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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当年的班主任杨琼英老师 一位兼具恩师与母亲品格于一身的慈祥脸容，六十年来，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没有消忘，而且是随着岁月的增长，越是清晰。她是我和我爱人的恩师杨琼英老师。 杨老师是1913年出生的.，比我妈妈长一岁。如果今天还健在的话，应该是100+1高龄了。而她是在1969那年去世的（也许是1968），因为在那个非常岁月，谁都关心不了谁。我是在1980年获得“自由”，有机会与当年的另一位老师取得联系时知道杨老师去世消息的。那是叶碧兰老师，叶老师很悲痛地告诉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些在旧社会过来的老师们，没几个不受到批斗的，杨老师是最悲惨的一位。 叶老师说：“我最后一次看见杨老师是在1968年。是在批斗场上，我是戴着资产阶级分子的黑帽，杨老师是‘反革命’，被铲了十字头。” 我已无法控制自己波浪般的情感流下了眼泪，杨老师那头短头发，特别厚特别密，虽然过早地已有了些花白，却显的很精神很有英气，这时仍出现在我的脑际，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杨老师被铲去头发时的样子。 叶老师继续往下说：“杨老师的丈夫郑老师，解放后是下了结论的，安排继续担任教师，那年突然被逮捕，死于狱中。杨老师就免不了在那个运动中被挂‘反革命’牌七斗八斗，不久传来她得了癌症的消息。” 叶老师说：“我到她家里探望她时，这时候的杨老师被赶至广州河南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居住，没有家具也没有衣服被物，她躺卧在一张光秃秃的木板床上，整个房子只有一张木矮凳。她让我坐下，已是说不出话来，我们见了面就是忍不住的哭。他唯一的儿子已不知其去向，也许连他亲爱的母亲情况及病情也毫不知情吧。我们试着帮她寻找她的孩子，也毫无结果。真是家徒四壁、孤苦零丁啊，你们的杨老师！” 我们听着便哭了，叶老师也哭了。我们曾想请叶老师带去那小房子寻找一下杨老师的慈容与身影，已是不敢了啊！成了永久的遗憾。 杨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那是1952年的事。是我们在读广州市财政学校的第二年。 杨琼英老师是第二学期换上当我们班主任的，却给人很深刻的印象。杨老师是全市模范教师优秀班主任，语文课讲课细腻，上课时用广州话，而读一段课文时又用普通话，普通话可讲得十分标准，我很爱听。尤其是讲授语文课很吸引同学兴趣很有诗意，诱发同学对学语文的兴趣。我爱好文学的兴趣从这时候就开始，写了一篇《祖国，母亲，我爱您》上了班墙报，我一直保留着今年出《作品选》才拿出来修改放上“散文辑”首篇，写了一篇作文《我亲爱的哥哥》（写抗美援朝的）杨老师评说“写的很好，有爱国主义精神，可惜未完成…”（堂上作业时间不足）给了79分，已是很高分了。后来在半个世纪后我改写送广州市委《红枫》杂志正式发表很受称赞，其它就不再举例了。 1950年，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侵略朝鲜，对中国虎视眈眈，敌人的炮弹在我们的国土上爆炸，我哥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痛击美国侵略者。团市委发起向英雄学习的爱国主意教育，团总支在全校掀起学英雄热潮。杨老师参加我们的班活动并向我们的团支部建议将原来的“团社甲班”更名为学习英雄的班名。我们学习了解放战争青年英雄董存瑞烈士的英雄事迹，在当时团总支的支持下，与英雄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通信，学校与校团组织批准了我们的班名为董存瑞班，鼓励我们学习进步起了很明显的推动作用。 杨老师尤其关心同学的生活起居，常和同学谈心，仿如一位慈祥的母亲。有一次，杨老师坐在我身边，问我说：“你的母亲叫刘韻兰，是不是还有一位姨妈叫刘英兰？”我站起来回答：“是的，是我的五姨妈。”老师请我坐下，亲切地继续说：“我只是看学生登记表发觉并联想的，原来对了。刘英兰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是大姐姐。她现在好吗？”我回答了杨老师，杨老师又向我母亲问好，她还说：“那时我见过你妈妈，你姨妈两姊妹很好，到我家玩也带着妹妹，所以我见过。” 我回家向我妈妈一说，妈妈也很感动，说杨老师真细心，有空去拜候她。可是母亲身体不好，一直没有去。 这件事后来有一次与我妻子谈起，她说：“我们和杨老师真有师生缘，杨老师也跟我说过，说我父亲在香岛中学当校长时，她的丈夫郑老师就在香岛教书，所以认识我父亲，杨老师也是说在看学生家庭状况中发现的。”我们都感受到杨老师对同学家庭的了解与关心。 杨老师对每个同学都很关心，譬如发现某一位同学情绪不好或成绩下降，就分工班干与该同学谈心，我是常有任务的，我是班干部，有时杨老师也与其他同学一起到同学家里访问。全班同学不论成绩高低都互相关心和促进，团结一致，班中从没有过说怪话或说别人坏话的。这都是班主任的教学重在教人的成绩与班团支部所发挥的作用。 董存瑞班共青团支部成立，第一批同学入了团，掀起学习团基本知识的热潮，每个同学都努力向上争取加入青年人自己的组织。团员分工帮助另一批的对象，我和素瑶都是第二批的培养对象，素瑶批准入团比我在先，那是1953年5月。我的问题是家庭与海外社交复杂。我很高兴地向素瑶祝贺，但我曾陷入思想上的苦恼，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我的介绍人，团总支委员喻义涛同学，与一直关心着我进步的刘博榕同学，班里的团员，班干们都常在一起鼓励我，连区团委也派干部来专与我谈心，杨老师也找我谈话鼓励我努力不要放弃。我能放弃吗？我工作、学习都更加积极。我知道是海外关系所致，我要努力才能表现我自己的决心。我加倍的努力学习和做班工作，成绩是突出的，同学间我也享有高的威信，只是我的入团理想一直在“考验”。1953年12月，我终于如愿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青团员。 毕业时，杨老师找我谈话问我说：“看得出你和素瑶同学很要好，相爱了吗？我早已发现并注意你们，但不说穿。你们处理得很好，都参加了共青团，对班工作有所贡献。现在你们年纪也还不大，希望你们：一是和好相处互相帮助；二是祝你们相爱到底但不要急于结婚，今后对社会对国家多作贡献。” 我们走上社会后，常到杨老师家探访。我1955年应征入伍，杨老师亲自约请一批同学到她家相聚送我与班长何仕强同学同时入伍给我们鼓励。三年退伍投入“大跃进”，以后我下乡和处境不佳，想不到在“文革”结束竟然听到的是如此令人伤心的噩耗。现我也年过古稀了，我妻子也作古了。人生几许，所幸今天我国已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日益繁荣强大，人民生活改善，走上了兴旺发展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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