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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慷慨悲歌⑸ 刺杀董卓之后，王允总揽了朝政；长期受到压制和迫害的士人们终于有了机会主导政权，实践安邦定国的理想。 腐朽的东汉政权经过董卓的一番胡作非为，已经摇摇欲坠，刀兵四起，黎民涂炭，国家分崩离析。以王允为代表的士人的掌权，使人看到了结束分裂，重归一统的希望。 摆在王允面前的，有两个紧迫的任务：一是妥善处理董卓的旧部，稳定局势，巩固新政权的统治；二是消除关东群雄的割据，恢复国家的统一局面。 董卓虽然死了，但他的军队还都完整无损的存在。董卓在被孙坚打败，退往关中的时候，派他的心腹将领牛辅、董越、段煨等率兵屯驻安邑、陕县、华阴一线，以阻挡关东群雄西进长安。这些将领手中都握有重兵，如果处置不当，就很容易造成动乱。 而王允手中所掌握的军队，主要是吕布的并州军团和长安的董卓旧部，吕布的并州军团人数较少，战斗力较董卓的凉州兵要略逊一筹，是不足以支撑局面的；长安的董卓旧部虽然归降，但人心不稳，很不可靠，也不能作为平定叛乱的倚仗。 因此，新生士人政权的统治其实很脆弱，摆在他们面前的形势很严峻。 王允对此当然清楚，因此一掌权就开始着手处理董卓的旧部。 对董卓旧部的处理，有三个可以选择的办法：一是赦免，收为己用；二是解散，打发回家；三是毫不留情予以诛杀。 吕布是主张诛杀的，《资治通鉴》卷60记载：初，吕布劝王允尽杀董卓部曲。王允不同意，说：他们没有罪，不能这么做。看来王允是主张赦免的。接下来，王允不仅不颁布赦令，据《谢承后汉书》记载，在董卓部将联合派使者到长安乞求赦免的时候，却又严辞拒绝，则王允又是主张诛杀的。既然要诛杀董卓部曲，可对于留在长安的董卓旧部胡轸、徐荣等人却丝毫没有任何动作，仍然让他们带兵，以致于在李傕、郭汜等叛军打来的时候，这些旧部做了内应，投降了叛军。 王允的这种做法让人觉得前后矛盾，愚不可及。正是因为这种愚蠢的措施导致了董卓旧部的叛乱，他们在李傕、郭汜等的率领下，攻陷了长安，杀害了王允，东汉朝廷再一次控制在凉州武人手中，安定天下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王允往往被认为是葬送新生士人政权的罪魁祸首：《三国演义》当中“犯长安李傕听贾诩”一章就是按照这一思路编写的；柏杨先生在《资治通鉴》的评论中更是把王允和董卓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两个在顽固和愚蠢方面不相上下，正是因为王允的顽固和愚蠢才丧失了东汉王朝复兴的最后契机，造成了后来的天下大乱。 这些看法都有失偏颇。 我们往往以“事后诸葛亮”的观念来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为我们事先已经知道了事件的结果，因此对其中历史人物的作为往往按照其结果进行臧否，凡是结果失败的统统都归结于历史人物的无能，这是非常有害的，这样的做法是无法真正起到“以史为鉴”作用的。 而且，政治斗争都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作为传统士人集团代表人物的王允，他的行为其实是传统士人集团政治意志和利益的体现，罪责不能都归咎到王允头上。 王允过去曾在豫州刺史任上大破黄巾军，说明他有相当的军事水平；对于董卓的残暴统治，能够忍辱负重，博取董卓的信任，说明他有相当的政治手段；在董卓的严密监视和防范下，能够周密部署，不被董卓发觉，并抓住吕布和董卓的矛盾，成功的刺杀董卓，说明他有非凡的政治能力。就这么一个优秀的政治人物，怎么会在刺杀董卓之后突然变得愚蠢了呢？这不是让人觉得奇怪吗？ 可能史书的编写者也觉得这些无法让人信服，因此他们给出了一个牵强的理由。《后汉书·王允传》上说：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说的是王允在刺杀董卓之后，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变得独断专横，不讲策略，这造成了他对待董卓旧部上的处置失当。 这个理由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也采用了，只不过他觉得仍然不够充分，因此他做了两点补充：一是在这段话里的“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后面补充了四个字——“颇自骄傲”，用来说明王允后面那些“愚蠢”的行为都是因为骄傲自满造成的。二是补充了一段情节，就是王允不顾众人劝阻一意孤行处死名士蔡邕的事，这件事见于《谢承后汉书》。蔡邕是当时的名士，在天下享有很高的声望，董卓专权后，为笼络天下人之心，特地征召蔡邕为官，对他极为亲近和信任。董卓死时，蔡邕和众士大夫在王允那里议事，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感念于董卓过去对自己的厚恩，不禁发出一声叹息。王允本来就憎恨蔡邕不守名士节操，屈身依附董卓，听到叹息，勃然大怒——为了刺杀董卓，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大功告成，而蔡邕竟然还对董卓的一己私情念念不忘！于是立刻将蔡邕下狱，准备处死。士大夫们怜惜蔡邕的才华，纷纷劝谏，王允不从，坚持杀了蔡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把这件事列上去，是为了彰显王允的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作为“独断专横”这个理由的补充。他随后还引用了时任太尉的马日磾的话说：“王公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意思是说，蔡邕虽然被董卓重用，但他本质上是个善良的人，而善良的人是国家的命脉；蔡邕当时正在续写《汉书》，还没有完成——古代历代王朝对编写前朝史书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国家的大典——杀了蔡邕将使这个大典荒废，无人能继，因此王允杀蔡邕就叫做“灭纪废典”。一个政权做出了“灭纪废典”这样残暴而愚蠢的事，怎么能够长久呢？司马光引用这句话，是想说明王允的失败是他自己种下的败因。 虽然司马光苦心孤诣做了这两点补充，但王允从一个智计非凡的人物突然变得固执愚蠢这个观点，仍然让人无非信服——这不过是一种片面的推测罢了。而仅仅就因为杀了一个腐儒蔡邕，就预兆了以后的失败，也太不合情理——董卓屠杀的名士多了，其残暴统治不也维持了很久吗？曹操之杀孔融，孙策之杀盛宪，均是当时名重天下的士人，情理与此相同，不是也没有危及自己的统治吗？ 如果抛开史家主观臆断的推测，对这段期间的史实结合前后形势进行客观考证分析，会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王允在刺杀董卓之前的睿智与随后看似愚蠢的行为，都是因为这条线索在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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