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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的上海人秦裕伯，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上海邑城隍正堂”。明清两代数百年间，又不断描述他是“威灵显赫”地保佑着上海民众的城隍神。上海神隍庙，随之香火旺盛，声名远扬。
于是，人们几乎忘了秦裕伯本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如今，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讲述他的生平事迹，甚至连某些专家学者、某些辞书方志都说法不一，差错频频。甚至，连当今挂在上海城隍庙城隍殿门口的标志牌上，主事者竟然用中英文写着：
秦裕伯（1295？～1373），元至正年间（1341～1368）进士。有智谋，治理东海海滨，卓有成效。……
其中，相关年代不明，主要事迹有误，可见此事已经到了十分糟糕的地步。
也许，世人已将秦裕伯视为神者，对于他生平的介绍有些模糊似乎更能凸显其神秘之感。因此数百年来，有关他真实的人生记载极为有限，其面目模糊也习以为常。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对上海人文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神化他，而是有必要全面、准确地向世人介绍他真实的生平事迹，进而使人们更完整地了解元末明初上海地区的人文历史，从中获取启迪。为此，应当重视对秦裕伯的研究。
由清廷组织张廷玉等编纂的《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如此记载：
裕伯，字景容，大名人。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遭世乱，弃官，客扬州。久之，复避地上海。居母丧尽礼。张士诚据姑苏，遣人招之，拒不纳。吴元年，太祖命中书省檄起之。裕伯对使者曰：“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不忠也。母丧未终，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中书省固辞。洪武元年复征，称病不出。帝乃手书谕之曰：“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裕伯拜书，涕泗横流，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读学士，固辞，不允。与张以宁等扈从，登钟山拥翠亭，给笔札赋诗，甚见宠待。二年改待制，旋为治书侍御史。三年始诏设科取士，以裕伯与御史中丞刘基为京畿主考官。裕伯博辩善论说，占奏悉当帝意，帝数称之。出知陇州，卒于官。
《明史》所记，相对比较权威，但其中存在的一些差错，长期没有纠正，以致后人越描越错，以讹传讹。为此，今在近百年学人研究的基础上，研读相关地方文献，实地考察秦裕伯故里的人文历史遗存，经辨析考证，尽力复原秦裕伯生平事迹，切实估评其历史影响。
籍贯上海县
秦裕伯是“大名人”？
不但《明史》如此介绍，连秦裕伯亲笔给朱元璋写的《上书丞相却聘书》也这样自称。然而，这与事实不符，但事出有因。
《上海陈行秦氏支谱》卷三等秦氏族谱明确记载：秦裕伯生于元元贞二年（1296）六月十二日。但是，目前仍有不少重要文献误称为1295年。
秦裕伯的父亲秦良颢（1278～1355），字信甫，号述斋。祖父秦知柔（1233～1306），字以和，号节斋。原籍维扬（今江苏扬州）。秦裕伯为北宋龙图阁学士、著名词人秦观（少游）的八世孙。
