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源远流长，杏林英隽，历代辈出。纵观历史，盖华夏民族之繁衍，神州大地之振兴，上下五千年，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不能不说祖国医学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中医学术，繁花似锦；中医方书，浩如烟海。上自内难，下及诸家，百家争鸣，各有建树。然而，无论在学术上如何争鸣，观点上如何差异，却都是在《内经》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临证就要，揆度阴阳，判别虚实，审证宜详尽，用药宜精专。药贵精专，最忌庞杂。夫用药者，亦无异乎用兵也。兵不在广，而在精明强干，士气高涨，方能克敌制胜；药不在多，而在选材精良，功专力宏，方可中病。
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在《黄帝内经》中就对药贵精专、方忌庞杂提出了精辟的见解。《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五佐九，制之大也。”为后世医家在组方遣药宜精宜专方面奠定了理论基础。
仲景先贤，人称方药之鼻祖。一部《伤寒杂病论》，流芳千古而不朽。观其方剂，药味少则一、二，多则八、九，最多不过十余味而已，而绝大多数方剂的药物都在六、七味，组方谨严，加减变化，奥妙无穷，为历代医家所尊崇，至今仍为广大医生所习用，只要辨证精当，投之辄应。
迨至金元学派、明清诸家，尽管学术观点不同，或重脾胃曰补土，或曰主火热，或曰滋阴，或曰攻下，或曰扶正，或曰祛邪，或曰涤痰，或曰散血。然而，在辨证用药上，明代医家张景岳曾云：“凡看病施治，贵乎精。”清代医家徐大椿亦云：“用药如用兵。”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历代名医之所以能够在临证中取得极好的疗效，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信誉，名噪九州，活人无算，除了具有精湛的理论和丰富之经验外，本草娴熟，精研方剂，用药精当，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余业医近七十余载，幼承家技，鸡声灯影，悉备甘苦，诵《伤寒》于未冠，读《灵素》于弱龄，浏览《诸病源候论》、《千金》、《外台》，涉猎《局方》、《圣济》，古方无不涉猎，虽才疏学浅，但亦偶有一得。深深体会到“药贵精，精则专，忌庞杂，杂则无为”的重要性，量不在大，贵于轻灵；不在贵重，贵于中病。用药治病，是以草木之偏性，以纠正脏腑阴阳之失衡。用药的目的不在于无限制克伐，而在于引导脏腑之元真，鼓舞人体之正气，使机体正气奋起驱邪，庶可望病向愈。用药不在量大，亦不在贵重，而在恰中病机，就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用药是一个巧劲，只要选准了钥匙才能把锁打开，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尔，不去明察病机，精选方药，而只是一味的堆砌药物，非但不能治愈疾病，而且必以之偏性徒伤脏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