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古刹承恩寺
承恩寺坐落在石景山模式口大街路北，山门与北京九中校门隔街相望。解放后一度成为石景山中学所在地，1990年升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更升格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寺建造年代虽晚于临近的法海寺，但在北京地区却是最具神秘色彩的佛教寺庙之一。寺庙坐北朝南，古树参天，格局完整，建筑宏伟，庙产雄厚。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钟鼓楼、东西配殿和倒座房，工艺精湛。
《民国二十年僧案选》记载：“本庙面积亩数，约十四亩有余，又毗连余地三十三亩。本庙房屋间数，一百二十五间。附属土地亩数，平地山地二顷零七亩。又云，慧志和尚自置民红契地二顷十八亩……庙内神像有毗卢佛、释迦佛、菩萨、韦驮、伽蓝、天王、金刚、十八罗汉、天仙圣母、二郎神、关帝，泥质神像共二十七尊，铜质五十一尊，铜钟二架，大鼓二面，铁磬一口。藏经全部十分之四。”简而言之，模式口的半条街、村西的田义墓、隘口后的塔院、高井村的翠云庵，原都是它的庙产，连北京九中原来也是该寺僧人的菜园子。
故老相传，早在唐武德年间此地便有寺院存在，到了明代仅存基址。承恩寺因旧基，建于明朝的正德八年，寺额为皇帝敕赐，少师兼太子太师李东阳还特地撰写了《承恩寺记略》碑文，点明了它“崇冈后峙，高塔前耸”的风水特点。明代大文学家王思任在《游西山诸名胜记》中，记载该寺的住持僧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替身僧。清初文人怀应聘在《游西山记》一文记载，当时的寺僧对他说过：万历皇帝曾驻跸该寺，寺内一直留有“龙座”等物，直到清灭亡了明才赶紧“灭迹”。清代的礼亲王把该寺作为家庙，清末的醇亲王等权贵多次在寺内住宿。
而这座挂有“敕赐承恩寺”匾额的古寺庙，还有“三不”之谜让人感到费解。据历史记载，此寺自建寺以来一不受香火、二不做道场、三不开庙门，此乃违反佛教常规，在北京各庙观实属少见。
观承恩寺所在之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地处京西古道模石口隘口东侧，是张北、山西、内蒙等进京的必经之路。从表面上看，承恩寺是座普通的宗教寺院，但建寺人却非同一般，它是明朝司礼监大太监温祥，当时也是皇太后的心腹。
据明史记载，正德年间庄王幼子谋反案和都指挥佥事江彬造反案件，皆是由温祥受命一手查办。从中说明朝廷对他的重视与信赖，温祥或许是锦衣卫头目。就承恩寺所在地理位置上看，此处是军事商旅等各方人士重要通道，借寺庙为掩护监视三教九流的活动可不显山露水。由此，有专家认为承恩寺很可能是温祥建立的情报机构。
承恩寺山门前，有一对石雕物件十分抢眼，是两级台阶似的上马石。两方东西分立，石质近于汉白玉，形制一模一样，重约1000公斤，应为清代石刻。每块上马石侧面呈L形，长约四尺半，宽约二尺，高近二尺。底为须弥座，边框饰祥云纹饰；一级踏台长方形，朴素无华，长约二尺半；二级踏台比一级高约一尺，平面二尺正方，周边饰繁缛纹饰的锦缎和金钱，寓意“锦绣前程”、“福在马前（钱）”或“马上前（钱）程”。石景山区的上马石仅在承恩寺有，也可佐证此寺绝不是一所普通的庙宇。
旧时，模石口古村的街巷中商铺云集、人来人往，庙前的京西大道上车水马龙、驼铃不断。惟独承恩寺山门紧闭，寂静的寺院无一人进出。堂而皇之的古刹禅林犹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成为了一处可望而不可即的世外桃源。
山门殿与天王殿之间不大的区域，密植九株古柏，遒劲苍翠。
山门殿内的梁架，依然保留着当初斑驳的彩画。
天王殿貌不惊人，却是承恩寺得以跻身国保的重要原因。
钟鼓楼的位置也很特别，不在天王殿前，而在其左右，且不是独立的建筑，而是在天王殿左右的转角处起阁，可说独树一帜。
承恩寺的建筑中有一个比较少见的特征，那就是在寺院围墙角处建有角楼，其角楼形式与军事设施碉楼非常相似，且其寺院围墙为虎皮石墙体，不似一般寺院为青砖或城砖砌筑。
在该寺院内四角各有一座10米高的碉楼，其为三层，长方形，面积约108平方米。且传说寺内有地下室，通过地道与碉楼相通，这在北京寺庙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有人推测承恩寺的功能具有军事目的，或是东厂、西厂的特务机构在北京外围的据点。
