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浙江三门，此前对这个靠山临海的小县所知甚少，只知道那里的青蟹很有名，离我们家不远处原来有一家“三门湾酒店”，生意红火，天天食客盈门，据说大半是冲着那里的青蟹、小海鲜去的，前不久迁到别处去了，那段路也因此畅通了不少。在各地纷纷造“节”的热潮中，两年一度的“三门青蟹节”也举行了两届，今年没有青蟹节，但我去的正是秋天青蟹肥时，少不了要尝一尝青蟹的美味，果然与别处的蟹不同。以前默默无闻的三门沾了青蟹的光开始为外界所知，“三门青蟹，横行世界”，“三门青蟹，横行霸道”是印在一些包装盒上的广告语，听说也是当地政府提出的口号。
当然三门不只是有青蟹，从宋室南渡到明朝覆亡，从戚继光抗倭到张苍水抗清，几代王朝的浮沉，多少英雄曾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洒下过热泪，孙中山的目光也投向过神秘的三门湾。千百年来，那个离陆地只有十几分钟水程，可以把汽车渡过去的蛇蟠岛曾是海盗出没的大本营，上演过许多鲜为人知的海上活剧。
车到海边，等待轮渡，海风吹来，近海的芦苇已有秋天的意味。我对海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常常向往着面朝大海，在茫茫无际的海洋面前，我会感到灵魂的宁静。不过那天雾气很重，视线被雾遮没，看不远，浑浊的大海在脚下显得恭顺。然而旁边坚固的海堤提醒我们，大海有发怒的时候，几乎年年都有、今年尤其多的台风，让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感受到了海的威力。八年前的一场台风曾夺去了九十多人的生命。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们用高昂的代价筑起了一条可以抵御五十年不遇的台风的坚固石堤，当地人说，每走一步就要一万元的造价。在人与自然之间，有许多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上蛇蟠岛，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咸湿的气息，岛不大，只有几千人口，山也不高，树木长得稀疏，不过山里面却都藏着人工采石留下的一串串洞穴，洞外有洞，洞洞相接，整个山体仿佛都被凿空了。我们去的那一处已被开发成了“海盗村”，对于农业文明中浸染成长起来来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海盗文化无疑是陌生而神奇的，元末的方国珍、明代的王直、明末的郑芝龙这些名字我们也许并不是第一次听说，但真正将他们放置在海洋文明的背景下，从中国人向海洋讨生活、近代以前的海上贸易这些角度，对他们进行认真研究的进程还没有开始。
“盗亦有道”，海盗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到底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海盗文化中包含了那些有可能走向新文明的因子。明代的王直就是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亦盗亦商，对于海上贸易有很多独到的见解。然而，在一个片板不许下海的农耕时代，他选择的海上冒险生涯注定了是在刀头舔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明王朝所无法容忍的，他与日本关系更使他的身份打上了特殊的记号。
往事越千年，穿行在那些历代先民开采石料留下的整齐洞穴中，洞外海风轻拂，洞内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有些洞穴据说确实曾是当年海盗的窝。登上山顶，有一个“绿客亭”，是新建的，当地人告诉我们，在台州方言中，强盗、海盗都叫做“绿客”，从字面上看，大概是“绿林豪客”的意思，其中并无贬义，这是民间的看法。据说这个不大不小的岛屿最初叫做龙蟠岛，某朝皇帝专门下了一道圣旨改名蛇蟠岛。从山上望下去，海岸边围塘里到处都是养殖青蟹和其他海鲜的水洼，一派悠闲从容的气氛。现实中的蛇蟠岛离海盗文化是那么遥远。然而，在鸦片战争的大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前，我们的海岸线上，至少在东南沿海一带，长期以来都是海盗称雄的世界，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佝偻在土地上，不敢直面辽阔无边的海洋，注定了衰落的命运。
1916年8月，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结束第二次流亡生涯，回到祖国，曾在东南沿海一带做过一番比较仔细的考察，对三门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后他在著名的《实业计划》中提出三门湾以北的石浦可以建成“东方第九渔业港”。
19世纪末，三门湾差一点成了意大利的租借地。进入民国之后，南洋华侨曾经想建设三门湾模范自治农垦区。最早计划投资开发三门湾的是实业家许廷佐（1882 1941），他是舟山人，幼年丧父，经一位传教士介绍，少年时到上海一家外商饭店打工，勤敏好学，服务周全，不到十年，他就利用辛苦积攒的小费在上海百老汇路自办了益利饭店，生意日益兴隆，他又创办了益利汽水厂、益利五金店、益利拆船打捞公司等。1922年，他和朱葆三合资购置“舟山轮”，开辟上海--定海 穿山 海门航线。1926年，他创办生产力利轮船公司，有2艘轮船往来于上海 定海 温州航线，1929年，又开通了上海 定海 三门湾航线。
