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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性论)归经初稿 归经的概念，在其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中，曾有过多种提法。在历代本草文献中，有归某经、入某经、走某经、行某经、通行某经的说法，（1，2）也有径称为某经药、某经本药、某经的药、某经行经药等说法的。（2）在其归属定位上，有以经络名称的，有以脏腑名称的，也有以经络脏腑名称相连的，还有以直接以其它部位来定位的。这里的归、入、走、行，主要为归属的意义，是药物的定位，但也有归趋之意，亦有定向的含意。 一、历史沿革 归经的药性概念，本源于疾病的定位和药物疗效的概括。早在先秦的一些文献中，已有药物定位、定向的概念。《左传》成公十年中，记述了医缓的一段话，他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下焉。” （3）在《韩非子·喻老》中记述了扁鹊的一段话，他说：“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可奈何也。” （4）这些论述都反映了疾病和药性的定位的初步概念。 在《内经》中，疾病的定位概念更为明确，药性定位的论述也更多。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五味入胃，各归所喜” （5）；《素问·宣明五气论》中有“五味所入”、“五味所禁”的论述（6）。《灵枢·五味论》：“五味各有所走，各有所病。” （7） 《灵枢·九针论》中也有“五味”所入、“五走”、“五藏”等论述（8）。这些论述都比较明确地谈到了味的选择性定向定位作用，而且用了入、走、归等动词作为术语，其中的入、归都具有较明确的的方向性涵义，走亦有趋向性的涵义，也有明确的方向性。 从上述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疾病的定位，药物作用的定向、定位的概念也就逐步产生了。 在本草著作中，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对药物功效的记述，虽然大多数是以主治病症为主的，但也有不少药物功效是把药物的功能与脏腑生理、病理相结合而概括出来的，如大黄的“荡涤肠胃”，沙参的“补中益肺气”，地肤子“主膀胱热，利小便”，赤芝“益心气，补中”等等。这些记述，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归、走、入等定向、定位的概念，但也包含了药物对机体各脏腑的选择作用，实际上包含了定向、定位的意义。 在《名医别录》中，有芥气归鼻：韭归心；葱归目；薤归骨；蒜归脾、肾等记述（9），这是最早明确指出药物定向、定位的记载。这些内容在《千金方·食治》中有进一步的发展，更多地与味相联系，如：芥子，辛，归鼻；葱实，辛，归头；其叶青，辛，归目。在它的序论中，对五味所入、五味所走、五味各有所病等内容，还有较详细的理论阐述（10）。 汉代的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疾病定位的概念，也越来越明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是明证，他所总结和创立的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体系，对于后世药物功效范围的总结和归纳，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他的分经论治的理论和方药的总结，常是后世医家辨认药物归经的理论依据。《伤寒杂病论》分经论治的经，并不限于经络的循行路线，而是方位、区域与功能，结合经络理论综合判断，其中谈到的的脏腑也基本是功能单元，而不是现代的解剖单位。类似的情况在后世的《中藏经》、《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小儿药证直诀》、《三因方》等医籍中也多见到。这种分经和辨脏腑施治的思维方法，是药物归经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唐、宋的医药文献中，药物的这种选择性定向、定位作用，已不是象《内经》、《本经》那样，多依附于色、味、形、性等等五行关系与五脏的联系来解释，而是把它作为独立的药性，如陈藏器《本草拾遗》所说“赤铜屑主折伤，能焊人骨及六畜有损伤者，取细研，酒中温服之，直入骨损处。六畜死后取骨视之，犹有焊痕。” （11） 《朝野佥载》记有“崔务坠马折足，医者令取铜末和温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骨折处有铜束之。” （10）沈括《梦溪笔谈》也有：“古方言云母粗服则着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论甚多。” （11）这说明北宋时代,药物可以直达内脏的观点已经广泛流传.沈括寸进一步认识到：“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 （11）苏轼的《子瞻杂记》有诃子可以“涩凉药于肺上”；（12）《指南方》有“下凉药通大腑，则药随水道只行于小肠”，“渐次使药通其肝、心”的说法（13）。这些记述都说明在医疗实践中已经应用了药物作用定向、定位，只是还没有明确地与经络理论相结合。 药物作用选择性定向、定位概念与经络理论相结合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与疾病的脏腑辨证逐步转为六经辨证或十二经辨证有密切关系。虽然在《本经》中就有大枣“助十二经”的说法，但还是比较笼统。唐代孟诜已有：菉豆“行十二经脉，此为最良” （9）的记述，也还属孤证。到了宋代此类论述渐多，如苏颂所说“瞿麦古今方通心经，利小肠为最要”；“苏，其叶通心经。” （14）“宜行其肾经”等，（15）都已包含了近似归经的概念，但还没有作为正式的药性提出。 现存本草中第一部把归经内容作为药性记载的，当当推张元素的《洁古珍珠囊》，它所论述的113种药物中，有30余种谈到了归经或类似归经的药性。其次是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和徐彦纯的《本草发挥》，他们比较全面地集中了金、元各医家的学术见解，并且正式把归经与气味、阴阳、毒性等列在一起，作为药性提出来了。可见，金末元初期间，归经药性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系统的归经理论实际已经形成。但用“归经”作为一个药性名词正式提出，则是清代沈金鳌的《要药分剂》。（16） 归经理论的产生与形成体系，都是以临床实践为基础。随着临床实践的积累和丰富，归经药性理论也必然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明、清以来，不仅归经理论本身得到不断的丰富而臻于完善，而且由于它与多种药性的综合应用，推动了整个药性理论的发展。 首先，随着医学的进步，临床经验的进一步积累，对机体部位和发病部位的认识不断深入，经络理论的应用也不断深入，并且与脏腑理论相结合，已经发展成为可以概括全身各个部位和各种机能的理论。但疾病并不都表现为整个经脉涉及的范围，常表现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出于治疗的需要，归经理论也要求有比经脉循行更具体的内容。元末明初，最先出现归经分气、血；明代中期，又有了“本病”、“经病”、“窍病”的划分；在此期间逐渐产生了命门、募原、心包、膻中以及卫、气、营、血、三焦等新病位的概念。它们虽然脱胎于前人术语，但多赋有新的涵义或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们既与经络理论、脏腑理论有密切联系，但又有所不同，在辨证用药上往往各具特点，有相当严谨的界限。药物选择性归趋于这些新方位的药性认识，是归经理论的新发展。即使以经络理论而论也有新的发展，如金、元时期，归经理论基本没有涉及奇经八脉，而清人《本草分经》中专列了奇经八脉药类。《得配本草》更分别考订了入各奇经的药物，从而发展了归经向位的类别。 《松厓医径》以六脏作统领，分别列举了十二经归经药物与引经药，《务中药性》提出“十二经中，惟手厥阴心包、手少阳三焦经无所主，其经通于足厥阴、少阳，厥阴主血，诸入肝经血分者，并入心包；少阳主气，诸入胆经气分者，并入三焦。命门相火散行于胆、三焦、心包络，故入命门者，并入三焦。”进一步完善了归经体系。 《本草分经》另设通行经络和不行经络杂品两类药物；《外科大成》另设散品、走品两类药物。不行经络或通行经络，或通行十二经络的提法，散见于明、清间许多本草著作，说明已经认识到药物归经情况不一。有的专一性、选择性较强，有的则影响范围较广，选择性较差；也有作用性广泛，不表现明显的选择性，没有具体的归经。这对归经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 归经理论原是以单味药为主体，大多大多集中于本草书籍中论述。但是，药物的应用是以方剂为主要方式，故方剂在归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宋代修订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以在有关方剂的主治及用法项下提到了类似归经的认识。如四斤圆的“肾经不足”，木瓜圆“肾经虚弱”，镇肝圆的“肝经不足”，钟乳泽兰圆的“冲任虚损”，白薇圆的“补调冲任”等，这些主治内容都含有归经之意。在左经圆的主治项下，明言“此药尤能通行荣卫，导经络。专治心、肾、肝经”；在无比山药圆的用法下，说“此药通中入脑，鼻必痠疼，勿怪。”这些更明显地记述了方剂发挥作用的方位性。金、元医家论述药物的归经，大多是以《伤寒论》中各经主方和方中主药为其依据的。明末清初，对方剂归经的认识更有新的发展。如汪昂的《医方集解》，书中97.9%的方剂都有归经的论述。方剂的归经，不是组方各药归经作用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配伍关系和各种药性的综合分析而概括出来的。尽管方剂的归经未被医家普遍接受，但仍为一个很有意义的理论探讨。 在药性综合综合应用中,李东垣的“用药法象”，王好古“五脏苦欲补泻药味”，陈嘉谟的“用药法象”，景冬阳的“五脏苦欲宜恶谱”等，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归经，但都包含着定向、定位的药性。