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古玉形式与纹饰的关联性─以南越王墓玉器为例 文邱壬洲 中国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利用玉器的历史极其悠久，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文化墓葬出土的新石器中期玉玦，距今已经8000年；而玉器显示权力、地位的现象，在新乐与河姆渡两处的原始文化就可见端倪；到了商周，更是明确规定等级不同，所执玉器就不能一样，《周礼》：「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到了《史记》更是有：「愿以十五城请易璧。」的记载。 华夏民族对玉的崇敬与珍爱，具有连续性与一贯性，具有恒久的特殊意义；而玉器的玉料取得不易，玉材珍贵，且治玉工艺复杂，可说远超过其它材质的加工制造，治玉工艺成为古代中国的高科技手工业。 玉器的制作是极其的细密繁复，因此，在制作之前的设计、规划，更是可以显出历代的严谨态度；在良渚文化中，出土于余杭反山墓地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图1)，经简化图案化后，有规律的置放于琮(图2)、璜(图3)、钺…中；商代玉器常以双阴线雕琢纹饰，配合器形随着弯曲，且于器缘作镂空装饰(图4、5)；西周玉雕以阴线及斜刀工艺琢纹，将人、龙、兽形成缠身同体的设计(图6.7)；而春秋将虺龙抽象化，隐身于繁密的纹饰之中(图8)。 有写实、繁复，有抽象、极简，有的刚劲有力、有的流畅生动，而且，处处流露出设计者在珍贵的玉宝上的无限巧思，这伟大的设计结合了当代的工艺技术，而形成了强烈的时代风格。 在观察玉器的时代特征时，可以发现设计手法及工艺技术的时代性，尤其是设计上的规律性，在零件与母题之间，也就是纹饰与形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当把地域、时间等变量降到最低，而且比对样本数较多时，更可清晰的看出形纹之间的关联性；因此，以下以南越王墓出土玉器为例来作探索。 西汉南越王赵眛墓，安然在广州市象岗上度过了两千多年，它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出土随葬物最丰富、墓主身分最高的汉墓。墓中出土玉器240多件，其数量多、器形广、纹饰精巧、雕工细致而且装配复杂，可说是汉玉之大观。玉剑饰众多，八节玉带钩、兽首含璧玉饰、金虎扣玉龙等，皆极为精美，玉角杯、玉卮、玉盖杯、玉盒、高足杯等五件玉器皿，更属罕见。。 但是，虽然出自同一墓穴，但却存在着时间与空间的复杂内涵；首先在于时间的落差，该墓的两件卷云纹龙首玉珩A4及A5(图9、10)，当属战国早期遗物，龙形佩(图11)与战国晚期楚式玉龙形佩相似(杨建芳，《南越王墓玉器研究》《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页113。)。 其次在于南越王国复杂的文化背景，这个由秦将赵陀所建立的南越国，其玉器不但与中原地区的汉玉有密切关系，部分亦呈现楚、越文化的因素(高美庆，《南越王墓玉器-序言》，页14)。 然而，玉器制作经由史前到商周，对于选玉、制作、用玉制度，已经成熟而完整，西汉玉人的治玉工艺，经过了制式化的训练与设备工具的成熟，还是形成了明显的特征、风格。 在南越王墓玉器中，首先可见的是呈几何的圆形、方形框架中，填充了榖纹、勾连乳丁纹；圆形几何中，不论是璧(图12~14)、还是剑首(图15~17)，甚至是玉盒上下两圈的带状圆环区块中(图18.19)，也填充了如意、阶梯勾连乳丁纹；玉璜的中间也是榖纹(图20)。而铜框镶玉杯(图21)、高足玉杯(图22)及玉剑璲(图23)的方形几何区块中，也都填充了勾连乳丁纹于内。 在较为整齐的带状区块中，仍然可见榖纹、勾连乳丁纹的填充，连体双龙佩(图24)、金钩玉龙(图25)、玉带钩(图26)就是以此作主要的装饰。但勾连乳丁纹甚至还装饰了不规则的空白处，如韘形佩(图27)及角形杯的局部(图28)。 圆形几何区块中，另一可见的是蒲纹的装饰，但仅见于双身龙纹大璧(图29)及玉珩(图30)；蒲纹为省略了榖纹制作的后二个工序，这应与丧葬玉节省工序有关。 在大面积的几何空间中，装饰了榖纹及勾连乳丁纹，使得画面呈现整齐、简练、平衡的效果，而外围却常搭配了生动灵活的纹饰，如龙凤纹或花卉纹等(图14.31)，将整齐与变化结合，形成动静均衡的美感。而且，璧心若有镂空造型，有规律的都以游龙纹为主题(图12.14)，游龙虽处在圆形框架中，倒是一副优游自在、神气活现的模样。 同样是较为规整的空白处，若是在韘形佩的凹弧面，西汉的玉人就以非常动感的流云纹(图32.33)来做装饰，充分显示了汉代以曲线来创作的习性，使母题产生流动、弹性、张力的视觉效果。 