但也有专家质疑：其角楼虽然确实类似碉楼，但是这几座角楼与西山一带乾隆年间所建的碉楼相比，体量上要小很多，况且仅凭四座角楼则几乎不具备太强的军事防御功能。
因为临街的山门和寺院内建筑都是木构，用火攻或者炮石类武器，这座寺院不堪一击。再有，如果是将特务机构隐蔽于寺院之中，又何必建造这种令人遐思的标志物呢？
承恩寺内原有壁画多幅，其画法精湛，可与法海寺壁画相媲美。可惜现只在天王殿存有四幅，其余均毁于近代。无奈大殿紧锁，不得入内观瞻，只得借用网络图片。北门两侧北墙上的两幅壁画，有出奇的内容和艺术水平。两幅壁画描画的是“放生”和“放飞”的故事。西面的壁画上左侧有一匹白马和一匹灰马，跳跃着向人群奔来，最左边的侍女却牵着一头黄色鹿，走在两匹马的前头。皇后捧着一个黄色花纹大碗，里面盛着要放生的鱼虾，两名侍女为皇后举着团扇，一名侍女为皇帝举着华盖，另一名侍女紧挨着皇帝手持一个小口径大肚的蓝瓶。皇帝走在最右边，用一枚浅口盘向桥下的水中释放鱼虾蟹，水注中共有6条活物：一蟹、二虾、三鱼，水注下泄后击起了不小的浪花。
东面壁画和西面壁画相对称，皇帝位于最左边，他左手正释放一只有凤头的鸟，这只鸟的上方有7只被放了的鸟已经起飞，按比例飞得越远的身子越小。除3名打扇、打伞的侍女外，有1名侍女由皇后捧着的鸟笼中取出1只鸟，准备递给皇帝放飞，最左边的1名侍女拿着第2个鸟笼子，早已是空的。第5名侍女手捧着一个红色的盒子。画面下方有非常写实的野花，栩栩如生。
天王殿内东西两侧“巨龙图”保存完好，分别绘有青、白、黄、绿四条巨龙，画面清晰，形态逼真。四龙于云天盘旋，飞舞腾跃，威武生动，气势非凡。尤其是退晕法着色独具匠心，反映出明代壁画的高超艺术。该殿壁画与相邻的法海寺壁画意境迥异，既反映出明代壁画的相同之处，也能看出其笔法上的多种风格。这种被封建社会视为民间禁物的装饰，在其它寺庙难以企及，说明承恩寺地位之高。
大雄宝殿面阔五间，原有释迦牟尼铜佛像一尊，通体高为2.5米。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承恩寺明碑二：一为敕谕碑，正德八年立；一为吏部尚书李东阳撰记，正德十年立。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撰写碑文记有：“都城之西山，自太行迤逦而来，二千余里，迄于古碣石之地，以入于海。屏嶂严固，岩峦起伏，奇踪巨丽，甲于天下。释刹道观，往往各得其胜。乃于金山之西，香山之南，有山名曰翠微，有新刹一区，额曰承恩。”以后又记有：“兹寺经始于正德五年庚子之春，落成于八年癸酉之秋，额名实上所赐。且命僧宗永为僧录司左觉义，兼本寺主持。”
然而记载中的这两块明代碑刻，如今都不翼而飞，只留下残缺的赑屃底座。
现存两块清代碑刻，一为“重修承恩寺碑”，道光二十三年三月谷旦立。长白钟泰撰文，长白科年敬书。
碑文中记载：“乃磨石口旧有前明上方一座，自乾隆二十二年重修之后，又历八十馀春秋，颇形倾圮。首领太监刘金庆目睹情形，爰倡义举，并承礼亲王菊泉主人慨捐多金，用完善果。于是构料鸠工，以新庙貌，计六十日，精舍告成，而殿宇遂以改观焉。”
底座上的飞龙和海水雕刻，也已损毁严重。
另一块字迹已经漫漶，但仍可看出是一块捐财记名功德碑。
密密麻麻刻满了善士的芳名和捐赠银两的数额，估计是清代重修时的记录。
天王殿两侧各有转角房三间，并起阁建有钟鼓二楼。现在虽然油漆彩绘已剥落，但是仍能看出其设计精巧。
钟鼓楼内的空间，现成为承恩寺文保所以及石景山区文保协会的办公用房。
文保所长的办公室，条件虽然谈不上艰苦，但也是狭小逼仄。
寺院两侧的偏殿，现在也用于接待室、会议室等办公用途，冠以“白果厅”等名号。
作为正殿的大雄宝殿却只是硬山结构，殊为怪异，想来是清代重修时降低了规格。
绕到大雄宝殿背面，有围墙将法堂隔绝于后。
后院被另一单位占据，院门紧锁，难窥真容。
树荫之下，散放着不少残破的石构件。
有香炉座、石窗棂，看雕工皆是老物件。
此次参观神秘的承恩寺，承蒙李新乐老师热情接待。他是石景山区政协特约文史委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研究员，对京西典故烂熟于心，发表过数十万字的文史研究文章，取得的一些成果，订正了权威史书的部分错误，填补了北京史研究上的空白。其新浪博客“双塔邨人”，在圈内评价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