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尼姑的话题何以延绵不绝

朱熹与尼姑的话题何以延绵不绝

朱熹与尼姑的话题，乃是“庆元党禁”的遗留问题，“伪学逆党”案已在宋理宗时平反昭雪，朱熹与尼姑的关系，却总有疑团未释，这个话题也就延绵不绝。

事情的缘起，在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对朱熹的弹劾。沈继祖为朱熹列举的罪状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按理说，冤案既已昭雪，此事也当烟消云散。但朱熹本人曾上表认罪，他说的“深省昨非，细寻今是”之“昨非”中，就有“纳其尼女”一款。既然他自己都认了，别人还有什么话说？！

或是因为“群奸嚣张，在劫难逃，多言无益”，在当时的高压之下，朱熹说的是违心话，他还自认“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呢！但这样一来，就构成了一个二难推理：要么，朱熹自认的“纳其尼女”确有其事，与他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大相径庭；要么，朱熹自认的“纳其尼女”纯属违心，与他弘扬的儒家节操相距甚远，无论是确有其事，还是纯属违心，朱熹都是言行不一，称其“伪君子”似不为过。

如此推断评论朱熹，在人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把朱熹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把朱子学当作句句是真理的圣经，这与“子见南子”使人喋喋不休颇有相通之处。假如我们把朱熹当做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把朱子理学当做也有差错，也有偏见，也有误区的一门学问，那么，事情恐怕就没有那么严重复杂。

倘若朱熹自认的“纳其尼女”确有其事，当是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之事，那年他五十二岁。查朱子年谱，朱熹于四十七岁丧妻，四十八岁时葬妻于建阳县唐后林谷。一个五十二岁的人，在妻子亡故五年之后续弦，何过之有？！不要说那个时候有权有势的妻妾成群——制造“伪学逆党”案的主谋韩侂胄，就有“爱妾”四人，“准爱妾”即“其次有名位者”十人——就是现在，“续弦”也是相当平常之事。既然已为“宠妾”，而且“每之官则与之偕行”，便当是明媒正娶，并非偷鸡摸狗，至于所“纳”之“妾”是否尼姑无关紧要，尼姑也可还俗，武则天还当过尼姑呢！

倘若朱熹自认的“纳其尼女”纯属违心，窃以为也事出有因。早在庆元元年的前夕，朱熹进言宁宗而被罢去“侍讲”之时，“庆元党禁”就已开始了的。到了庆元二年，宰相赵汝愚被当做“逆党”之首“竄永州”，途中蹊跷“暴卒”，朱熹为之不平上书弹劾韩侂胄而再次被诏“落职，罢祠”，由此引发对“伪学”的大规模围攻，刘德秀、何澹、胡纮、沈继祖等人“洶洶争欲以熹为奇货”，甚至“乞斩熹以绝伪学”。这种围攻，一波厉于一波。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朱熹曾经违心认罪，虽不伟岸壮烈，却也情由可原。何况，身处逆境的朱熹能为赵汝愚挺身而出，此后又孜孜不倦地“讲学不休”直至淡定离世，已属相当不易。

朱熹《孟子集注》中有一句话叫“遏人欲而存天理”，不是“存天理，灭人欲”。此二者之间，差距很大，至少“遏人欲”与“灭人欲”大有区别，“灭人欲”有“禁欲主义”之嫌，“遏人欲”，却有利于防止“纵欲主义”。“人欲”需要遏制（或曰“节制”），顺理成章。何况，所谓“遏人欲而存天理”，首先是对于君主的要求。《朱子语类》中倒有“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出自后人编撰的《朱子语类》。理宗之后，朱熹及其朱子理学大行其道，“存天理，灭人欲”被无限放大，更多地变成权势者对于民众的道德教化，并有“以理杀人”之弊。这一笔账，一直都挂在朱熹身上。道德教化的调门太高，别人不会言听计从，却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你陷于尴尬。道德化身被捧得太高，又极易造成人之人格分裂与逆反心理，使其陷于绝境。

朱熹与尼姑的话题，或可由此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