西汉玉雕能成为中国玉器史的巅峰时期，高浮雕的高超技术，为代表性的工艺之一，南越王的玉器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仅局限在剑饰(图34~37)及印章(图38)上使用了高浮雕，纹饰主要是螭虎，配合熊、猴；受限于功能与形式，玉人在单调的方格中，利用了多视角的表现手法，使扭曲转动的身躯神奇的勾划了生龙活虎的神态。高浮雕不仅提供了线条的美感，还表现了高低变化的效果，立体化的技法提高了审美的情趣。 立体化的造型可以流畅生动，平面化的图案也可以有别出心裁的设计；兽首如牛头状，躯体为双蛇形，又称为 ”双身龙纹”(图39)，填充在大璧的外缘一圈(图40)或是内外两圈(图29)，为战国晚至西汉常见的丧葬用玉；另一种透雕双身龙纹璧(图41)，琢磨精细、形体别致，有别于” 双身龙纹大璧”，应非丧葬玉，双身龙纹装饰于内环。 兽首纹为古代器物常见的纹饰，南越王玉器的兽首纹常填充在玉剑格上，结合得和谐而生动，是一个纹随形的杰出设计，而且有具象写实(图42)与抽象几何(图43)的变化；而装配在剑珌下端的兽首纹(图44)，上端以勾连雷纹的几何图案来表现龙身，配合梯形的外型、对称的布局，充分展现设计者的巧思。 玉器的纹饰以砣具制作为主，所琢的线条为直线走向，曲线必须接续直线而成；但是，西汉玉人为了使线条充满活力，喜欢使用了优美宛转的扭绳纹技法，展现琢玉如泥的高工艺性；而在扭绳纹的运用上，又再次看到其规律性。 不论是浮雕还是平面的螭虎、游龙尾部(图45.46)，还是角形杯的底端尾部(图47)，以及玉舞人的衣袖尾端(图48)，都是以扭绳纹作为表现手法，这使得母题造型充满了强烈的动感，产生勃勃的生机。 自战国以来，玉环就常以扭绳纹作润色，在南越王的玉环上，也全面的使用扭绳纹的技法(图49)，连玉盒上的活环，也饰以扭绳纹(图50)。 扭绳纹的另一个用途在作为区域的分隔线，在双身龙纹大璧的内、外边以及内外环之间，皆饰以纽绳纹的区隔线(图51)。 在坚硬冰冷、色彩单调的玉石上，西汉的玉人似乎不断的尝试让玉器呈现生动的气韵，这种为了动感而设计的理念，以曲线为主要线条的技法，似乎无所不在；在圆形画面的中心部份，饰以凸起的云涡纹，带来了旋动却又不失平衡的色彩，在剑首(图52)和八节带钩腹部的圆钮处(图53)，都可见到；圆形空间上的另一种装饰，是出现了优雅别致的花瓣纹来作点缀(图54.55)，与剑首上的张力十足的螭虎呈现了刚柔并济的阴阳平衡。 而在玉器的细微处，西汉玉人填充了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装饰线纹，微小的设计，就让气韵更为生动了起来，呈现一种玲珑剔透之美。 首先，看到被称为代表越式风格的双S纹，在绝美的透雕龙凤纹重环佩的内圈上(图56)，出现了这唯一的双S纹，配合环内张牙舞爪的龙纹与环外的回眸的凤纹与卷动的云气，呈现了弹性与张力。 在兽纹身躯的凹弧面，有数处装置了似逗点纹 (图57)，大有加强平面兽纹的三维效果；而在兽纹的前后腿部，沿着腿形勾勒的钩云纹(图58)，凸显了腿部立体感及肌肉力度。 在龙纹的颈部，普遍出现了流动的卷云纹 (图59)，似乎在诠释颈部的扭动与活力；这样的表情，用在舞人的长袖上(图60)，与扭腰舞袖的姿态搭配，当然舞蹈性十足了。 有抽象的写意也有写实的线纹；在龙纹的上唇边，都饰以长曲并行线纹 (图61)，很明显的是在描述胡须的形体，生动而细腻，非常有趣。 除此之外，还在细窄条带上，布满了如等号的双曲纹饰 (图62)；在花朵造型中间空白处，以及正面龙首顶上，都出现了如花朵的斜格纹 (图63.64)。 由这些细小的装饰线纹，又再次看到西汉玉人严谨的基本功，是有规律的创作习性与工艺手法。 欣赏了以上变化多端的装饰纹饰，我们不难发现西汉玉器逐渐跳脱战国以来的对称格局，而是在变化中求平衡，一种刚与柔、虚与实、动与静的融合，在大面积求实在，在细微处表现流动的规律性。 而玉器的制作，局限颇多，包括玉材、功能、工具以及技术等，但是，西汉玉人在无法自由创作的空间里，利用积累的丰富经验，使造型与纹饰呈现规律性的搭配，在实用的功能上发挥了最大的审美情趣，使华丽与朴质趋于完美的均衡，堪称伟大的艺术创作。 这样高超成熟的工艺深度，或许是经过了严整统一的教育系统，让这些纹饰就像基本词汇，有系统、如公式般的，填入特定的空间内，形成了南越王的玉器风格。 而同个时期的中原玉器，亦或是楚国玉器，是否存在相同的设计概念、形纹关系？如果相同，就有机会对西汉的玉人制度有更多的了解了，当然，这是另一个课题。 参考文献 专书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玉器全集》，台北，锦绣出版社，1996. 