也就是这一年，许廷佐发起组建“三门湾开埠公司”，自任经理，聘请比利时工程师进行设计，拟定了开放三门湾的宏大计划中，包括筑十里防洪堤，围涂16万亩，建三门港，修建三门到义乌的铁路，以及三门到宁波、杭州、温州的公路，同时办造船厂、机械厂、采矿场、飞机场等等。第一期需资金300万元，他本人以私产抵押，借政府公债50万元，准备在三门湾大干一场，他先建起益利码头、堆栈、旅馆，“益利号” 轮船往返于上海与三门之间，成为海上热线。上海商人闻风而至，有百余家计划到三门挽投资，渔盐、商贸、垦牧等都已铺开。
当年秋天，当满载百货、机器设备的“益利号”进入三门湾时，被十多只海盗船包围，船上货物被抢劫一空。经此一劫，商家裹足，资金不继，工程停顿，许廷佐忧愤成疾，失去了雄心壮志。三门湾开发计划从此搁浅，这一搁至少就是70年。
三门县城离海边就很远，大概以前没有想过建成一个滨海小城，还是一种内陆型的思维，再看看当地政府现在提出的开发建设“三港三城”的思路，我们不难想见，三门人开始意识到靠海的优势，大海的重要性。当年，实业家许廷佐在构想三门湾开发计划时，也许做梦不会想到这里会出现一座核电站。
离开蛇蟠岛后，我们到了正在建设三门湾核电厂的工地，那一片地方正好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的半岛，像一个猫头，猫头山、猫头洋的地名由此而来，地理上相对独立，加上天然的地质条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被国家选中作为核电厂址。附近村落人口不多，有些已经迁移，剩下的不久也要离开。这里的渔民祖祖辈辈都以出海捕渔为生，我们遇到一个还没有迁走的老渔民，一脸的沧桑，说起孩子和家里的捕鱼船，已远去江苏南通附近的海域捕鱼，三门湾一带不太能捕到鱼了，传统的渔业面临着新的变化。说起生活，他觉得渔民过得还可以，一般几户人家合伙买一条鱼船，雇佣外地民工帮忙。
看着被炸平的两座山头，看着围垦出来的上千亩海塘，除了增强人类移山填海、向大自然索取的信心，还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最容易感受到的核电项目落户给三门带来的希望，三门人对此引以自豪，对未来充满了美好而朦胧的憧憬。在经济发达的浙江台州，三门属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主政者对发展经济的热望超过了一切，那种迫切、那种焦虑，对一个栖身商业时代的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天，因为去浮门古村，我们又一次经过猫头山的核电厂工地，天上下着雨，站在海堤上，听着海浪的呻吟，海水是那么浑浊，在雨中聆听海的声音，我在想，用不了太久，现代工业文明的力量也许就会打破三门湾古老的寂静，连那种原生态的海浪声都会变得越来越奢侈。
在前往浮门古村的路上，我们的车在沿着海边的公路弯曲前行，山和海，海边人家，海滩，如果是一个阳光柔和的日子，如果大海是蔚蓝的，那就是最好的风景。一路上，当地的司机和我们念叨三门民风的淳朴，说来自各地的打鱼船遇风浪到三门这里避风，总是能得到友善的对待，而且从来没有听说本地渔民和外地渔民在附近海域发生纠纷，打架之类。
路过健跳江，已架起了造价7800万元的大桥，成为三门当地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江名健跳，同行的一位朋友马上想到了遥远的虎跳峡，猜想这条江最狭处也如同一个健壮的人一脚能跳过似的，不无道理。江又名琴江，传说中，这是金兵南下、仓皇南逃的宋高宗赵构投琴之处。当地拍的一个记录片《琴江问海》就将这个故事演绎了一番。江又名浮门江，与浮门村就联系在一起了。
老实说，当我听说浮门古村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我对那里是有所期待的，我想至少有些老屋能找到一些岁月沧桑的痕迹。然而，车一拐进村子，我就感觉不对，与我想象差距太大。吸引我来到这个小村庄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南朝宋齐梁陈，陈被隋灭后，曾风云江南的陈霸先后裔南下逃难，船上还带有太湖石，先是浮海到了临海，再到三门的牛头洋，拐进港湾，沿江而上，正好潮水一直涨到五峰山脚下，他们上岸落脚。等到追兵来时，已经退潮，沿江找不到人的踪迹，就此作罢。陈氏后人就在浮门江不远处的这个浮门村定居，繁衍生息。在那个秋雨迷离的下午，当我们走进千年古村时，却已经形迹全无，房子似乎都是最近这些年建的，与普通的小山村毫无区别。
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油漆味还没来得及散去的“安住寺” 大殿前面，显然是新建起来的。听说这本是陈氏的家庙，供奉陈氏三帝，到了唐代扩建为安住寺，历经千年，香火旺盛，到晚清一场大火之后才逐渐冷落，在司机的带领下，我们径直到了寺院后面的山坡上，草丛中俨然有两块石碑，一块是隶书“古安住寺”几个字，一块是行书“蟠龙山”三个字，都是清乾隆时留下的，有两百多年了。到了寺前，我们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崭新的塑像。站在门前，抬头看左边雨中的青山，山势逶迤，还能看到一些有年头的老树，如果说青山不老，大约也只有这座山见证了千年的风雨，一代代陈氏后人的生活，任何一个王朝总要化为灰烬，皇家的后人也免不了回到平凡的生存中，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个地方的生存环境无疑都是艰难的，陈氏后人守护着这个安住寺，过的却是日出而作的农人生活。祖上的荣华自王朝覆灭的那一刻起，就已成为遥远的旧梦，安住寺就是寄托梦的一种方式。
