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宏大，实际上是一种毛病。”日前，在“99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短经典丛书”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开门见山地指出，当前小说创作存在一味追求“长篇幅”与“大体量”的弊病，由此重申短篇小说凝练、简洁的文学价值。 对“长篇幅”、“大体量”的追求似乎是一种弥漫性的病征，美国评论家A.O.斯科特将这一现象命名为“文化膨胀”。在题为《美国短篇小说艺术》的短文中，斯科特指出：“在过去十年里，似乎篇幅达不到500页就不是长篇小说，持续时间不长达三个小时就不是电影，至于连续剧，至少也得持续四年之久”，而“一整部短篇小说集，能比一部长篇小说更充分地诠释日常生活的肌理和语言表达的可能性。此外，短篇小说还可能是一剂良药。” 短篇小说引进的缺席 相对于长篇小说的绵密与宏大，短篇小说以其迅捷、轻盈的叙事，为读者切开一种认识和观察生活的角度，A.O.斯科特称：“新兴的后印刷时期的文学媒体显然是响应遵循精简原则的。博文和推特信息与其说是简洁优雅的，不如说是短暂易逝的，但是使它们得以茁壮成长的文化却是渴求更多的故事，追求更浓缩的精华。” 欧美出版人素来有将出版短篇小说视为发现未来文学大师的“试验田”，一些在纯文学方面有严肃追求的出版社保持了出版短篇小说和诗歌的传统。然而，在中国，每年引进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中，短篇小说所占比例极小，一些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经典作家甚至从未在中国出过书。例如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美国作家理查德·福特、巴西经典女作家克拉莱丝·利斯佩科特、英国20世纪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V.S.普里切特等。 值得期待的是，上述作家的作品已纳入上海“99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的“短经典”丛书计划。据悉，该丛书自2009年开始规划，计划以每年出版20种左右的规模，在五年内出版100部左右世界各国的一流短篇小说集，试图对当代世界短篇小说的成就与文学潮流进行综合呈现。收入的作家不仅包括格雷厄姆·格林、迪伦马特、科塔萨尔等二十世纪经典作家，对至今仍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国内读者不太熟悉的重要中青年作家，如威廉·特雷弗、E.L.多克托罗等也给予特别关注，文学版图涉及美国、爱尔兰等短篇小说创作活跃的国家，同时兼顾了来自西班牙、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的当下写作。 目前已出版的前两辑共13本，包括《爱，始于冬季》、《动物寓言集》、《母与子》、《走在蓝色的田野上》、《星期天》、《初恋总是诀恋》、《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年后将出版的第三辑包括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约翰·厄普代克《父亲的眼泪》、雷蒙德·卡佛《我打电话的地方》和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游戏的终结》共七本。 对纯粹文学的坚持 “只要不直接就一无可取”，法国哲学家萧沆对语言之“迅捷”与“准确”品质的强调尽管极端，却不无代表性。悖谬之处在于，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一方面共同面对的是快节奏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又乐于陷入絮絮叨叨宏大叙事。针对长篇小说的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认为，在其印象中，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段开始，追求长篇幅变得越来越典型，“至少在国内的文学界，就是包括出版界，基本上追逐的一个东西就是长篇。大家都在争着出长篇小说，不管是好的还是一般的，反正是长篇就成为一个重点。里面有经济驱动的原因，也有观念上的原因”，今天的年轻作家，起手就是长篇，中短篇不写。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则认为，对长篇的盲目追求，根源在于“小说本体艺术标准”的丧失。“大家都中意写长篇，大家认为专门写短篇小说是浪费时间。这涉及到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怎样的评价标准。生活当中有"度量衡"来判断一个作家的好坏，比如长篇，要拿出几部，这是很荒唐的。大部头作品有很多雷同性、程序化，因为有较长篇幅，它易于设置很多悬念，让人陷入作者设置的圈套。而短篇小说写作之困难，在于较短篇幅内，要让人怦然心动。” “无论写短篇、中篇、长篇，本无可厚非，但目前的问题就是形成长篇的崇拜，大家一窝蜂都在写长篇，把长篇看成是长，短篇看成是短，甚至有人声称要扬"长"避"短"。”自1972年发表短篇处女作以来，作家刘庆邦坚持写作短篇小说近40个年头，在他看来，写作短篇小说需要具备五种精神，最基本的是“对纯粹文学的坚持；与荣誉、市场化和商品化对抗的永不妥协的态度；在细部不断追求的精神和追求语言味道”。 而如何有效对抗市场化和商品化是当代作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以写短篇为例，刘庆邦说：“写一个短篇，至少要用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现在稿费制度是千字一百块钱，万字挣一千块钱。而写电视剧，相同的字数有三四万，甚至有人拿到十万。”“我已经写了40年短篇小说，我的体会就是越写越难。如果写别的文体，可能早已很熟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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