清代药队理论的出现，承袭了前述综合药性的发展，又接受了李时珍“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与张景岳的“药阵”的思想，以归经为纲，综合性味、功能等药性，对药物的治疗性能以部队、猛将、次将，温、凉、补、泻等综合概括。就一理论先后见之于《笔花医镜》、《医医偶录》、《药性摘要》、《本草害利》等著作中。其它综合药性最多见的则是以功能与归经综合归类。一般以归经为纲，以寒、热、劳瘵、风、湿、燥、气、血，或虚、实寒、热，或补、和、攻、散、寒、热为目。《本草集要》称“各经主治药”，《本草发明》称“主治各经药”，《万病回春》称“各经补泻温凉药”，《外科大成》称“十二经补泻药”，《本草分经》则作为全书的体例，《十剂表》则以归经为纲，十剂为纬，列举药物功能纲要。这些药物的综合药性，虽然内容各有不同，见解不一，但都说明在单纯定向、定位的药性的基础上，发展为各类药性综合作用的总趋势。 二、理论依据 药物的归经理论，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医疗实践，结合药物固有的特性归纳总结而成的。所谓“归”，既是药物作用的一种趋势特性；“经”则是指机体结构或功能的某些单位。药物的归经性能，主要通过临床实践，药物作用于机体而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归经药性的理论依据，也不外乎机体因素、药物特性和临床疗效三方面。其中又以临床疗效为其主要依据。 （一）药物特性 各种药物都具有形、色、气、味等特性。这些特性往往是古代人们赖以说明药物作用的依据，同时也是药物归经的依据之一。早在《内经》中已把药物的五味、五色、五气，通过五行学说与五脏理论相联系，用来说明药物与五脏生理、病理的关系。故 药物的气味与颜色在归经理论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后世对药物归经的论证，也往往应用这些药物的特性。它们与归经的关系，根据《内经》有关篇章的内容可归纳如下表： 与归经相关的五行所属
药物的这些特性，虽然都可用作归经的依据，但以五味理论应用较多，相对来说它的理论对归经的覆盖面较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辛和肺，陈皮、紫苏、麻黄皆味辛而归肺经；甘入脾，黄芪、党参、甘草皆味甘而归脾经；酸入肝，山茱萸、乌梅、酸枣仁皆味酸而归肝经；苦入心，黄连、莲子心、栀子皆味苦而归心经等。至于五色、五气等，仅在古籍中偶尔用以说理，规律性不强。此外，药物的性状有时也用来解释归经，如《本草备要》所说：“其入诸经，有因形相类者，如连翘似心而入心；荔枝核似睾丸而入肾之类；”“质之轻者，上入心、肺；重者，下入肝、肾；……枯燥者，入气分；润泽者，入血分。” 这些说理，可重复性不强，意义不大。 药物的形、色、气、味用作归经理论依据，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第一，不能重复引伸，如味酸入肝，但入肝经的药不都是酸味，味酸的药物也不尽都归入肝经。青入肝，但入肝经的药物不都是青色，而色青的药物也未必尽入肝经。第二，色与味或色与形方面存在一些矛盾，如酸味的药物也不一定就色青，甘味的药物也不一定是色黄，反之亦然。色、味与形态方面也存在这些矛盾。因此应用这些理论时，存在着实用主义。同一书中，甲药以味为据，乙药以色解释，丙药以形态论证，这也是各家本草对同一药物存在多种归经廉洁的原因之一。 （二）机体依据 机体是由许多局部单位构成的，主要包括脏象系统和经络系统。脏象系统又包括五脏六腑、奇恒之腑、卫气营血、三焦以及肢体五官等结构和功能单位；经络系统也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入脉，以及其所主、所合、所属、所循行的脏腑区域等。这些都是机体单位，又包含其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 药物的定向、定位作用，首先是与脏腑相联系的，如《内经》中的“五入”、“五走”，都是药物或食物作用与五脏、五体相联系的。又《内经》及后世医家对五脏苦欲补泻的论述，也是把药物五味的补泻作用与五脏相联系。《本经》对于许多药物的具体功效的记述，也多与脏腑等机能单位相连。如谓甘草“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柴胡“去肠胃中积气” 等。这些记述对后世归经理论的形成起了推进作用。随着医学的进步，病变部位的辨别越来越受到重视，《金匮要略》中脏腑辨证体系得到了唐、宋医家的不断补充。因此，结合脏腑或机体局部的功能和病理变化来讨论药物功效的记述越来越多。前面所引述《本草拾遗》、《朝野佥载》、《梦溪笔谈》等有关归经的记述就是明证。李时珍所总结的《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更是脏腑理论结合寒热、补泻等药性综合应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其中所谓的“标本”，主要指“经脉病”与“脏腑病”，但也是突出以脏腑理论为主，故每一脏腑又有“气”、“血”之分。可见其定位的针对性更为详细。明、清以来所出现的卫、气、营、血与三焦学说，这些理论也成为归经的理论依据，但这些理论也是建立在脏腑理论之上的。因此，明、清以来论及药物的归经，多以脏腑名称为依据，而较少以经络名称作为归经的依据，有的则于月亮名后加上“经”字，把经络作为脏腑的组成部分，故现代的归经则多迳称脏腑之名。 经络系统也是机体的重要组成单位，早在《内经》中已经把它作为辨证的依据。十二经都有主病，而且是还分为“是动”和“所生”病，这些疾病以经络名称定位的方法通过《伤寒论》的充实和发展，经唐、宋医家的进一步综合，总结出脏腑经络结合的辨证体系，以统领外感和内伤诸病的辨证，如《医学启源》等医籍就是其代表。经络既是辨认疾病部位的所在，自然也是药物作用的归宿。凡能治疗某经疾病的药物，就把它归为某经。因此，经络系统就成为药物归经的重要依据之一。故在《洁古珍珠囊》，王好古的《汤液本草》中，多以手足三阴、三阳十二经为其依据。如谓桂枝“入足太阳经”，桔梗“入足少阴、手太阳”，柴胡“入手少阳”等。都是用手、足六经来概括药物的归经，有的则是在六经的名称下加上其所络属的脏腑名称。随着奇经八脉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奇经八脉理论作为记述药物归经的依据也应运而生。明末清初，不仅以经络理论作为归经的基础得以普遍普遍应用，而且进一步发展到以穴位来对药物作用定位。 （三）临床疗效 药物的一切性能，都来源于临床实践的总结，药物的功效与药物归经性能是极为密切的。归经理论尽管与药物的形、色、气、味等特性和机体因素关系密切，但是它的建立仍有赖于药物的临床疗效的总结。金、元以来，药物归经的论定，主要是以药物的效用为其依据。无论是以脏腑理论。还是以经络进行归经的论述，都是建立在药物治疗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如麻黄、桂枝归足太阳经，就是因为麻黄、桂枝为麻黄汤、桂枝汤的主药，是治疗太阳表证的主方而论定的。又如石膏、知母归足阳明经，柴胡归足少阳经等，都属此类。在脏腑辨证论治中，大黄能泻胃家实热，故入胃经。当归为补血和血要药，故归心、肝二经；人参、黄芪能补益脾、肺之气，主治脾、肺气虚，故归入脾、肺二经；鹿茸、巴戟天能补益肝、肾，用治肝、肾不足之证，故归入肝、肾二经。 药物的疗效与性味结合，不仅是归经的重要依据，而且对归经的范围和主次也起决定作用。一般来说，药效简单，性味单纯，其归经的范围也小，多专归一经，如白前、前胡均以辛味为主，功能降气祛痰，故单入肺经。若药味复杂，作用多样，其归经范围也较广，多在两经以上，如桂枝辛甘性温，既能散寒热解表，又能温经止痛、温阳化气，故归心、肺、膀胱三经。有此药物性峻烈，通行之性甚强，如附子、防已、威灵仙等，由于这些药物其性走窜，故通行十二经脉。在能归几经的药物之中，又有主次之分，这也是根据药物对各经治疗作用的强弱进行论定的。如《本草求真》谓人参，黄芪“峏（为上山下而，与专相通）入肺，兼入脾”即是。 总之，药物归经的认定，都是以脏象、经络理论为基础，以临床疗效为主要依据。至于其它形、色、气、味，虽然也偶或引入说理讨论，却都以临床疗效为终结，为判断的最后依据。无论其色青（益母草）、色紫（生地）、色黑（何首乌）、色白（白芍），因其治疗肝病，而均入肝经；无论其味咸（龟甲）、味甘（枸杞子）、味苦（杜仲）、味辛（补骨脂），因其主治肾病，故都入肾经。通行十二经的药物，也不通具五脏之形、色、气、味特点。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发展，是归经理论发展、丰富的根本原因。 三、归经药物概述 归经作为药物的一种特性，历代医家对它的认识存在差异。不仅定位的方法不一，而且概括的范围、探讨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药物的归经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公认的系统。 首先，在药物归经定位的方法上缺乏一致性。历代医家在论述药物归经时，有的以六经或十二经作为定位单位，有的以五脏六腑作为归纳对象，有的则兼而用之。如早期的药物归经多以六经辨证用药为据，《汤液本草》中谈到的归经，多用手足太阳、阳明、少阳、少阴、太阴、厥阴等经络之名来确定。而明代的《本草品汇精要》则单用手、足六经名称。明、清间其他本草，或以或以经络名加脏腑名称，如《本草纲目》、《本草经解》、《本草备要》；有以脏腑名加“经”字者，如《本草蒙筌》、《药品化义》、《要药分剂》；有两种方式混用者，如《药鉴》、《本草正》；有直用脏腑名称者，《本草求真》、《本草分经》；亦有脏腑经与脏腑名混称者，如《本草害利》。但有些药物的定位，不便以经络、脏腑来命名，则又直接以机体部位或组织来定位，如《本草求真》谓斑蝥“专入下部”，轻粉“专入筋骨”，象牙、蟾酥“专入肌肉”，樟脑“专入关窍”，丝瓜“专入经络”，自然铜“专入骨”等。然而这些机体部位或组织又可通过脏象学说把它们概括起来，如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等，凡入筋者可归于肝，入骨者可归于肾，入肌肉者可归于脾。所以以经络、脏象作为定位的单位。尤其脏象理论概括广泛，故以脏腑作为定位单位更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如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学》教材，都直接用脏腑之名作为归经的单位。 