的影响。如果不是唐以来禅法的大宏，后世人对孔孟的理解，甚至难以超过董仲舒。
“致良知”真正彻底恢复孔、孟真面目，已经是到了明中叶的王阳明手中了。
“致良知”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但一直没有成为这个民族全民普及的思维方式。这除了人类还没有完全进入自己的思维成熟期之外，通天教主文化的歪曲利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仔细探讨中国人思维中的“致良知”特色的形成、演变过程，将是这组文章的重要任务。诸位要耐心等等，我会一点一点讲的。中国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致良知”，是人类进入成熟期后，才可以广泛普及的。正因为如此，迄今三千年，中国“致良知”，从未有如古希腊的“逻辑思维”一样，一下子就统治了全人类。时至今日，希腊人的这种粗鄙的思维方式，几乎是入了全人类的骨髓。
现在真是撼山易，撼“逻辑思维”难。
这其中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今后再慢慢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儒家只讲求口传心授不无关系。口传心授还要碰见明眼人，否则反容易堕入邪道。这便使其传播大大受阻。更重要的，人类至今还在自己的儿童思维期，大量的人类甚至还不知道“我是谁？”面对这种现状，只能是“逻辑思维”大行其道。
儒家讲“致良知”，最清楚的大概只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在其他方面只是讲了如何“致良知”的方法、操作，不求建立理论体系。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极大特色。今天许多教科书说的儒家体系，只是儒家的“良知”之“用”的政治伦理体系，距儒家内在的思维认知体系十万八千里。
对于“致良知”这个体系来讲，它不讲什么通用的概念道理，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传播起来也便自然困难了。
中国古文化中讲人类的认知思维，最系统、最明确的是《老子》。其前两章寥寥数语，把人类的全部认知活动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今天不详释这两段经文，只说老子对认知过程中“名”的强调，实在是有旷世大功德。
“名可，名非，常名”，这是对认知过程中“名”的地位的明确界定。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言不顺”。认知任何事物，如果不定“名”，对于人类来讲，这个认知过程就不算完成。
诸位，可细心内省一下，你碰见任何事物，是不是都会不由自主的问：“这是什么？”这就是要定“名”了。
只有“名正”了，“言”也就顺了。“言顺了”，这就是我们常言说的“合逻辑”了。
“逻辑”是“名”定了之后的事。
这一切是非常正常的人类认知过程。这个过程稍不完备，便算是没有完成“认知”。但是，老子又说：
“天下皆以美之为美者，斯恶巳；善之为善者，不善巳。”
这是《老子》第二章，紧接首章。
所谓“美”、“善”作为价值判断，与“名”的思维认知判断当然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再一个是判断“我”对此“取”与“不取”的问题，可统称价值判断。但在具体的认知过程中，两者几乎是不能分开的。
佛学讲“十二缘起”，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直至“爱”缘“取”。这在人类的认知中只是刹那，一般人完全分辨不出层次。
这是由于，我们人类的认知，正如孟子所说，因“体”本身的作用必表现出“四端”，即四类价值判断，辞让、恻隐、羞耻、是非。
在这里，孟子的原意只是说，凡认知必有四类“端”，即“体”的价值判断。但这和所谓的康德“先天道德律令”无关，反而是“礼”的必然体现。
这又扯远了，讲到孟子时，我们会详讲“四端”这个命题。在这里只是说，在一切认知过程中，每个人只要给某事物定了“名”，即下了判断，定了概念，心中必内含价值判断。佛学的“十二缘起”对这个问题讲得十分清楚了。
