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书学理论对我们有多重要？其实答案真的很明显

包世臣作为清代中后期“碑派”书法的代表人物，在其碑学巨著《艺舟双楫》中以前所未有的细致和精微对北碑书法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和评价。然而，长久以来，人们往往把他局限在这狭窄的一面。有研究表明：包世臣碑学理论的建立是以技法论为核心而展开的。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书法技法的论述在包世臣书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

乾隆四十年（1775），包世臣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虽然生活极为艰苦，但早年的包世臣曾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五岁时便由父亲抱于膝上授以句读，同时开始学习书法，并曾向族曾祖请教过笔法。暂且不论金丹先生的考证正确与否，仅从包氏本身的论述，便可以看出，此书对执笔方法应该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述。因为包世臣在这段文字中已经提及“其书首重执笔”，也许正是这种先入为主的学书理念，促使了包世臣一生都对执笔法孜孜以求。

包世臣对执法方法的重视除了与他早年受到的学书理念有关，还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王世征先生在《中国书法理论纲要》一书中认为：“清代书法理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可观的，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进一步指出了清代书法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清代早期，书法理论的发展主要是沿着帖学的路子，思考着如何继承帖学的传统，并且引发了对书法理论的有关问题、书法理论偏重主体的研究，强调做人，强调心的作用。扬雄的“书为心画”，成为人们心目中书法理论问题的中心。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复兴，人们将目光渐渐转移到金石碑版书法，随之而起的碑派书法理论也相应建立起来，它不仅仅强调碑版书法的历史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书法理论研究的立足点，重新将研究的重心带入书法形式的探讨。而到清代后期，经过碑派书法理论洗礼之后，人们开始对两派书法理论的得失进行思考，并从一个新的高度对碑帖两派理论进行汇合。可以说，王先生对清代书法理论发展阶段的概括是极富见解的。通过王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中期，书法理论研究的焦点是关于书法形式方面的探讨。这与清初书法理论强调“人”“心”等形而上的研究方式有着根本的差异，它更注重的是形而下的研究，是关于书法最为基础的部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书法艺术最为基础一环的技法必然会成为人们研究的重心。而包世臣书学理论正是形成于这一历史时期，因此，包世臣书学理论中对执笔方法的论述可以说正是这种研究方式最直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