其次，药物归经的层次与归经的性质在认识上也存在差异。归于某一经的药物，多与该经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产生直接或相关的作用，或改善该经的生理功能，或调节该经的病理变化，或可祛除侵入该经的外邪，或可治疗该经所络属部位或器官的病变。因此，同归一经的药物存在多种性质，如《医学启源》中，在有关归经药物上进一步标明为该经的“本药”、“的药”、“风药”、“湿药”、“寒药”等。《本草蒙筌·各经主治引使》一节中进而分列了治寒、治热、治劳瘵热、治风、治湿、治燥等类不同的性质，而且在治寒、治热两类中还有气分、血分之分。江笔花所总结的各脏腑“药队”，则每部之下又分别以补、泻、凉、温四类进行归纳，而且每一类中又分猛将、次将，对其作用的强弱加以区别。沈金鳌的《要药分剂》则于每药归经项下“必着为如何之品句”，“或括是药全性，或专及是药最重之用。”这些对归经药物的进一步定性，如果能获得统一认识，则更能加强归经理论在临床用药上的指导作用。 再者，各书所载载药物有归经论述的品种也不一致.药物归经的认定是不断发展的。金元时期的本草著作，记载归经的药物数量较少，如《珍珠囊》只有30多种有归经的记述，到了明代的《本草品汇精要》则已经扩展到82种之多。清代的《要药分剂》载药达400余种，《本草求真》收药520余种，全部都有归经的记述。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学》教材，也绝大多数药物均有归经的概括。可见药物的归经品种是不断增加而完善的。药效的定位也是在不断完善的。归于每一经的药物，各家本草记述也有多少的不同。以归肺（手太阴）经的药物数目为例，《汤液本草》为25种，《要药分剂》为97种，《十剂表》收有67种，而《笔药医镜》、《本草害利》的肺部药队则分别为49种、50种，《本草分经》则为127种。可见各家对归肺经药物的概括相差甚大。不仅归于各经的药物数量不同，而且各书所载归于某经的药物品名也有很大的差异。一种药物，常有甲书归肝，乙书归心的不同概括。 药物归经范围的大小，一种药物归经的多少以及所归脏腑的名称，各家本草论述也不尽相同，有些药物甚至完全不同。现以辛温解表药为例，将三部本草著作的归经记述，归纳为下表： 14种辛温解表药在三部本草中的归经记述
从上表可见，各家所记述的归经大体上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差异，如防风，三本所载差异甚大，其中《本草求真》与《要药分剂》就完全不同。一些作用复杂的常用药物，其归经之差别更大，如高晓山对大黄的归经综合了40种本草文献进行统计，有16种说法，涉及10经之多。但以胃经（39种）大肠经（37种）脾经（28种）肝经（22种）四经比较集中，其次是心包（17种），而以心经（4种）三焦经（3种）小肠经（3种）较少，膀胱经与肺经各只一种文献记载。在一本文献中记述最多的达六经，最少的为一经。其中以办、大肠、脾、肝、心包经的说法最多，有14种文献。现代的《中药学》教材认为归脾、胃、大肠、心经，也与历代本草文献基本一致。 一种药物的归经为什么会有多种说法，是由于影响归经的因素比较复杂。首先是归经的理论依据不同，有的以脏象学说为据，有的以经络学说为据，有的突出药物特性，有的突出临床疗效。其次是概括的程度不同，有的只突出其主要的归经，而有的则有主有兼。多数只概括其所归的经络、脏腑，而有的则进一步落实到气血、官窍等。同时归经还受到配伍、炮制的影响。同一药物配伍的药物不同，其归经不有改变。故《汤液本草》谓缩砂“与白檀、豆蔻为使则入肺，与人参、益智为使则入脾，……与白石脂为使则入大小肠。”炮制所用的辅料及方法不同，它的归经也受到相应的影响，《汤液本草》谓大黄“入手足阳明经，酒浸入太阳经，酒洗入阳明经，、。”此外，药物的剂型、用量、服用方法等也可以影响它的归经。 综上所述，药物的归经必须加以整理。首先对历代本草的药物归经进行归纳；其次就结合临床实践，并制定客观指标，开展实验研究；实行统一的归经系统，确定各药的归经范围。从而增强其对临床用药的指导意义。 四、归经的意义 归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丰富了升级基本理论，同时也推动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和制方遣药的发展。尤其是分经论治的理论，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如李东垣曰：“凡一经受病，当求责其一经，不可干扰余经，苟滥投尅伐之剂，则诸经被戕，宁无危乎！”王好古在论述胡洽治痰癖，饮用五物相反之药时说：“治之大略，水者，肺腑之言、肾、脾三经所主，有五脏六腑十二经之分，……不可轻泻，当知病在何经何脏，误用则害深矣。”朱丹溪在论述疮疡的治疗时亦说：“疮疡所发，有痈、疽、疖、疬，轻、重、浅、深不同，或止发一经，或兼二经者，止当求责于一、二经，不可干扰余经也。”王肯堂在《证治准绳·疡医》中专列了“分经络”一节，首云：“人身之有经络，犹地理之有界分。治病不知经络，犹捕捕贼不知界分，其能无诛伐无过之咎乎！”徐灵胎也说过：“治病必分经络、脏腑，……救治病者，必先分经络脏腑之所在，而又知七情、六欲所受所用，仍后择何经何脏对病之药而治之，自然见效矣。”可见历代医家都比较重视治病的分经和药物的归经。 归经理论在中药理论和中医临床应用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完善了药性理论，加深了对药性的认识 古人总结药性理论，主要是以气味、阴阳、补泻、毒性为基础，偏重于药物作用性质的辨别；而药物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与机体脏腑、经络各种机能的结合。为了弄清药物疗效的所在，这就需要对药物作用进行定位，归经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正好实现了药物作用定位的需要，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药性理论，加深了药物作用的了解。同时，由于归经理论主要以脏象、经络理论为其理论依据，从而加强了药性理论与中医基本理论的联系。归经理论不仅丰富了药性理论，而且是在实践应用中，它与其它药性理论（如温、凉、补、泻、气、血等）相结合，以之讨论药物的全面作用，进一步推动了药性理论的研究。 （二）归经理论实现了药物作用的定位，推动了中医基本理论的发展 前已述及，药物作用定位，起源于疾病的定位。病位的辨别，经历了由经络系统到脏腑系统，进面经络、脏腑相结合，再过度到以脏腑体系为主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药物的归经理论无疑起了推动作用。归经理论的建立，药物作用的定位，使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等体系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归经药性和寒热、补泻等药性理论的综合，使中医临床上的八纲辨证纲领更加具体，至于温病学中的卫、气、营、血与与三焦辨证体系的创立，更与药物的归经理论中的入气分、血分的划分等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归经药性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中医脏腑、经络等基本理论的发展；药物归经作用的概括，加深了对脏腑经络生理功能利益一致病理变化的认识。 （三）归经理论指明了药物作用的部位，增强了辨证用药的针对性 在临床辨证之中，病位的辨别是极为重要的，如八纲辨证中的表里，其他如脏腑、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体系，都是直接以病位作为辨证的纲领。临床上同一病症，由于发病的部位不同，在治法方药上则迥然不同。药物的归经，着重在于指出了药物作用的部位所在。因此，对临床上选用针对性较强的药物进行治疗，有利于疗效的提高，如同一伤寒病，初犯太阳，则宜以麻黄、桂枝等发表之品以治之；若传入少阳，则当以柴胡、黄芩等药以和解表里；若进而邪热结于阳明，在经则宜用石膏、知母等药以清经，入腑则宜用大黄、芒硝等药以泻腑；病传三阴，则又当归三阴各经之品以调治之。又如同一热证，也有肺热、心火、胃火、肝火等的不同。若肺热咳喘，当用桑白皮、地骨皮等肺经药；若胃火牙痛当用石膏、黄连等胃经药；若心火亢盛心悸失眠，当用朱砂、丹参等心经药；若肝热目赤，当用夏枯草、龙胆草等肝经药。再如外感热病，热在卫分，当用银花、连翘等卫分之药；若热入气分，之则当用石膏、知母等气分药。还有热邪入营、入血之不同，而且还有热在上焦、中焦、下焦之异。临床治疗上也应根据药物的归经进行制方遣药，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掌握药物的归经，还可帮助同类药物功效的区别应用，如羌活、白芷、柴胡、吴茱萸等药，均可治疗头痛，但由于归经范围不同，而分别用于太阳头痛、阳明头痛、少阳头痛、厥阴头痛等不同病症。又如麻黄、黄芪、附子、猪苓，都有利水消肿的功效，但麻黄为宣肺利水、黄芪为健脾利水、附子为温阳利水、猪苓为通利膀胱之水湿，其作用机制各不相同，其应用也各有别。因此，在熟悉药物功效的同时，掌握药物的归经对同类药物的鉴别应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归经指出了药物作用的范围和主次，对临床配伍制方有重要指导作用 药物的归经范围，决定其临床应用范围；而归经的主次划分，决定其在处方应用中的主次地位。中医处方用药，强调君臣佐使。一般来说，专归某经或主归某经的药物，大多为治疗该经病证方剂的主药；而兼入之经，则多为治疗该经病症方剂中的辅助药物，如专治眼病的青葙子、蜜蒙花等，皆为专归肝经，而以二药为为君的青葙子散、蜜蒙花散，皆为治疗眼病的专方。又如六味地黄丸中的熟地黄，七宝美髯丹中何首乌，二药都入肝、肾，但六味地黄丸以滋阴补肾为主，而七宝美髯丹则功专补肝坚肾，故《本草求真》谓熟地“专入肾，兼入肝”，而何首乌为“专入肾，兼入肝”。再如麻仁苁蓉汤中的肉苁蓉，在方中主要是增强麻仁的作用，故《本草求真》谓其“专入肝，兼入大肠”。因此，通过归经指出药物的主次，是临床处方用药决定君臣佐使的重要依据。同时对于初学者来说，有利于掌握药物的功效重点。 （五）归经理论有利于全面了解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准确掌握药物功能 归经理论把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与药物作用紧密联系起来，既加强了中医药理论的结合，同时加深了对药物作用机制的认识，如麻黄归肺与膀胱经，功能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麻黄的这些作用与肺与膀胱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紧密相关。肺主皮毛，司呼吸，又为水之上源；膀胱为足太阳经之腑，主一身之表，又为州都之官，是水液排泄的通道。风寒犯表，肺与膀胱首当其冲，发为为风寒表证；肺气失宣，肃降无权则出现咳嗽气喘；水之上源不清，而水道不利，则不能下输膀胱，或膀胱气化不行，致使水液内仃，若与在表之风邪相搏而发为风水之证。这些病症都可以通过麻黄来改善肺与膀胱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而起到发散表邪，宣降肺气，通利州都的作用。麻黄的上述功效和作用机理，通过归经理论得以全面认识。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医基本理论肺与膀胱生理功能的理解，使中医的理法方药体系更加完善。 (六) 归经理论是一种综合药性，结合其它药性能全面指导临床用药 前述归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药物的四气、五味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指导药物临床应用时，也还必须与四气五味以及升降浮沉等药性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做到全面准确。如同归肺经的药物，由于有四气的不同，其治疗作用也异。如紫苏温散肺经风寒、薄荷凉散肺经风热、干姜性热温肺化饮、黄芩性寒清肺泻火。同归肺经的药物，由于五味的不同，作用亦殊。如乌梅酸收固涩、敛肺止咳，麻黄辛以发表、宣肺平喘，党参甘以补虚、补肺益气，陈皮苦以下气、止咳化痰，蛤蚧咸以补肾、益肺平喘。同归肺经的药物，因其升降浮沉之性不同，作用迥异。如桔梗、麻黄药性升浮，故能开宣肺气、止咳平喘；杏仁、苏子药性降沉，故能泻肺止咳平喘。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与归经同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用时必须结合起来，全面分析，才能准确地指导临床用药。运用归经理论指导临床用药，还要依据脏腑经络相关学说，注意脏腑病变的相互影响，恰当选择用药。如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肝火上炎，目赤头晕、治疗时当选用黄柏、知母、枸杞、菊花、地黄等肝、肾两经的药物来治疗，以益阴降火、滋水涵木；而肺病久咳，痰湿稽留，损伤脾气，肺病及脾，脾肺两虚，治疗时则要肺脾兼顾，采用党参、白术、茯苓、陈皮、半夏等肺、脾两经的药物来治疗，以补脾益肺，培土生金。而不能拘泥于见肝治肝、见肺治肺的单纯分经用药的方法。 药物的归经性能，实现了药物作用与病变所在的脏腑、经络的定位。事实证明，掌握好归经理论对于指导临床用药意义很大。但归经理论也和其他药性理论一样，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归经固然是绝大部分药物具有的一种特性，但并非所有药物都具有这种特性。故历代医家又提出了“不行经络杂品”与“散品”之类的名称，如《十剂表》中归入十二经的药品为494种，而不归经的药物也达272种之多[28]。《本草分经》不循经络杂品中补品46种、和品139种、攻品37种、散品7种、寒品63种、热品4种，共296种。为全书814种的36.4%[17]。现代的《中药学》教材[35]，虽然大多数药物皆有归经的药性记述，但亦有少数未有，如有些外用药物，由于多直接起作用，故多不具归经的特性。 再者，由于历代医家对一些药物功效的观察，认识上所存在的差异，对归经理论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明代的赵敬斋谓：“药之功效，有治病之多者，有治病之少者。《汤液》、《集要》，分某药为太阴经，某药为少阴经，层见而叠出。其如谓黄芪、人参，皆言五脏；川牛膝、鼠粘子，皆助十二经，如此治病位之多者，不可计数。若拘系经脉，分定阴阳，则治一不能治二，治此而不能治彼。刻舟胶柱，性无变通，又岂能治人之病哉。”清代徐灵胎也说：“盖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经络脏腑者，有不必求经络脏腑者，盖人之气血无所不通，而药性之寒热温凉，有毒无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于人身，其功能亦无所不到，岂有其药止入某经之理。即如参、芪之类，无所不补，砒、鸩之类，无所不毒，并不专于某一处也。……盖通气者，无所不通；解毒者，无毒不解；消痰者，无痰不消，其中不过略有专宜耳。至张洁古辈，则每药注定云独入某经，皆属附会之谈，不足徵也。”这些论述往往被引为归经理论的反对者，但详审其意，并非完全反对归经理论。赵氏在于指出“治病位之多者” ，“若拘系经脉” ，则会出现“治一不能治二，治此而不能治彼。刻舟胶柱，性无变通” 。徐氏则说得更为明白，他首言“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经络脏腑者，有不必求经络脏腑者。” 即着论述了不必求经络脏腑者的理由。但就在同篇中他接着中肯地指出：“以某药为能治之病则可，以某药独为治某经则不可；谓某经之病位，当用某药则可，谓某药不复入他经则不可。故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执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泥，反能致害。总之变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他这样辨证地看待归经理论是比较客观的。 此外，鉴于历史的原因，历代医家对归经理论的认识，存在不同看法；对具体药物的归经，存在混乱情况更多。因此，在应用归经理论的时候，必须全面地掌握归经理论；对具体药物的归经亦应辨证地看待，才能达到准确的应用。 第二节 引 经 引经的概念，在金、元时期称为“通经以为使”、[1]“报使”、[2]“各经引用”[36]等，后世有“主治引使”、[24]“引经报使”[37]者。还有人把“响导药”亦作为引经药者。[32]一般解释为“引诸药直达病所”，即可使不归该经的药物接引到该经病所。即沈石匏昕称“剂中用为响导，则能接引众药，直入本经。”[38]从广义角度来看，引经药还包括部分引药，即通常所称的“引子”或“药引”。引经与归经倾向于药物作用的定向。然而，它的最终作用还落实在定位上，故引经作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归经作用。 一、历史沿革 引经概念的萌发与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萌发于药物作用趋向的认识与复方配伍关系的分析。早在《本经》对药物配伍的论述方面，就有“药有君臣佐使”和“相使”等概括，其中的“使”药、“相使”都已包含了引使的意义。在药物的作用概括方面，也有菌桂“为诸药先聘通使”的记述。这些都含有某些药物可以影响其他药物作用的趋势。《名医别录》中也有桂能“宣导百药”，酒“主行药势”的记述。[9]关于引使药物的应用，在《伤寒论》中，许多方剂都有引使药物的配伍。如桂枝汤中的生姜、大枣，白虎汤中的粳米，十枣汤中的大枣等，都属此类。唐、宋医家，关于此类药性的认识逐渐增多，如陈士良所说：酒“引石药气入四肢，滞血化为痈疽”，吴菝 (薄荷)“引诸药入营血”，[9]已提出了类似引导或接引的概念。到了宋代寇宗奭，称泽泻在肾气丸中“不过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桑白皮“接螵蛸就肾经”，[13]则明确地把引导或接引的概念与经络、脏腑理论结合起来，引经理论已经初步形成。宋代以来，由于局方的推广，引药的应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少方中都开列了引药，少则两三味，多则十余味。作使药应用的药品也大大地超过了《蜀本草》所谓的 “相使者90种”，[9]而且许多君药、臣药也作为成方的引使应用，如人参、柴胡、黄芪、黄连、吴茱萸等均被列入“助使”之用。金、元以来，在医家所制的方剂中，引使的应用更为普遍，如张元素的九味羌活汤中加生姜、葱白，王海藏的神术散中亦加葱、姜，人参败毒散中加生姜、薄荷少许煎服；陶节庵柴葛解肌汤中加姜、枣、石膏等，都属于引药。在本草中，论述药物引导作用的内容也逐渐增多，如《汤液本草》谓牵牛。以气药引之则入气，入大黄引之则入血。”谓附子“通行诸经引用药。”王不留行“下乳，引导用之。”牡蛎“以柴胡引之，故能去胁下之硬；以茶引之，能消结核；以大黄引之，能除股间肿”等。[2] 现存本草中最早系统收载引经药的当推《洁古珍珠囊》，但只是作为疮肿治疗规范，谓“苦寒以为君，甘寒以为佐，大辛以解结为臣，通经以为使”，[1]后来所谓洁古引经报使，即“通经以为使”的具体用药。《汤液本草》中记载李东垣引经药有三种说法，反映了当时对引经药作用的认识尚未统一。有针对病症部位而用的引经药，如“气刺痛用枳壳，看何部位，以引经药导使之行，则可”，有为增强疗效而用的引经药，如。头痛须用川芎，如不愈，各加引经药”，[2]有作为配方中的佐使药应用的，如“凡疟，柴胡为君，随所发时所属经分，用引经药佐之。”[2] 李东垣总结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东垣报使药”，[2]对后世的影响很广，明、清时期的本草著作中所列举的引经药，大多以此作为基础。但也有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在方书中，常可见到两类不同于普遍适用的情况。一类是针对辨证，参照药性，选择引经药；一类是引入经脉或病所极其局限，其所用的引经药多不同子一般引经药。前者多见于方剂的加减中；后者则随着医学派别而异。针对性强的，对疗效的直接影响较明显，而普遍适用的则影响其他药物归经的能力较明显。但这两方面并无原则忆的差别，客观上都表现为疗效上的提高。因此，无论《汤液本草》中的不同说法，还是后世的不同认识，都没有本质上的分歧，临床上也常交互应用。