注意，在中国心学看来。这个“名”包含的价值判断，只是个体的、当下的，绝对不允许延伸、扩张、推及其他事物。所以老子才会说：“天下皆以”四个字。正因为“天下皆以”，所以“美”才能成为“恶”。这是中国文化儒、道、释全都强调的根本原则。所以孟子的“四端”，绝对不是康德的“先天道德律令”。
任何当下具体的价值判断，都不能够是“天下”共有的、普遍的、普世的；只能是个人的、个体的。一旦这个特定认知过程中的“名相”包含的价值判断，被推及为普世的、普遍的、“天下皆以”的、“先天道德律令”的，“道”的生命运动立即被阻隔。虽不能灾难立显，但灾难也会从此开始积累。
所以老子会说它是，“斯恶巳”。
“善之为善者，斯不善巳”。
对中国文化来说，一切认知一旦定“名”之后，只要不立即回归“至善”，“止于至善”。也即是使认知保持恍兮惚兮的状态，就必是片面的、荒唐的、错讹的。
“率性之谓道”；
“止于至善”；
“皆成佛道”；
“归根复命”；
也即是回归“本心”。真的一旦回归本心了，就是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了。
事事如此“格物致知”，久而久之，人类的认知就会是处处“良知”自显。如庖丁之“游刃有余”境界。
一切“良知”即本体应有之知，落于了“用”中；此刻，又必须不迷于“用”。这才是“致良知”。
正是老子所说，一旦“天下皆以美之为美”，那就使世界呈现出如下状态：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低相倾，音声相和”。
这个“故”字，极妙，极传神。这个世界的“分别相”的造成，就是由于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忘了时时回归“至善”，差异与矛盾便出现了；“恶”便造就了这个世界，这其中既是物理的、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心理的，两者都在一个“分别相”的大文化体系之中。注意，老子这段话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毫无关系。
而真正的“圣人”恰不进入这个体系。所以老子说：“是此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不言之教”就是不借助“名相”。
不言而有言，无言而用言；
无名而名，用名而非名；
引伸到“体之用”，便是孔子的“名不正，言不顺”。
老子这段关于“圣人”的话说的其实就是，具体的“致良知”和宏观的“愿力身”两个根本的东西。
关于愿力身，我的书中已经讲了许多，《老子》的十六章，释迦牟尼佛的《金刚经》第三章“所有一切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皆是愿力身的具体表述。愿力一旦合于“道”，就永恒入一切众生心行中，永远起作用。所以是“不言之教”、“无为之事”。这里必须说明：愿力身不是什么主宰者，只是全人类觉悟的结晶。
说到“致良知”，孔、老两家所说的“名”、“言”是完全一致的概念。可惜的是后来人肢解孔、老两家，推出无限多的“高论”，本人对这种支离之解只能瞠目结舌。
通过上述解老子第一、二章，我们发现人类个体的正常认知思维，大概主要有如下两种：
第一种，也是大家通常使用的，尤其是今人著书立说，推广教育必用的，即“逻辑思维”体系。
第二种，中国文化的心学“致良知”体系。
到底哪一个正确呢？
但凡人类的认知思维，依老子的观点，应该是这样的：
“道生一”。也即“天命之谓性”，也即《老子》第一章的“道可”。人的认知是“道”整体活动的映象。看似全是个人的其实不然。
“道”，生命本体，它本“如如不动”，动也无所动，不动也无所不动。但是，它是一切生命活动的本源，它必“生一”。它不“生一”，我连它有与没有也无法了知。甚至，连“了知”、“认知”本身也没有。
所以我们能知者，无非是“一”，即“道”所 “生”之“一”。
人们要具体体验内省，如何去认得这个“一”呢？
“一”即佛家所言的“阿弥陀”之“阿”也，“阿”即“入法界”音，表示“道”入了“法界”。所谓法界，对于人类来讲，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尘、六识，统称“十八界”。“一”即是假定的认知启动而未动的状态。
如果要勉强说，就是老子所说，“无，名为天地之始”，用儒家的话说就是“未发之谓中”。
“阿”也即是认知启动了，但还未进入“分别”的一种时态表达。
用静态比喻，就如“眼”，眼永不见眼，只是眼见万物天地，所以知“我”有“眼”。“一”、“阿”表示的就是孔子说的“不知为不知”。
认知一旦启动，“分别”开始了，便是“一生二”。