古方，《中国出土古玉全集》，上海，科学出版社，2005.10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台北，锦绣出版社，1994 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 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赵朝洪，《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科学出版社，2004 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上中下)》，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杨伯达，〈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古玉考》，徐氏艺术基金会，1992年。 张明华，《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张正明.邵学海主编，《长江流域古代美术-玉石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传熹年，《古玉缀英》，香港中华书局，1995 天津市艺博馆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玉》，两木、文物出版社，1993 震旦美术馆，《古玉选粹1-震旦艺术博物馆》，震旦文教基金会，2003 林巳奈夫着＆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艺术图书，1997 刘良佑，《古玉精萃》，尚美出版社，1992 那志良，《谦谦君子－玉器的欣赏与鉴定》，台北，书泉出版社，1992。 邓淑苹，《群玉别藏》，故宫博物院，1995 邓淑苹，《群玉别藏续集》，故宫博物院，1999 吴棠海，《认识古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1994 吴棠海，《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四》，1995年10月。 吕丹烈，《南越王墓与南越王国》，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 张广文，《玉器史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俞美霞，《战国玉器研究》，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84年。 安徽省文物局，《安徽省出土玉器精粹》，众志美术出版社，2004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阳古玉撷英》，文物出版社，2005 论文 杨伯达，《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紫禁城出版社，2002 杨伯达，《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P)》，紫禁城出版社，2001 杨伯达，《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 杨伯达，《传世古玉辨伪综论》，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4期。 杨建芳，《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众志美术出版社，2001 杨建芳，＜南越王墓玉器之研究＞，《故宫文物》，台北，第12卷第9期，1994。 杨建芳，＜南越王墓玉器之研究＞，《故宫文物》，台北，第12卷第9期，1994。 杨建芳，＜战国两汉的越式璧＞，《故宫文物》，台北，第9卷第7期，1991。 吴棠海，《古玉的制作工艺与鉴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0年5月。 吴棠海，《中国文物学会1991年刊》，中华文物学会，1991 吴棠海，《揭开古人论玉的神秘感》《中华文物学会》1991年刊 邓淑苹，〈百年来古玉的回顾与展望〉，《考古与历史文化》，正中书局，1989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南越王墓玉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求知雅集、两木出版社，1991。 隆尧县文物保管所，＜河北隆尧县出土刻花贴金玉片＞，《文物》，第4期，1992。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第8期，1998。 卢兆荫，＜南越王墓玉器与满城汉墓玉器比较研究＞，《考古与文物》，第1期，1988。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