引经理论的发展，最突出的是与宋代以来盛行的药引或引子的应用相结合。引子药与引经药在其含义与临宋应用方面，有许多相近之处，但引子药类与经络理论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归经和引经的经络概念，本来也不是很严谨的，它广泛包括经络、脏腑及其所主、所合、所流住的区域。所以，药引也并不是不能与经络理论结合。因此，引经理论形成后，与药引的应用相融合的趋势很快产生，药引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虽然是宋代以后，但类似的应用，早在汉、唐方书中已有不少记述，只是没有明确指出其力药引。由于宋代成药渐多，药引的应用得到较大的发展，其中既包含一些随症加减药，也包含一些引经药的应用，而且引经药作为药引的组成，又有助于加强或改变主方冶疗的针对性，有时药引本身就是引经药。这些在明、清的方剂解释中屡见不鲜，如在《医方集解》中，对复元活血汤中的柴胡，解释为“肝胆之经，行于胁下，……故以柴胡引用为君。”小续命汤后所引的“易老六经加减法”，就是加用不同的引经药而更换方名，分别适用于不同的中风病证。 明代以来，引经药物进一步增多，如《本草蒙筌》的“主治引使”药，不仅有寒、热、风、湿等不同性质的引经药概括；而且各经的寒、热引经药还有气分、血分之分。王肯堂则进一步把李东垣的响导药也作为引经药看待，如在《证治准绳·疡医》中“经络”篇所列的引经药，即是李东垣的响导药。[32]在明代的本草中，对药物的引导作用 的概括，也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如《本草纲目》中谓桂枝“引诸药横行手臂”，牛膝“能引诸药下行”，穿山甲“引经通窍”，鹈鹕油、羊脂治风湿或痛风，能“引药气入内(指皮肤以内)”等。[39]引经药与药引的应用融合以后，其所引导的方位有局限的倾向，也有超越经络理论的情况。在明、清的一些医籍中，出现了按部位、穴位应用引经药的情况，如毛世洪论青龙丸，按部位用引经药煎汤送下。[40]罗国纲论祛邪立效散，附各经引经药16组，包括血虚头痛、气虚头痛，气血诸虚、痰厥头痛等，[41]这种情况在伤科用药中尤其突出，如赵廷海的《救伤秘旨》中，依部位、穴位、症状总结了伤科中的108种引经药。[42]这些引经药都超出了引经药的原始含义，也超出了经络理论的范围。实际上与宋代成方加用引药的情况相似。明、清以来，在以经络为基础的引经药也有了发展，出现了奇经的引经药，如傅青主的易黄汤，谓“白果引入任脉之中，最为便捷。”[43] 金、元时期，引经药基本是单味药物，历来本草家所总结的引经药或引经报使药，也都是单味药，只是在某些方剂分析时，可能指认成组、成队的引经药，但在组、队的内部并不存在有机配合。明、清以后，具有引经作用的药引往往不只是单味药，也不仅仅是成组、成队，而是药性配合的多种药，有的自成一个方剂，这类药引，特别是配合成药运用的，有时专称为药引。这种药引运用形式，实际为末代药引运用的发展。同时，这种药味配合引经，也是引经理论的一个发展。 从上所述，可见引经药的发展过程，始终与引使药相联系的。药物的复方配伍，产生了使药概念，使药发展形成引使或药引，引使药与归经理论相结合，产生了引经或引经报使药的理论，引经药与引使药融合，相互应用，进而推进了引经药的发展。但是由于引经药受到归经理论的局限，始终没有，实际也不可能把所有引使药或药引全部纳入引经药之内。相反，引使药由于不受经络理论的限制，其在临床上的实际应用远比引经药更为普遍。 二、引经药类 药物的引导作用，早在《本经》中已有论述，但引经药的系统归纳，乃是归经理论与药物的君臣佐使理论相结合而形成的，而主要是复方中引使药物与经络理论的结合。它的理论依据是以归经理论为基础的，但从历代医家所归纳的引经药物来看，多强调药物的特殊疗效为其依据，故引经药主要是以经络理论与药物疗效作为依据。 (一)引经药的分类 历代医家论述的引经药物甚多，根据其引使的范围和性质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十二经引经药 十二经引经药是本草医籍中论述较多而应用较普遍的引经药。由于它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不同时期的本草著作所载十二经引经药的具体药物及数量各有不同。现将流传较广的几种摘录于下： （1）《医学启源·各经引用》(《汤液本草·东垣报使》略同①)：[36] 太阳经，羌活；在下者黄柏，小肠、膀胱也。 少阳经，柴胡；在下者青皮，胆、三焦也。 阳明经，升麻、白芷；在下者石膏，胃、大肠也。 太阴经，白芍药，脾、肺也。 少阴经，知母也，心、肾也。 厥阴经，青皮；在下者柴胡，肝、包络也。 （2）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手足三阳表里引经主治例》 太阳：足膀胱，手小肠。上羌活，下黄柏。 少阴：足肾，手心。上黄连，下知母。 少阳：足胆，手三焦。上柴胡，下青皮。 厥阴：足肝，手心包络。上青皮，下柴胡。 阳明：足胃，手大肠。上升麻，白芷，下石膏。 太阴：足脾，手肺。上白芍，下桔梗。 （3）《本草纲目·引经报使》(原注引自《吉古珍珠囊》)：[37] 手少阴心：黄连、细辛。 手太阳小肠：藁本、黄柏。 足少阴肾：独活、桂、知母、细辛。 足太阳膀胱：羌活。 手太阴肺：桔梗、升麻、葱白、白芷。 手阳明大肠：白芷、升麻、石膏。 足太阴脾：升麻、苍术、葛根、白芍。 足阳明胃：白芷、升麻、石膏、葛根。 手厥阴心包：柴胡、牡丹皮。 手少阳三焦：连翘、柴胡，上地骨皮，中青皮，下附子。 足厥阴肝：青皮、吴茱萸、川芎、柴胡。 足少阳胆：柴胡、青皮。 各家对引经药的记述出入较大，但以李时珍所总结的最为全面。此外，《本草蒙筌·主治引使》及《证治准绳·诸经响导药》所论述的药物都当作引经药看待，但实际已超出了引经药的范畴，故暂不录入十二经引经药之内。 2.病症引经药。在《汤液本草》中还记述了一类病症引经药，这些与十二经引经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作用类似引子药，但又往往与经络理论相联系，主要是加强药物的疗效，如“东垣先生用药心法·随证治病药品”[2]中有“如头痛，须用川芎，如①东垣报使：各经只有太阳，阳明等名，而无经字，各经也无脏腑名称，但各经所载药物与“各经引药”同。又东垣报使之后附有一歌诀，其中概括的各经引经药与正文所载有些区别。歌曰：“小肠膀胱属太阳，藁本羌活是本方。 三焦胆与肝包络，少阳厥阴柴胡强。阳明大肠并足胃，葛根白芷升麻当。太阴肺豚中焦起，白芷升麻葱白乡。脾经少与肺经异，升麻芍药白者详。少阴心经独活主，肾经独活加桂良。通经用此药为使，更有何病到膏盲。”歌决中与“各经引用”、“东垣报使”相同的药物为羌活、白芷、升麻，柴胡、白芍药；歌决中多者为藁本、葛根、独活。桂、葱白。而“各经引用”多者为黄柏、石膏、青皮、知母。又《汤液本草》正文中所载药物，明言为引经药的只有五味，即葛根、细辛、白芷、黄柏、青皮。而《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中所载药物中， 明言引经看，亦只六味，即羌活、升麻。柴胡、独活、白芷、川芎。可见金、元时期，对十二经引经药的认识并不一致。；不愈，各加引经药、太阳川芎、阳明白止、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少阴细辛、厥阴吴莱萸”。、“如气刺痛、只用积壳，看何部分，以引经导使之行则可。”“如疮痛不可忍者，用苦寒药，如黄柏、黄芩，详上下，用根梢及引经药则可”。还有“十二经皆用连翘。”“自腰以上至头者，加枳壳引至疮所”，“加肉桂，入心引血化脓，”“引药入疮用皂角针”等记述。这些都是病症引经药。此外，《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中的“去脏腑之火药”，[36](亦见于《汤液本草》卷上)亦寓有病症引经药之意。《本草蒙筌·各经引使》分别治寒、热，劳瘵、风、湿、燥，收集各经的引使药物，多数是病症引经药。所述药物达58种之多。在医方中，《罗氏会约医镜》的祛邪立效散中所附16组引经药，亦属病症引经药。后世一些医方也相继记述了一些病症引经药，如《救伤秘旨》中。少林秘传内外损伤主方。按症加减的引经各药，共记载了75则之多，其中有49则属症状引经药，多半为加强原方疗效而设，有关此类论述，其它本草方书中甚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3.局部穴位引经药。引经药钓进一步发展，它与药引的应用相融合，它的引导范围进一步倾向于机体的某一局部，如毛世洪论“青龙丸”，治疗肿按部位用引经药煎汤送下，列举了头面、肩背、两臂、胸腹、两胁、腰间、两足膝、咽喉八个部位[40]。马培之《外科传薪集》金龙丸、青龙丸治疗肿，引经部位各七个[45]。江考卿《伤科方书》鸡鸣散治跌打瘀血攻心，列举脑头、咽喉、胸前、腰上、手上、脚上、脚背八个部位引药[66]。赵廷海《救伤秘旨》少林寺秘传内外损伤主方的引经药中，26个为所伤部位[42]。这些虽然与经络理论有一定联系，但实际巳超出了经络理论的限制，而是以机体局部来定位。其所用的引经药，亦类似引子药。随着伤科用药的发展，机体局部的进一步深化，出现了以穴位或称为“穴道”应用引经药的情况，如江考卿的《伤科方书》中，在“十三味总方”中论述了十二主穴的引经药。每穴所用引经药，有2～5味不等。现将所列穴位引经药录于下： 心窝穴：砂仁，淡豆豉、丁香、蒲黄。 井泉穴：杏仁、桔梗、枳壳、薤白、阿胶。 井口穴：鳖甲、辛夷、白芷。 山根穴：草决明、辛夷、苍耳、菊花。 天心穴：藁本、白芷、独活、地龙。 风头穴：羌活、藁本、白芷。 中原穴：破故纸、杜仲、山栀子。 蟾宫穴：独活、延胡索、肉桂。 凤尾穴：黄连、黄芪，枳壳、升麻。 屈井穴：厚朴、大黄。 丹肾穴：延胡索、小茴香、良姜。 六宫穴：延胡索、丁香、急性子。 以上共用引经药32味，其中有八味为十二经引经药，其余24味都是新增的[46]。赵廷海的《救伤秘旨》更扩大到36大穴，每穴加用引经药为1～4味不等，而多数为2～3味，但都加服了“七厘散”，所用药物品种也有扩大，达40多味，而多与江氏所用药物不同[42]。这些药物虽谓之引经药，但实际上多为对症之晶，与改善穴位所在的脏腑、器官功能有密切联系，尤以理气活血之晶为多，体现了伤科用药的特点。引经药由单味 应用发展成组，成队，与单味药物的归经发展成为方剂的归经的意义是一致的。这些药物与其称之为引经药，不如称其为引子药更妥。 (二)引经药的应用 引经药类品种繁多，从早期零散的桂、酒、薄荷、泽泻等单味药物的论述，到十二经引经报使的形成体系，已有24味之多，加上明、清发展的病症引经药与局部穴位引经药，所用药品达100余种。就这些药物而言，本身作用甚力复杂。