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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大诗人陆游在当时已是颇有盛名，与陆游同时期的大理学家朱熹曾说：“放翁（指陆游）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答巩仲至》第十七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 后朝元人所写的《宋史·陆游传》中也说陆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 然而，还是《宋史》，却不无惋惜地记录道：“晚年再出，为韩侂冑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又于传后评论道：“陆游学广而望隆，晚为韩侂胄著堂记，君子惜之，抑《春秋》责贤者备也。” 如《宋史》中所载，陆游晚年曾为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韩侂冑的别墅“南园”和府第“阅古堂”，写有两记：《南园记》、《阅古泉记》。 这两记就成了陆游“晚节”问题的始作俑者，同时期以及之后历朝历代都为陆游的“晚节”问题争论不休。 责难者说，韩侂冑为当时权臣，后来更被《宋史》列为“奸臣”，接近权贵、为之作文，有换取功名利禄之嫌，自然有污士节。 辩护者说，陆游所作两记，无阿谀奉承之辞，只是“泉石品题”，“非有大关系”；再者韩侂冑也未必是“奸臣”，还是崇岳飞、贬秦桧，抗金北伐的“忠臣”云云。 陆游“晚节”问题的是是非非，虽众说纷纭，却也传达了各方都推崇的一种共识，即儒家思想上对于士之名节的珍视和爱惜。 有宋以来，被誉为宋朝第一人物的范仲淹，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的节操，“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朱熹语），为宋代士风的振兴发挥了重大影响力。另外，宋代理学推崇“内圣外王”，注重个人内心修养、道德自律，“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理性的思想和实践，为宋代士风的建构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就这样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通书·师友》） 周敦颐将“道义”、“德行”视作天地间至尊至贵者，而人“至难得者”，便是具有“道德”。 宋代理学重要人物程颐、朱熹则从道德养成进一步具体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自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卷十三，三八九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在程颐、朱熹看来，只有“灭私欲”，不为一己私欲、物欲所惑，才会“存天理”，才能使自身道德养成。这里的“天理”，既是行之于自然世界的普遍法则，又是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正如朱熹所言，所谓“理”，就是“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朱子全书·大学或问上》，五一二页）。 程颐又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程颐认为，“理”，就是规范人类“视听言动”的一种“礼”。 朱熹进而指出，“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何叔京》，一八三八页） 可见，宋代理学家们认为，“存天理，去人欲”，其实就是实现“仁义礼智”，追求道德修养，把自己修炼成道德高尚之士。而世间至尊至贵的就是这“道德”二字，为了成为道德高尚的贤能之士，必须时时刻刻反省自身，以“天理”节制“人欲”。 《宋史·陆游传》在谈到陆游晚年为韩侂冑撰南园、阅古泉记时还说：“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 这里所引的朱熹话语意思说，陆游才能高逸，然仕进、有为之心太切，恐怕会被有权势的人所牵累，不能够保全其晚节。《宋史》以此认为朱熹颇有先见之明，当然同时佐证陆游晚节问题早先已被朱熹看出。 朱熹这句话源出于朱熹给其门生的书信中，其原文是：“放翁诗书录寄，幸甚。此亦得其近书，笔力愈精健。顷尝忧其迹太近、能太高，或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此晚节，计今决可免矣。”（《答巩仲至》第四书，《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三〇九六页） 对照读来，大致意思相同，只是文末朱熹认为以前曾对陆游有此担忧，但看了陆游近书之后，“笔力愈精健”，现今看来决计可以避免“失节”了（“计今决可免矣”）。由此来看，似乎朱熹对陆游的操守又比较放心。 朱熹、陆游二人同为南宋同期士大夫，朱熹，身为理学大儒；陆游，负有诗才盛名，他们都以高风峻节自居，自然都很注重、珍视自己的名节，时时倍加呵护，唯恐失之于一念之间。所以，在“天理”与“人欲”之间，往往要拿捏地很准，不得闪失。 朱熹给门生巩丰（字仲至）的书信《答巩仲至》，计有二十通。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答巩仲至》二十书，前后时间跨度约在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初到庆元六年（1200）春之间，最后两书均作于庆元六年春，也就是朱熹去世前。庆元六年三月九日朱熹去世，时年七十一岁。 朱熹在其生命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于《答巩仲至》的二十书中多次提到陆游，其中，第四书云： “向已许为放翁作《老学斋铭》，后亦不复敢著语。” （前述“迹太近、能太高”之句也在第四书中） 第五书云： “放翁近报亦已挂冠，盖自不得不尔。近有人自日边来，云今春议者欲起洪景卢与此老付以史笔，置局湖山，以就闲旷。已而当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寝。今日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来，亦非细事。前书盖已虑此，乃知人之所见有略同者。” 第十七书云： “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近闻复有载笔之招，不知果否？方欲往求一文字，或恐以此疑贱迹之为累，未必肯作耳。” 第十八书云： “放翁久不得书，欲往从觅一文字，所系颇重，又恐贱迹累其升腾，未敢启口也。” 陆游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将自己的书斋称作“老学斋”（一说“老学庵”），其名源于春秋时期师旷“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的劝学故事。 观朱熹第四书中所言，朱熹曾许诺为陆游作《老学斋铭》，然后不敢复作。其缘由是时值宋代历史上的“庆元党禁”，从庆元元年（1195）始持续约六年左右，直到朱熹死后的嘉泰二年（1202），党禁才全面弛解。这期间，韩侂冑当权，罢黜右丞相赵汝愚、排斥朱熹等道学人物，并严禁“道学”为“伪学”。一时间，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人士普遍受到打击，人人自危。 党禁时期，朱熹身受困厄，自然不愿累及陆游，所以早先作文之诺，朱熹“不复敢著语”，即使第十七、十八书中的“往求一文字”，也因此作罢，朱熹深恐“贱迹为累”、“贱迹累其升腾”，给陆游仕途带来不好的影响。 即使自己身处危境如此，朱熹仍然时时不忘士大夫的名节持守，甚至虑及陆游言行。第五书中所言的“付以史笔”之事，是指后来嘉泰二年（1202）陆游奉招入朝编修国史之事，此时尚是议事阶段。在第五书中，朱熹既认为陆游修得国史是好事，可以“置局湖山，以就闲旷”，却又担心陆游既已“挂冠”辞职，一旦再次出山，恐也不是小事一桩。 陆游年长朱熹五岁，这一年（1199）朱熹七十岁，陆游七十五岁。陆游此时刚刚致仕（告老）还乡，曾于端午节作诗云：“门楣束艾作神人，团粽盘中节物新。安用丹书禳赤口，风波虽恶不关身。”（《己未重五》）诗中借端午节庆“束艾作神人”、“丹书禳赤口”（“赤口”，一种恶神）等辟邪祈福活动，暗示自己对当时的官场风波险恶不无警惕，终于可以远离政治险境之外、洁身自好了。同时，也传递了自己挂冠归乡之后的宁静心情。 朱熹、陆游，可谓当时士大夫翘楚，二人于变动时局之中，珍视名节，事事戒惧，“于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朱子语类》卷十三），与人与己，细微之处，多有顾及，其中所展示出来的贤士道德风范，细细体会，颇有动人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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