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提起郑和下西洋，人们首先想到的常常是“四海宾服”和“厚往薄来”。时至今日，国内对郑和下西洋的主流定性也大多停留在“入不敷出的政治宣传”上。虽说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但对下西洋“劳民伤财”的评价则主要基于明代官员，尤其是刘大夏的言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殊域周咨录》） 然而，下西洋起于明成祖的永乐朝，终于明宣宗的宣德朝。在永乐时期，明政府五征蒙古，四征交趾，又疏通运河并大修北京城。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过“靖难”内战的国家而言，其耗费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了一套糟糕的财政制度，严重掣肘着明朝历代皇帝的收支，要像明成祖朱棣那样“败家”就显得更为困难了。 换言之，如果下西洋仅是一场赔钱的政治运动，那么朱棣远超其他君主的花销无疑解释不通（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明史·黄福传》）。但假若下西洋真的解决了朱棣的财源问题，它又是怎样实现盈利的呢？ 官营海贸与禁海政策的始祖是元朝 事实上，官营海贸和禁海政策都不是明朝首创。 早在元代，政府为了敛财需要，就曾经出资经营“官本船”。据《元史》所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不难看出，“官本船”创立之初采取的是一种公私合营的形式。官家出船、出本，雇佣海商代为经营，分利时官七商三。而且为了打击竞争者，还专门规定“权势之家”禁止出钱参与海贸，一经发现即予以严惩。 到了元二十二年（1285年），打击竞争对手的政策又进一步升级：“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元史》）。”连普通私商下海，也成了非法行为。 为了垄断海外贸易，元朝政府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到至治二年（1322年）间，断断续续前后四次颁布禁海令。但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豪强贵族和普通海商的利益，遭到他们的一致抵抗。而且禁海间接造成走私流行，官府流失了大量税收，最后元廷不得不于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元廷的官营垄断贸易政策，落得个彻底破产的结局。 明初的禁海政策与海贸垄断 经济学有句名言：大棒打不倒经济规律。但历朝历代，甚至包括今天的某些政府，却始终不肯接受经验教训。郑和下西洋，正是类似“官本船”思维的经济活动。不同之处在于，“官本船”至少还是公私合营，下西洋则是纯粹的官营。 不过，朱棣有理由相信他的下西洋会比“官本船”更成功。元王朝虽然名义上是大一统王朝，但它的集权程度却堪称历代最低，执行禁海令的效率自然也高不到哪儿去。相比之下，明朝自朱元璋始，就建立起了空前强硬的中央集权制度，其禁海政策之严格，比元朝高到不知哪里去了。明太祖规定的禁海，不仅不许商船下海，连渔船都被禁止（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并且还把禁海定为祖制，要求后世皇帝代代遵从。 有人曾以暹罗为例做过统计，在禁海最为严格的洪武三年（1370年）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的29年中，暹罗共计朝贡35次。而从隆庆元年（1567年）部分开禁至明亡（1644年）的78年中，暹罗朝贡仅14次。可见禁海固然有“防倭”的考量在内，但又何尝不是为了防备走私，强迫外商与官办市舶司贸易！ 到了永乐朝，官家仍不忘强调禁海政策，对私人贸易继续采取消灭的态度（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舡，交通外国。因以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太宗实录》）。即使是郑和下西洋开始后，也未见任何解禁举措。可知禁海政策实属官营贸易的“打手”，只针对私人，不针对官家。 奢侈品差价与市场饱和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可谓空前，集合了舰船240多艘，军士水手等船员2.7万余人。自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先后游历了从东南亚到东非的30多个国家，运回大批奇珍异宝。 由于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货物主要是奢侈品，只能被上层阶级消化。故而长期以来，一直被部分专家视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此看法固不能全盘否定，但也可说是一种对市场的无知。郑和船队购入的奢侈品中，最大宗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的价格仅为0.01两/斤。而据《明会典》所述，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高达0.2两/斤，差价20倍于产地。这就意味着郑和船队购回的货物，拥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曾记载道：“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可是，下西洋毕竟是官营贸易。其计划式的经营模式和官僚管理带来的低效，最终不可避免地走进了经济规律的死胡同。随着大量胡椒涌入市场，胡椒价格也因供货量的提高而持续走低。短短两年时间（即永乐五年，下西洋起于永乐三年），明朝国内的胡椒价格就已经下跌至0.1两/斤，较之洪武年间下降了一倍。如此一来利润空间大幅缩水，市场也趋近饱和。但下西洋的船队却仍在大量购入胡椒、苏木，以至明廷的国库里积压了一大批卖不动的货物。 折赏折俸与下西洋的终结 为了清理库存，解决货物积压问题。从永乐五年（1407年）开始，明廷利用“折赏”“折俸”的方式，把苏木、胡椒当成奖金或工资发给下层公务员，甚至上层文武官员（《明会典》）。在发放过程中，因政府拥有定价权，结果导致折价远远高过市值。永乐二十二年，胡椒的市值已经低于0.1两/斤的情况下，折俸时竟仍取洪武年间0.2两/斤的价位。本来明廷俸禄就是历代最低，胡椒、苏木折俸的做法无异于进一步克扣工资。自然而然地，明朝上下官员对下西洋产生了强烈不满。再加上连年大规模进口胡椒、苏木，利润空间日趋狭小。在相对仁厚的明仁宗继位时，就干脆停止了下西洋活动。 可惜“折俸”这个损招带来的经济收益实在太诱人，再加上没有了下西洋，国家就少了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等到明宣宗继位时，朝廷再次启动下西洋。而明宣宗九年的“折俸”也创下了历史新高——1两/斤（《明会典》）。这种差价已经不能再算作是克扣了，而是赤裸裸的掠夺！ 下西洋从垄断海贸发展到定价强卖的地步，成祖、宣宗在位期间的朝臣却是敢怒不敢言（实质上，终明一朝，通过“折俸”克扣工资的做法从未停止过）。直至明宣宗朱瞻基去世，年幼的明英宗继位，辅政朝臣才有机会终止下西洋这一弊政。正统元年（1436年），辅政大臣以明英宗的名义（当时英宗年纪尚小，不足以亲自执政）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英宗实录》），明初的下西洋贸易至此方才落幕。综上来看，也无怪乎明代官员会产生下西洋“劳民伤财”的观点。 由下西洋引发的反思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贸易活动。但由于它“官营垄断”的性质，其经营思维严重偏离经济规律，即便在初期达到了盈利效果，后期也无以为继。假使明廷能够认识到元代“官本船”失败的必然性，采取放开私人贸易只抽取赋税的政策，则有明一朝严重的走私问题，包括晚明的倭寇问题都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但是，我们也不必太过苛责明朝政府这种“官营垄断”的意图。因为自汉武帝大搞“盐铁专卖”以来，中国古代政府就老是惦记着从利润丰厚的民营行业里分一杯羹，给自己争取一份额外收入。而官营经济在效率和竞争力上又总是斗不过私营，故而“官营”结合“垄断”就成了古代政府敛财行为的常态。这类做法看似达到了“富强国家”的效果，实际却属于杀鸡取卵，严重妨碍了相关行业的成长。只有摒弃垄断，自由竞争，放开对私营经济的过分约束，才能促进该行业持续高度向前发展。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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