对于其引经的作用机制，尚无医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现只能从其在复方中的作用加以认识。概括起来，引经药物随着其在方中的地位不同而分别具有不同作用。一般引经药多作佐使药应用，可以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以增强临床用药的针对性；其次作辅助药用，可以增强方中主药的疗效；还有一些引经药兼作方剂的主药，在方剂中发挥主导作用，如小柴胡汤中的柴胡，九味羌活汤中的羌活等。此外，有些引经药可以调节所在脏腑经络的功能活动，有利于药物疗效的充分发挥。 关于引经药在临床上的应用，历来受到医家的重视，正如尤在泾《医学读书记》说：“兵无响导，则不达贼境；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虽然在大量医方中应用了引经药物，但是明确指出其为引经药者则甚少，尤其是在大量的内科杂症中较少提到，而在外感病症和外伤科病症的方剂中应用较多。其中各类引经药物的应用情况又各具特点。 1.十二经引经药。此类药物多为临床所常用，多为外感六经病证各方的主要药物，如桂枝、白芍、细辛、葛根、柴胡、附子、吴茱萸、黄连、黄柏、石膏、知母等，都是六经辨证中六经主方的主药。其它如羌活、独活、白芷、藁本、葱白、升麻、苍术、川芎、青皮等，也是金、元以来医家治疗外感表证常用方剂中的主药。可见这些引经药既有引药入经之效，又能在方中发挥其主要治疗作用。但在治疗内科杂症的方剂中应用这些药物时，则多为引经报使之用，如李东垣在论述治疗时疟、头痛、肩臂痛、腿痛时所用的六经引经药即属此类。 2.病症引经药。这类药物大多分散记载于本草、医方之中，多为临床用药经验之总结，没有理论阐述，更未形成体系。多数病症引经药是以对某些病证或某些方剂具有特殊作用的药物。有些药物是以对该病症有显著疗效，如前述李东垣《随证治病约品》中的“治疮痛不可忍”等项即属此类。有些药是以增强或扩大某一方剂的治疗作用，如《救伤秘旨》中。少林寺秘传内外损伤主方。按症加减引经各药中的症状引经药即屈此类。这类药物除了增强主方疗效外，还有引药至病所之意。应该指出，这类药物虽然称之儿引经药，但实际上与临床上辨证论治中随症加减药是相似的。由于这些药物都是直接从临床上总结出来的，故这类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甩，比十二经引经药的针对性更强、实用性更大。 3.局部穴位引经药。局部引经药与穴位引经药的应用，多见于外科与伤科病证中的方剂，尤多见于伤科方剂中，如前述的“十三味总方”、“少林寺秘传内外损伤主方”等，都是伤科常用方。这些方剂总结的一些局部、穴位引经药，受到临床医家的重视，而且在穴位引经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方剂，每个部位，穴位均制定了主治方，这样使药物引经发展成方剂引经，推广了局部穴位引经药的应用。在外科疮疡的治疗小，亦常根据所发生部位及经络加用局部引经药，如仙方活命饮，为治疗痈疽初起之方。常根据不同部位选加不同的引经药物，在《证治准绳·疡医》中论述颇多，如额疽，属阳明胃积热，宜加升麻、桔梗、羌活；太刚疽，属于阳明胄经，宜加升麻、桔梗；鼻疽，属手太阴肺经风热及上焦郁火所致，宜加栀子、木通、薄荷、桔梗；发颐，属阳明风热所致，宜加玄参，芩、连等[32]。这些引经药，多已超出了十二经引经药的范围，应属于部位引经药。内科病症中亦有分部引经之药，如桔梗为舟楫之剂，牛膝引药下行，桂枝横行肢臂之属，以及前述。青龙丸。按部位用药煎汤送下的引经药，都属此类。至于穴位(穴道)引经药的应用，多局限在伤科临床上，其它方书则未见记载。以上各类引经药的应用，仅就其引经作用而言，这些药物除引经作用之外，尚有其本能的作用。因此，在应用引经药时，还应结合其本身固有的寒热，升降浮沉等性能加以选择，方可达到合理应用，再者，一般认为引经药就只起。引经报使。的作用，似乎只是复方中的佐使药，其实不然，很多引经药都可作为一些方剂中的主药，既是君药，也是使药，如白虎汤中的石膏，葛根芩连汤中的葛根等。其次，各经的引经药还可通过手足同名经络的表里关系而互通，尤其是十二经引经药，其中不少药具有这种特性，如柴胡一药，就可同为手足厥阴与手足少阳四经的引经药。又如手足太阴、阳明经的引经药，其中的升麻通入四经，白芷则兼入三经，石膏、葛根也兼入二经。因此，在辨证选用引经药时，即可根据病情的需要，从表里同名经的引经药中来选择应用。 引经药的应用，并不像归经理论那样被人重视。因此，不是所有的病症和方剂都用引经药，而且即使方中应用了引经药类，有的也并不意识到它的存在，故有待整理、推广应用。 三、引子药类 引子药，也称为药引或引药，它包括了除引经药以外其它具有引导药物发挥或加强和扩大疗效的药物。严格说来，引经药也属引药。但在理论指导上，引经药比较严格地受经络学说及归经理论的影响，而引子药则多不受经络理论的限制，其引导作用更为广泛。在应用形式上也有不同，引经药多直接加入方剂或成方之中，有的甚至是方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引子药类虽然也是方中的组成部分，但大多为随症或随时加减应用的药物，而且尤多应用于成药的服用之中。 (一)引子药的特点 唐代以前，医家用药配方，虽有君臣佐使之论，亦有“使药”之分，然就医方而言，并无引药之名。古方之中亦有佐使，引药的用法，亦未明确指出何者为引药。引药的明确划分，实起于宋代成药的推广。宋代开设和剂局，大力推广丸药、散药，许多古代汤剂亦改成煮散，如桂枝汤、小柴胡汤等[22]。为了适应不同病情，或扩大成方的适应范围，或加强成方药物功效，每于方后开出许多临时所加药引，谓某症以某某药煎汤送服之类是也，这些引药少则一、二味，多则十余味。局方所列引药，贵而参、芪、桂，麝，贱而茶、酒、童便，皆可为药引，故宋代所谓药引，多为随症加减之药。但自金、元以来，医家比较推祟汤剂，所谓引药，多为煎煮时所加之晶，如生姜，葱白，梨汁，大枣之类，或为饮用时所加之药、如酒、醋，茶、蜜之类。从后世所用引药观之，则多为药房所不贮配，而系病家自备，临用之时加入煎煮之晶。故多于煮法之内适加一、二晶以为引导。然而随着引药的运用日广，故有些引药亦为专门药品，而有“古今汤方奠尽，药引无穷，灵机取用，各有所宜”。[47]概而言之，所谓引药一般具有如下特点：1.为成药随症加减之药；2.为汤方煎煮时临时加用之晶或饮用时所加之晶；3.多为药房所不贮，病家自备之品。 (二)引子药的分类 根据引子药作用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1.病情引子药。大多数的引子药都为病情引子药，也即成方的随症加减药，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所开列的药引，以及金、元以来汤方煎煮法中所列的药引，都是根据方剂的性质，选用不同的引子，如发表用姜、葱，调理脾胃用姜、枣，祛风活血之剂用醇酒，补肾之剂以盐汤送服，此类皆属病情引子。2.时令引子药。自宋代以来，对一些时令病症，往往根据不同的发病季节而加用不同的引子药，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桂枝汤(桂枝、芍药、甘草) “右为粗末，每服二钱，以水一盏，入生姜三片、枣三枚擘破，同煎取七分，去滓温服，不计时候，惟春初可行，自春末及夏至以前可加黄芩半两。夏至后加知母半两，石膏二两或升麻半两。”[22]这里的黄芩、石膏、知母、升麻，也就是根据四时所加的时令引子药。该书的“神仙百解散”根据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后加用不同的引药；“上丹”亦分春、夏，秋、冬加用不同的药物，这些都属于时令引子药。金，元医家对此论述渐多，如李东垣《医学发明》中专列了“四时用药加减法”一节，论述了噎塞、咳嗽等病症用药的四时加减之法，[48]而且在治疗中风方“四白丹”后，注明“常服之药，不可失四时之辅”接着详述些春大寒之后、望夏之月半，季夏之月、初秋大暑之后、霜降之后望冬、得春等四时加减药物之法。李东垣《兰室秘藏》的有关方剂中，如卷上的“调中益气汤”、“宽中喜食无厌丸”等方中，均有不同时节加减时令药的论述[49]，李时珍总结了金、元四时用药之法，并结合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总结了“四时用药例”[37]，谓春加荆芥，薄荷；夏加香薷、生姜；秋加芍药、乌梅；冬加黄芩、知母等，把它作为统一的时令引子药。 根据药物的来源，引子药亦可分成多类。现以《医学阶梯》“引药”一节为例，[47]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1.家庭常用食品。如生姜、葱白、酒、醋、盐、红曲、粳米、扁豆、小麦、鸡子、蜂蜜、饴糖等；2.农家日用果菜。如大枣、梨汁、桂圆、莲藕、石榴枝，白果，柿蒂、莲子，瓜蒂等；3.田园所莳之品。如青竹叶、淡竹叶、桔叶、桑叶、竹沥、荆沥、芦根、薄荷，枇杷叶、荷叶等；4.日用器物及其残品。如金银器物，陈棕、败扇、铁落、灶心土、灯心、京墨等。此外，还有一些为专用药品，如侧柏叶、艾叶、雄黄之类。杨长胜将药引分作药物类，食物类、其它类三类，药物类又依作用分为引经报使类和调和诸药类[50]，可参考。 (三)引子药的作用 引药的应用虽然历史悠久，但对于它的药性作用，历代医家甚少论述，缺乏全面总结。现从引子药物的应用实况进行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引药直达病所。在《医学阶梯》中有“汤之有引，如舟之有楫”之谓；尤在泾则认为“兵无响导，则不达贼境；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51]这种作用与十二经引经药的作用同类。如酒、醋、盐水等作引，以及桔梗载药上行，牛膝引药下行，桂枝横行肢臂等，皆属此类；2.调和药性，有些方剂中应用了一些药性峻猛的药物，每于方中加用一些药性缓和的药物作引，以收缓和剧烈药物的药性作用。如十枣汤中的大枣、白虎汤中的粳米等，即属此类；3.增强主方的疗效。有些方剂中所加的引药，是以其固有的药性功能来增强该方的疗效的。如桂枝汤中的生姜、大枣；九味羌活汤中的生姜、葱白等。《蠢子医》所称：“引子便是先锋官。先锋如硬实，他自打敌前。……好似乌骓马，全在霸王去著鞭，又如青龙刀，全在关帝去传宣”[52]，应是指此类作用；4.扩大成方应用范围和加强针对性，如《局方》乌鸡煎圆，对金饮子等方，用引18法，引药达二十余种；[22]《元戎》方万病紫苑丸用引41证，引药29种：[53]都在于扩大方剂适应证。又如《医学全书》列举的63种汤引[54]，如止汗用浮小麦、消瘀用藕节等，引药本身的功能就是引药主证，随方加用当属加强针对性。 (四)引药的临床应用 引药在临床上的应用，比起引经药更为普遍。引药虽然不象引经药那样，在方剂中既可作佐使药，又可作为君药应用；它一般只能作为使药。但历代医家都普遍重视引药的应用。不仅宋代推广局方运用时，引药的应用较普遍，金、元以后医家所制的方剂，常列有引药。后世医家更为重视引使药物的应用，单秘验方中尤其多见。 引子药的应用，和其它药物的应用一样，首先必须辨证选药，《医学阶梯》“药引”一节所列举的七十余症的引药，皆为随症所选的加减药物。赵竹泉还专撰“不先辨症乱用药引”一节，指出不辨证乱用药引的危害：“奈世俗不究病之阴阳，即遇阳症，犹投阳药，更喜常用青葱、生姜为引。不知葱性温散伤阴，姜味辛热耗气，使人药甫入腹，旋增烦躁昏蒙。譬如抱薪救火，竟变轻病为重，重病入危”。[55]可见，引药还应结合其它药性，并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应用。其次，药引也应注意剂量。古方对药引的记述，常写生姜几片、大枣几枚，葱管几寸等。然而片有厚薄，枚有大小，茎有粗细，故《吴医汇讲》指出。皆须以分两为准。”[46]这说明药引应与方中其他药物一样看待，必须根据病情与药引所用药物的性 质，确定其准确的用量，不能把它看作方中的陪衬。 (五)引子药的使用方法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同方中其它药物共煎服用。如一般的汤剂和宋代的多数煮散中的引药，多用此法。2.引药单煎取汁，作为送服主药或成药的饮料。如一般丸、散剂中的汤引。3.引药煎汁作为溶剂，用其煎煮其它药物。如宋代的有些煮散。4.液体药引直接以汁兑服。如酒，醋、茶、盐水等，即可直接作为丸散剂送服的饮料或兑入其它药剂之中服用。这些使用方法，也是引子药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张元素：洁古珍珠囊 [2] 王好古：汤液本草 [3] 左传 成公十年 晋侯孺卒 [4] 韩非子 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5] 黄帝内经素问 卷22 至真要大沦 [6] 同[5]卷七 宜明五气论 [7] 灵枢经 卷之九 五味论 [8] 同[7]卷之十二 九针论 [9]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转 [10]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卷26 食治 [11] 沈括：梦溪笔谈 卷26 药议 [12] 苏轼：子瞻杂记·(自苏沈内翰良方转引) [13] 寇宗奭：本草衍义 [14] 史堪：史载之方 卷下 为医总论 [15] 同[14]卷上 寒气客于夹脊之脉 [16] 沈金鳌，要药分剂 [17] 姚澜：本草分经 [18] 严西亭等：得配本草 附奇经药考 [19] 瑜：松医医径 卷上 [20] 何本立：务中药性 卷首 药性总义 [21] 祁 坤：外科大成 卷一 十二经补泻药品 [22) 陈师文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23] 汪昂：医方集解 [24] 陈嘉漠：本草蒙筌 总论 [25] 景日畛：嵩压尊生书 卷三 [26] 汪昂：本草备要 总义 [27] 黄宫绣：本草求真 [28] 江笔花：笔花医镜 卷二 [29] 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 [30] 凌奂：本草害利 [31] 高晓山：大黄(常用中药现代研究丛书) [32] 王肯堂：证治准绳·疡医 [33] 徐灵胎：医学源流沦 卷上 ． [34] 丹波元坚：药治通义 卷十一转引 [35] 凌一揆等，中药学 [36] 张元素：医学启源 卷之下 用药备旨 [37] 李时珍：本草纲目 序例 第一卷 [38] 沈石匏：本草洞诠 引经报使 [39] 同[37] 序例 第三卷 [40] 毛世洪：济世养生集 青龙丸 [41] 罗国纲：罗氏会约医镜 卷六 [42] 赵廷海：救伤秘旨 [43] 傅青主：傅青主女科 上卷 [44] 李东垣(署名)：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45] 马培之：外科传薪集 [46] 江考卿：伤科方书(江氏伤科方书，江氏伤科学) [47] 程文囿：医述 第十六卷 药略：药引，转引医学阶梯 [48] 李东垣：医学发明 [49] 李东垣：兰室秘藏 [50] 杨长胜：中药通报 1987；(1)：60 [51] 同[34] 卷十二 [52] 龙之章：蠢子医 卷二 大药引子甚是得力 [53] 王好古：医垒元戎 [54] 刘常彦：医学全书 卷一 药引秘旨 [55] 赵竹泉，医门补要 卷中 第四节 归经与引经的现代研究 归经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金，元医家创立以来，受到历代医药学家的重视，经过明、清医家的不断发展，现巳成为中医临床用药的重要理论之一。自六十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一、 文献研究 近代对归经理论的综合概括，并把它作为中药基本理论来论述的，首推《中医学概论》，[1]嗣后的各种《中药学》教材都有所补充和完善。近年来，一些学者又对其有关的内容作了许多专题文献研究，几个主要方面概述如下： 一、归经理论的涵义 归经理论，主要论述药物作用的定位，亦包含一些定向的内容。包括归经、引经、响导、引子等项内容，其涵义和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现代学者对其认识也有不同论述。 (一)归经 刘继林，马逢升等认为：“归”是指药物对作用部位的归属，“经”则是指脏腑、经络组织，“归经”就是药物对机体不同部位的选择性治疗作用，表示药物的作用部位。即药物被吸收后并不对所有脏腑、经络组织都发生同等强度的作用，而只是对某些脏腑、经络发生明显作用，对其它部分则作用很少，或几乎无影响。[2’3]刘继株还指出：药物进入体内后，并非按所标明的归经只入某经，而是无处不到，故归经只能理解为药物对机体的选择作用。[2] 笔者认为：“归”是指药物所具有的作用的一种特性，“经”是指机体构造和功能的某一部分。“归经”就是把药物的作用与脏腑、经络系统密切联系起来，用以说明药物的适应范围和主要功效，从而为临床选择用药提供依据。[4]王世民认为：归就是走向，指归向的意思，含有认别、选择的含义；经就是经络，因为经络内联脏腑，外联五官九窍、四肢百骸，全身上下，无所不到。因此，这里的经，既包括经络，也包括脏腑。所以，归经就应当是指药物对人体经络的归向，实际上就是药物对人体特定部位有识别的选择性作用，即有定位的意义。[5]以上学者均认为中药归经的定向、定位特性，类似于现代药理学中药物的选择作用：和“受体学说”，但二者之间在概念上又存在较大差异，因为中、西医学关于脏器组织的概念不尽一致，故归经所指的脏腑、经络，并不完全是纯解剖学的概念。 丁荣施则将归经与“受体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二者存在许多近似之处。认为药物的归经，“要看其受体分布于哪些脏腑经络功能有关的位置，它能起的作用就归于哪经。[6] 蓝石认为；归经既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以所治具体疾病为依据，而中医的脏腑、经络主要是一个生理和病理的概念，也即功能单位，无一定形态，因而只能说归：经是中药对某些脏腑，经络的证候起主要的治疗作用，而不是中药对机体某部分的选择 作用。[7]高晓山总结历代论及归经的文献，认为归经包含着归与经两个内容。归，又有入、走、通、行，或称某经药等不同说法，均表示趋向(归趋)或归属的意思。而趋向(归趋)是据药物的生理效应，判定该药归趋哪一经，归属是指据药物的生理效应，判定这是属哪一经的药，两者具有相同意义，属定向、定位的概念。因而，归，主要是指药物的作用所及，或是药物作用(效用)的定向、定位。至于究竟是机体对药物选择性接受，还是药物对机体作用的选择性，只是机制有所不同，客观表现上并无明显区别。经，既不是指原始意义的经络、经脉，也不是指狭义的脏腑。因为从归经的具体内容来看无论是否用经络名称，所涉及的常都是生理或解剖的区域、范围，而不是严格的经络循行点、线；无论是否用脏腑名称，所涉及的常都是生理或解剖的功能单元、范围，以及按中医理论的所藏、所合、所主，而不是局限于一脏、一腑；有时还出现如手足经同称，脏腑同称等传统经络、脏腑理论所不能概括的定位。因而，经，是以经络、脏腑、脏象等学说为基础形成的，带有药性理论特色的方向、部位概念，是空间和功能分析的综合。在药性的定向、定位概念中，归经与归脏腑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两者可以看作同义语。所以，归经，是指与经络、脏腑、脏象理论密切相关的定向、定位药性，不仅仅是空间的方位，也意味着功能的归属。[8] 以上这些论述，各从。“归”、“经”以及药物治疗作用等方面对归经药性的含义进行了探讨。 (二)引经、响导、引子涵义 对于引经药的涵义，笔者曾认为“引经药”，也称为“引经报使”，是具有特别作用的归经药，它除了对本经病证具有治疗作用外，还可通过配伍形式，把不归本经的药物引归本经，以发挥药效，达到治疗本经病证的目的。[4]刘友梁认为：引经报使药是建立在药物归经理论基础上而提出的，但它又超出一般药物归经的范围，每一药物虽都有归经作用，但并非每一药都是引经报使药，只有既能归入某经，又能引导和带领其他药物进入某经而共同发挥药效者，才可谓引经报使药。[9]以上都着重论述了药物引导的作用，而张俊荣则认为：引经药的作用不在于“引诸药直达病所”，而在于调节疾病所在的脏腑、经脉的功能活动，以利诸药功用更好发挥，从而提高疗效。[10]张氏则着重强调其改善机体功能的作用。高晓山总结历代医家和现代学者的认识，认为引经的通常解释，是。引诸药直达病所”，其病所与“经”同义，“经”的含义与归经的“经”相同。引经药的作用点，无论在药还是在机体，总是通过引经药的作用，可使其它药的归经发生变化。故“引经是指某些药物通过一定机制在方剂配伍中使其他药物的归经发生变化的作用。关于响导药，笔者认为在同归一经的药物中，又有主次之分，有的对本经病证起主导作用，有的仅为辅助之品。李东垣的‘响导药’即是治疗本经病证的首选药物。虽有‘响导’之名，实为主导之意。大多作为方剂中的主药，或称为君药。[4]以上虽然谈及了它的主导作用，但只是导引作用的一部分。后世有些医家如王肯堂，就把响导药作为引经药看待。然而，从李东垣所列的响导药物与引经报使药比较来看，其含义是各有不同的。 高晓山认为：“响导药未必就是引经药，但引经药大多可做响导药。