秦氏《淮海宗谱》称，秦知柔“人品不凡，倜傥纯粹，襟怀洒落”。宋末咸淳年间（1265～1274），“乘元兵渡江之时，挟其先世图像谱牒及所赐诰命，渡江来南”，率全家流落到黄浦江畔，后兄弟5人分地徙居。秦知柔选定松江府上海县的沪渎（据考应在今静安寺一带，静安寺始建于三国孙吴赤乌年间，初名沪渎重玄寺，当时是人气汇聚之地），“筑室治圃，深衣幅巾，以节斋自号，作菟裘之计，盖将终身”。元元贞二年（1296），曾担任过上海市舶提举司（上海总管）的浙东宣慰使费?（字子寿，号荣愍），以秦知柔是“宦室裔胄”，又“通儒书，长于律”，推荐他为江浙行省中书省儤使（即录职试用考察），后兼任中书省廉访使（全称肃政廉访使，主管监察事务）。大德十年（1306），秦知柔去世后，“夫妇合葬于乌泥泾之阳，即今上海县之肇家浜右、淡井庙北。”安葬时，费?的女婿、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也来吊唁，并题写墓碑“元处士节孝先生秦公之墓”。
淡井庙始建于宋代，当时这里还是乡村风貌，称为淡井村，元代又称淡井铺。这一带史称上海县高昌乡二十七保六图。秦知柔在此生活了30年左右，其子秦良顕、秦良颢，其孙秦裕伯等均生养在这里，应当称他们为明代上海县人。
根据《淮海宗谱》所记事项，作些梳理即可发现：元贞元年（1295），18岁的秦良颢结婚，娶唐氏为妻。次年，秦家接连发生三件大事：一是年已63岁的秦知柔担任江浙行省中书省儤使，尽管年龄已高，又属录取试用，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但秦家在元代这样的社会中总算熬出头了。二是秦良颢生下了秦裕伯。三是送秦良颢赴大名府求学，盼其能走上仕途。
《淮海宗谱》称：秦良颢
“资识粹敏，慎重寡言，善记忆，涉猎经史过目不忘；好议论，能言人所不能言，虽童幼时老成，人皆自以为不及也。”19岁为求学而离开父母，独自赴华北的文化中心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城东大名府故城）。当时，因元廷为加强其统治，强迫汉人都学蒙古文，那些求仕途的汉人只能前去深造。秦良颢有幸师从萧氏，又十分勤奋，竟尽究精奥，搜集蒙古文史传故事及时务功要者三百余条，编译成汉文的知识大全《纂通》；又掇拾师言，兼采别说，辑成《一贯》，并取蒙古及维吾尔问答之言，编成《吹万集》。于是，他成了极为难得的汉人出身的蒙古文专家。当时，汉人学蒙古文者无出其右，因此他年纪轻轻就出任国子监学录，而他“淡然无求进意，隐居教授，户外之屦至，无所容达。官大人至者，莫不晋谒，与之语，动中肯綮，而适于事情未尝
不为之叹服也”，“其平时一言一动，无不揆乎道义，人皆称笃行君子焉”。大德年间（1297～1307），秦良颢经翰林寇学士推荐，进万言策，由国子监学录提升为浙西榷鹾使。于是，秦良颢举家南下返回上海地区。
而在这大德年间，秦裕伯尚年幼。所谓秦裕伯“幼侍父宦游京师”，也只是他10岁之前的事。
那么，秦裕伯后来为何又自称大名人呢？
秦裕伯48岁时方中进士，其原因并非科场不利或学业欠佳，而是因为当时科举停办多年，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即元开国54年之后，才恢复科举制度。规定三年考试一次，中间又停过10年，而且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配额选送，南方人尤遭排斥。宋代250多年间，松江府华亭县中进士者有70人，而元代近100年间，华亭县中进士者仅赵庭芝一人。至正初年，秦裕伯的父亲已年过60岁，告老返乡了。面对这种情势，他只得以父亲曾在华北大名府任职而报了“大名籍”参加科考（由四等南人升格为三等汉人，名额优先），成为大名府国子监生员，结果总算也得中进士。因此，官场以为他是“大名人”。
今人若要明确秦裕伯的籍贯，应当称他是元代松江府上海县人。主纂嘉庆《上海县志》的李林松（字仲熙）早在《秦氏重修家谱序》中已经作了分析：
秦氏先籍维扬，知柔始迁上海，殁即葬焉，今其墓可考，至待制已三世，为上海人无疑。其曰大名者，从父游北方，久以北籍胄监成至正甲申进士也。虽王逢《梧溪集》亦称“魏郡秦景容”，然与逢周旋久则家在吾邑可知，此当从谱不从史者也。至待制之仕明也，史文确凿可据，而子孙讳言之谱，故深没其文，而又载县志“扈从拥翠亭，给笔札赋诗”一则，则其弥缝之未尽者，此当从史不从谱也。
旧松江府志，上海、南汇志，均以裕伯入流寓，此由未考谱之误。乾隆五十八年所修《南汇志》以裕伯为邑人是矣，而又云入明不仕，此又信谱而未见史之误。
因此，嘉庆《上海县志》率先将秦裕伯和秦良颢列入上海志书人物篇，并作了说明。（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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