“二”是什么？老子说得非常清楚，一是天地万物，统称“被知”、“有”，再就是“有欲”、“无欲”之“观”，即“能知”。
老子更明确讲“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也就是说“二”，能知、被知，本是一回事，都是由“道”而生，二者绝对同步运动。所以是“一生二”。
这便是儒家所说“天命之谓性”。
“性”即“知”，这个“知”就是“道”、“天命”的本体功能运动。看似是个体的，实是整体的，即它是“道”、“天命”的。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老子“此两者同”的深意。他是告诉我们，能知、被知是绝对不可分的。也就是说，认知的分别是刹那闪光，一旦闪光要立归“本心”。
但是，任何个体人的认知，恰又是必“分”不可。
这也便是人类认知思维的第一个陷阱。到目前为止，对此自觉的人太少太少。现代人中更多的人是迷于“被知”是独立存在的。同时还认为所谓客观的“被知”，可以不与主观的“能知”，“此两者同”。
“被知”似乎可以独立！？这才会有了后来把“名”架空了的逻辑思维。
这个陷阱要跳出来，只有依赖“愿力身”对这个怪圈的打破。这里不多说。
第二个陷阱是，一旦“被知”、“能知”分裂为二，“二”必“生三”。
这个“三”就是“名”。
人类的认知思维到了这个阶段才算真正完成了。这在生命，就是念起到念落，也即是所谓的人与万物的生成的运动过程。
生命莫过念念，念念必有“物事”，所以“三生万物”。
迄今为止，人类认知的过程，如果都是如此正常运动，也就万事大吉了。即便有“能知”、“被知”的刻意分离，也不致于万劫不复。
进入现代人类的大麻烦是，认知过程中的分别心定下的“名”，大耍魔法，把人类的头脑搅得乱七八糟。使人类离“道”越来越远，痛苦越来越严重。
“名”，“概念”，只能是万缘相聚的刹那，能知、被知分裂之后，为了安定“能知”之心的一个会意假定。
但是现在呢？“名”、“概念”……这一切本是不能脱离每一个“当下”的假定，在今人的文化中完全架空独立运行了，这实在是太荒唐、太滑稽了。正确的“致良知”应该是判“名”之时，便是落地之时。思维落了地，即进入混沌的实践的践履中，也不忘“名”。“名”在此时也就是“非名”了。
人类在自己的儿童期，完全不知该如此细腻“内省”心的运动，更难知道我们的认知思维是永恒被 “道”左右的。几乎所有人类都总是认为个人的思维认知是绝对独立的。
“天命之谓性”。儒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正因为不知任何认知都是总体的、整体的，人类便错以为，“名”本身真有什么作用。虽然“名不正，言不顺”，没有确定的“名”无法交流；但“名”终究不是“实”，更不是“道体”本身。
“概念”与“具体”这一对矛盾，是黑格尔也懂的。概念本身是无实义的假定。但是当人类执着它本有实意之时，我们的生命运动就走入“邪”路了。所以老子会说，这种要求在同一概念下的思维，是“斯恶巳”、“不善巳”。“天下皆以”四字害死人。
也就是说，人类儿童时代的“逻辑思维”，只能是“恶”、“不善”的运行。人们，好好反省一下，今天人类的一切灾难，哪一件与此思维认知方式无关？
基督文化说的“原罪”正是指的这种思维方式。基督文化甚至认为人类自身，是绝对无法摆脱这种思维灾难的。他们不知中国文化的“愿力身”观念，“致良知”思维，本身就是超越“原罪”的。所以基督文化不能不为人类寻找到一个“主宰者”、“造物主”。
除了上述两种思维方式之外，人类中还有一种“神秘思维”。
“神秘思维”异常复杂，但终极来说，就是排除人类固有的“理性”，相信天启、神喻。对于这种神秘思维不可一概否定，但详加分辨也无益，因为绝大多数人类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即使知道一些，也大半列入“精神分裂”，我们何苦再搅起这滩臭泥来呢？
这样，我们就可知人类现有三种思维方式。这三种方式在人类发展史上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可从理论上作简单的肯定与否定。现在，我们了知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我们在平日“用心”之时明明白白，不致于自己落了陷阱，还不知是如何陷进去的，更不知陷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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