由于管事的和尚不在，我们没有看到相传保存了一千五百年的太湖石。门前没有涧水潺潺，但还能见到如今看来显得十分低矮的石桥，依稀可以想见当年青山绿水的景象，安住寺鼎盛时期，桥就有三座，所谓“三桥连山门，门前着衣亭”。
到了村里，我们向村民打听这个村是否还是陈姓居多，村民告诉我们，陈姓几乎都搬到附近健跳镇上去了，这里的姓氏很杂。原来村民们主要以种地为生，现在土地被征用了，主要靠打工，所以村里不太看到青年男女，只有老少，据说都出门打工去了。与靠海为生的渔民相比，靠土地为生的农民生活要艰难得多。秋雨中，整个村落有些幽静，我在想，千百年来，多少世代的农民恪守的那种生存方式是否正面临着挑战？
归途中，司机突然问起一个问题，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他自己的答案是：“腐败。”腐败集中的资金用来投资，经济才能起来。虽然他对腐败现象、社会不公同样不满，却有着那样一种奇怪的论点，让我想起一些经济学家有关“腐败润滑剂”的观点，这位土地被征用、脑筋活络的农民显然不是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的启示，而是他自己的一种观察。我一时无语了。
带着心中的一些疑问，在离开三门前夕，我们专门去了解一下三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情况。当地农业局的负责人再三指出，他们搞的不是农业合作社，也不是农村合作社，农民是核心，特别强调专业化程度，现在所有的合作社都是按产业（而不是区域）形成的，比如水产品养殖合作社、西瓜合作社、生猪合作社、柑橘合作社、花卉合作社、芦笋合作社、茶叶合作社等等，其中规模最大、成气候的要数水产品养殖方面的合作社。
我们走访了一家青蟹合作社，社员选举产生的理事长表示，成立合作社确实有很多好处，比如经常组织社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提高专业水准，比如统一打品牌，统一做市场，减少了相互残杀，内部消耗，他们的青蟹品牌已经有统一的包装，市场效果良好，大家都得益。
同时，他也坦承合作社发展面临的许多困难，由于合作社的相关法律还没有出台，现在合作社是在工商注册的，交税时常常是按企业对待的，实际上又不是企业，此外在资金积累、申请贷款等方面也都有很多目前尚难解决的问题。合作社的路还刚刚开始，到底怎么走，确实还有许多困惑。
三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得比较早，前身就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开始不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引导的。现在当地农业局认可的合作社只有50家，光是在工商局注册登记的有120家。它们不是股份合作经济，不是股份公司，是生产、加工、销售一体的。对于合作社的前景，农业部门也有一些担心，他们提出要有几个防止，一是防止合作社成为个别人发财致富、牺牲多数社员利益的工具，也就是担心有些返销大户挂合作社的招牌，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二是防止走老路，办成原来的老合作社，类似来的供销合作社，少数人说了算，资产不明细，资产为少数人所有。三是防止把合作社办成企业，应该是劳动最多，得益最多，而不是资产最多，得益最多。三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有几条硬性规定，生产社员必须在50%以上（担心不搞生产、只从事经营的返销大户控制），单个股份不得在20%以上（担心有人控股），实行一人多票的民主，也就是一股一票，以生产规模确定股权，按股权设票数，这一规定的意图是既要保护多数人的利益，也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主要就是保护产业的利益。此外，为了防止同类产业成立不同的合作社，当地的做法一般是搞大合作社，然后再进行分层、分组。
当然，专业合作社的形成需要有一定基础，一是产业基础，有特色，农民有积极性，二是市场基础，要有品牌，要开拓市场能力的人。分散的农民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创造自己的生活，这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古老大国，这是一个不得不直面的问题。现在没有农会，农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新型合作社的出现在解决农民经济问题的同时，是不是也为他们的权益保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三门县在内，在全国各地的专业合作社，他们的探索都不是无益的，尽管还是在尝试、摸索阶段，许多做法都还没有成熟。三门的问题也是中国广大的农村面临的问题。告别三门的时候，天上依然下着雨，三门带给我的深思还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