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艺 珠联璧合——康殷先生书艺创作特色浅析 韩祖伦【之三】 (2014-01-22 15:42:02)
学术书艺 珠联璧合
——康殷先生书艺创作特色浅析 韩祖伦【之三】
二、寓书学、书史知识于书法艺术之中
尽管先生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如此瞩目的成就，可一旦有人请他作些经验之谈时，他却从不以书家自居，这是为什么?笔者觉得有一对先生学问事业了解得比较全面的人讲过的一段话或可作为解释： “要说大康的贡献，以古文字研究为最，古玺印研究次之，书法、篆刻、绘画再次之。但要讲名气，则似乎得倒过来——以书法、篆刻、绘画为最，这一点，连他本人都觉得不公平。”正因为先生不以书家自居，因此他很少对书学理论和书史知识作长篇大论，即使有稿约，所言务在切实可用，绝不涉玄虚。但是，他却非常重视直观的效果，往往把多年来对书学书史书体诸方面悉心研究所得的精神僻见解寓于各种内容和样式的作品之中，这些作品构成了先生融学术书艺于一体的第二方面内容。
附图六：
1． 鸟兽篆泥金书“作用戈”(并见附图六)。如前所述，对这类有浓重装饰趣味的古文字，先生的全方位研究除了文字和文物价值的考释以外，还另辟了前人没有涉及到的区域。他在作品的款记中写道： “古有鸟篆一名，今学者宗之，统称为鸟篆。然此二戈铭中兽多于鸟，此戈三字皆作兽形、兽吻不同于鸟喙明矣。故知旧名之不确，宜正其名为鸟兽篆或分名为兽篆。”这是先生在字体分名方面的一个突破，其意义犹如近现代学者对上古音分部的不断突破和完善，使该领域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这一突破首先是建立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其次是凭借辨识古文字形的功底。而对字形观察的精细入微，我们还可以从先生的另一件鸟兽篆铭临本“自作用戈”的题识中看出：“此戈铭为鸟兽文之冠，造器时代亦早，文字谨严、精美、无与比京。其原文小于指甲，笔画细如蚊脚，而一字之内竟藏双鸟双兽，富丽从容，盖亦古今文字之极致，令人有观止之叹，遑论唐宋篆矣。”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论断是先生以严谨治学的态度索微发隐的客观公正论断。
附图九：
2．颖拓作品“西周善夫克鼎全文”(附图九)。在当今书家的作品中，颖拓作品是很难得见的。这一濒临失传的书法艺术样式在先生的手中，我们却看到了绝处逢生的飞跃。前曾谈及，颖拓这一技艺的最大艺术特色是以毛笔来表达出墨拓的效果，但若真正以颖拓和墨拓相媲美，没有深厚的底蕴和高超的技艺是不能为的。先生不仅从邓散木等前辈那里继承了这一艺术样式，而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予以发展，这幅西周善夫克鼎铭文整拓，充分显示了先生在这一艺术领域里达到的高度。全文七十一字较之金石拓片字字神完气足，斑剥的古迹虽出自毫端却堪与造化争胜。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颖拓这一艺术样式，先生在创作的同时还不忘介绍这一艺术的源流变迁，特意在整拓的下面写下了数行小记：“颖拓之法早已有之，似是墨客游戏之作，少有专以技名世者。逮及近代，姚茫父、张海若等皆擅此道，为书林增色，然亦不作大幅，张氏以后殆成绝响，今人已罕睹之矣。予非善此者，偶一为之，愿作引玉之砖耳”。语言尽管极为简约，但对颖拓之法的产生推测、流传承继，近现代的创作现状等方面都有论及，特别是最后的自谦之词，我们切不可看作是习用的套语，而应该看到这里面饱含着先生渴望这一艺术发展、振兴的深切期望。
附图十：
3．1981年，先生应人民教育出版社之约为全国的中学生临写了一套北魏和隋唐著名碑版的楷书范本(共八种，其中一种是其二弟康雍先生所临)，1984年又应河北美术出版社之约为全国广大青少年书法爱好者临写了七种汉隶碑简(其中一种为康雍先生所临)。在这种普及程度的书作中，先生仍不忘其书写作品与书学书史等方面的知识相融合的一贯宗旨，因而面对这—层次的爱好者和观赏者留下了两组很有意义的题记。楷书组共三则：(1)《郑文公碑》题识： “与白驹谷题名、张猛龙及龙藏寺等碑额笔法一脉相承(指郑文公碑的碑额字)，殆即当时榜书之正体、褚河南伊阚佛龛犹存其余意”。(2)《张猛龙碑》后记 (附图十)：“张猛龙碑雄奇峻雅，论者推为北碑之首，邓石如、赵之谦、梁启超等皆得力于此”。(3) 《隋张贵男墓志》后记(附图十)： “张贵男志方劲凝炼、清润卓绝，清末张裕钊书名重一时，康南海推为清楷第一，论者未悟其脱胎于隋志”。这第一则的题记以极为精练的字句点出了北魏著名《郑文公碑》额与同时代名碑书体相属者的类别以及对后来隋唐名碑在书体渊源上的巨大影响。第二、三两则后记则说明了《张猛龙碑》和《张贵男墓志》的书法艺术对后来书法史上许多大家所起的作用。特别要提的是张裕钊书艺脱胎于张贵男墓志的灼见，可以说是对张裕钊书艺研究方面的振聋发聩之论。细细品味原拓，不由人不拍案称绝。
我们细察这一套楷书字范本后还可以看出，先生的临写除了做到形神逼肖之外，在编排上也很有特色，即在每种临作的最后附上一页该碑志的拓片影印，再附上基本笔法示意，病笔举例，特殊笔序举例，意在使临写者既能看到原碑的精神气质，又能从临本上看清笔法的起、收、转承。不仅如此，联系到这些有如画龙点睛的题记，我们还可以看出先生正是通过这些字字珠玑的精论，对有志于此道的学子作了更深一步的指点，让他们在临写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顺着这些学有成就的大家的足迹去进—步探索成功的途径，以求进入更高的境地。
附图十一：
再看隶书组的二则：(1)《乙瑛碑》后记(附图十一)： “杨守敬评此碑云，波磔已开唐人庸俗一路，语极中肯。然以时人多爱之故勉临数行，愧亦不能得其妙而祛其俗耳”。(2)《急就章简》后记(附图十二)：
附图十二：
“急就章简似出于西汉人手笔，古茂飘逸洵为精品。出土后藏于英伦数十年，前曾有印本，今亦罕见矣。故抚其全文以广流传，虽未能工，聊胜于无”。从第一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并不迷信于古人，更重要的是他时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所起的导向作用的责任。因此，当他临写了这一通被不少的行家认为是学隶理想的入门范本后，坦率地将自己对《乙瑛碑》的评价谈了出来，并且他切中要害地叮咛学子要在继承该碑平正雍容的可取处以外，应力避一个“俗” 字。其实事求是的精神确是学者的本色。而急就章简的后记内容，意蕴更高：除了为书法史上添补了一种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外，对祖国文化宝藏的挚爱之情跃然字里行间。如果说以不误人子弟为一个书法教育家所必要具备的基本准则和应有美德的话，那末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拳拳之心则更能见出学者爱国的情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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