除在方剂配伍中为佐使的称引经或引经报使，为君的则称响导外，能够改变或影响同方其他药物归经作用则是一致的。”[8]刘友梁则在论述引经药的功效时谈到，从引经药的治疗意义来说，有的不仅起着各经用药的响导作用，而且有的则起着主要治疗作用。[9]这与上述学者观。《基本是一致的。关于引子药(或称药引)。笔者认为本类药物类似引经药，也有引经作用，但主要作用于脏腑系统。在方剂的配伍之中，仅作佐使药用。[4]高晓山认为“方剂中对某些附加药物称为引子或药引，它的原始涵义也包含着引导以及可藉以通行抵达病所的意思，其本身未必参与主要治疗作用，但是方剂发挥治疗作用的条件，许多方面与引经的涵义相近，但同经络理论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归经和引经的经络概念本来是不严谨的，而且广泛包括经络脏腑所主、所合、所流注的区域；药引也并不限定必不得与经络理论结合。因此，引经理论形成之后，同药引的应用相融合的趋势很快产生。[8] 综上所述，可见引经药、响导药和药引，只是在方剂配伍中的地位或应用形式上稍有差异而已，能使其它药物的归经发生变化，从而达到提高整个方剂的疗效，则是其共同之处。可见，响导药与药引，在能改变或影响其它药物归经的意义上，仍属引经药的涵义范畴。而在。药物在机体内的作用是有选择性、有区别的，也就是定向、定位的。这一概念上，归经和引经的涵义则是完全相同的。[8] 二、归经、引经理论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一)起源 有关归经理论的起源，现代学者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认识也较一致。正如前述，归经的基本涵义是药物作用的定向、定位，而这一概念的产生比较早。笔者认为早在《内经》已有萌芽，如“五味所入”、“五味所定”等皆是。而汉代张仲景、唐代孙思邈、宋代钱乙等则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内经》有关脏腑、经络辨证的内容，使脏腑辨证用药与经络辨证用药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早期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到唐宋诸家本草，论述药物功效多以主治病证为主或结合脏腑功能论述，诸如‘补肺’、‘益脾’、‘安心’之类的名词，比比皆是。”[4] 高晓山则指出：“药物的定向、定位概念，在先秦文史资料及《内经》中都有记载。本草著作中，至迟可以上溯到《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张仲景分经施治的思维方法是归经和引经理论的重要基础。”而“《神农本草经》中诸如‘桂宣导百药’；酒‘主行药势’等记载，都指明某些药物可以影响其他药物作用的趋向。其后，如陈士良所说酒‘引石药气入四肢，滞血化为痈疽’，吴菝 引诸药入荣卫’，已提出类似引导或接引的概念。”(8) 从上所述，可见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归经和引经的基本概念即已产生。通过秦、汉、唐、宋各代，这一概念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从而为归经、引经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形成药物作用的选择性定向、定位概念与经络理论的结合，是归经、引经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 1.归经理论的形成。归经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早在唐、末时期，已有不少医家提出了近似归经的概念，但还没有作为正式的药性提出。高晓山、刘继林、程振芳等与笔者均认为首先把归经概念作为药性记载的是张元素的《洁古珍珠囊》，[2，4，8，11]其次是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和徐彦纯的《本草发挥》。可 知金末元初间，归经药性的认识已经成熟。或者说，系统的归经理论已经形成。[8] 至于“归经”一词的正式提出，则是清代的沈金鳖。笔者通过历代本草书籍的全面： 考察，曾指出：沈金鳌对药物的归经作了较全面的总结，把历代本草书中论述归经的名称，如“引经”、“响导”、“行经”、“入”、“走”、“归”等名词，统称为“归经”。归经一词，大概由沈氏集其大成。[4] 2.引经理论的形成。归经理论与引经理论的形成过程是相辅相成的。高晓山通过历代文献的考察，指出：宋代寇宗奭已明确把引导或接引的概念与经络理论结合起来。诸如泽泻“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桑白皮“接螵蛸就肾经”等皆是。至此，引经理论已经形成。《洁古珍珠囊》是现存本草中最早系统收载引经药的；《汤液本草》最先收载李东垣关于引经药可以普遍适用的内容。故可说，引经理论在金、元时代已经形成。[8] (三)发展 归经和引经理论的形成，丰富了中药的药性理论，对临床用药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临床用药经验的积累，又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了归经、引经理论。高晓山通过对金，元以来医药文献的考察，对归经、引经理论形成后的发展概况，作了探讨。认为归经理论的发展趋势主要为两个方面；其一，向更具体、更明确的向、位概念发展。如出现了命门、募原、心包、膻中、卫，气、营、血以及三焦等具有新涵义或增加新涵义的向、位术语，也提出归入奇经八脉、各经气、血等区分，另一方面还提出通行经络和不循经络等归经类别。说明已经认识到药物归经情况不一，有的专一性、选择性较强，有的则影响范围很广，选择性较差，也有的作用广泛，不表现明显的选择性。归经理论原是以单味药为主体，晌末清初又产生了对方剂归经灼整体认识。其二，向综合的方向发展，包括多种药性的综合以及多种药物的综合。多见的是各种以归经为纲，与功效相结合的药性归类。如《本草集要》称各经主治药，《本草发明》称主治各经药，《百病回春》称各经补泻温凉药等皆是。引经理论突出的是与药引应用相结合，发展出现了多种药物或者带方剂配伍形式的药引(汤引)，如金、元引经药基本是单味药，而明清以后，具有引经作用的药引往往不只是单味药，而是药性配合的多种药，有时自成一个方剂，有时成对，有时成组；还出现了超出引经原始涵义，超出经络理论范围的引经药，如按部位———诸如头面，肩背，两臂、胸腹，两胁、腰间、两足膝、咽颈等用引经药的情况，这些局限的部位，既同经络有关，但又不全同于经络，在综合运用方面，则是定向，定位与辨证相结合的各种引经类别，也即用引经药不仅要凭经，也要辨证，以避免药虽对经，却不对症之弊，还出现了引经药与响导药统一的类别，按照原始概念，引经药是佐使药，响导药是君药，此时则不论君臣佐使，都可以是引经药。[8] 三、归经的依据 药物归经的理论依据，笔者曾归纳为机体依据和药物依据[4]；程振芳则分理论依据、药物特性依据和实践依据三方面进行归纳。[11]虽然归纳方法有异，但所阐述的内容则基本相同。 (一)辨证理论依据 归经理论是建立在中医经络辨证、脏腑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等理论体系之上的。“经络既是辨认疾病部位的所在，也是药物作用的归宿。凡能治疗某经疾病的药物，就把它归为某经。因此(经络理论)就成了药物归经的重要依据之一。”“药物的治疗作用，主要通过脏腑的生理机能与病理变化的影响或改善而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后世对药物作用的归纳，也往往以脏腑名称作为标志，诸如清心，润肺、平肝、滋肾……，都是以脏腑作依据的。明清以来，逐渐重视脏腑辨证。药物的归经，也逐渐由经络归纳转为用脏腑归纳，直接归于某脏、某腑，或者在脏腑之后再加上‘经’字。如肝经，肺经等。”[4]“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对明、清以后中药归经有一定的影响，如犀角‘清心、肝血分实热’而主归心、肝经，石膏‘治肺胃二经气分实热’而归肺、胃经等。”[12] (一) 药物特性依据 “每种药物都具有形、色、气，味等特性，这些都是中医用以说明药物作用的依据，同时亦是药物归经的依据之一。其中尤以五味与归经关系密切，如辛入肺，陈皮、紫苏，麻黄皆味辛而归肺经；甘入脾，黄芪、甘草、党参皆味甘而归睥经，酸入肝，山茱萸，乌梅、酸枣仁皆味酸而归于旰经等皆是。”[4] (三)临床实践依据 药物的形、色、气、味固是归经的依据之一，然而。麻黄色棕黄，其归经并不在脾，白扁豆象肾而未列为肾药；龙胆草味苦而不归心经……，如此等等，说明了中医对药物归经的确定最终还是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而认识到的，并不是生搬硬套五色、五味入五脏等这些固定公式的。”[11]“后世对药物归经的确定，主要以药物的治疗作用为依据。无论是归于经络，或归于脏腑的药物，都是以长期临床实践作为归经的基础。”[4]也正由于归经最终是通过临床疗效而确定的，因而药物的归经必然会随着人们各自临床经验和对药物功能、主治认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2’11]这类归经不一致的现象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整理，才能获得统一的认识。 四、归经的分类方法 药物的归经，按其作用于机体的部位不同，作用的性质有异，而可分成不同的类别。这些不同类别的归经药物，具有不同的临床意义。一些学者对此也进行了探讨。笔者曾综合历代医药文献，提出了以下分类方法。[4] (一)按不同作用部位分类 1.经络归经药。主要作用于经络系统卜大多为对经络病证或六经病证起主要治疗作用;2.脏腑归经药。主要作用于五脏六腑系统，大多以调整脏腑机能或治理脏腑病变为其主要作用;3.部位归经药。主要作用于机体的某一局部，大多对机体某一部位的病证起主要治疗作用;4.组织归经药。主要作用于机体的某些组织，如卫、气、营、血、筋骨、皮肉等。 (二)按不同作用性质分类 1.效用药类。归同一经的药物，其效用性质各有不同，如十二经泻火药、脏腑补泻药，以及某经风药、某经湿药等均属此类;2.响导药类。在同归一经的药物中，又有主次之分，有的对本经病证起主导作用，有的仅为辅助之品。响导药即是用以治疗各经病证的主药;3.引经药类。也称为引经报使，它除了对本经病证具有治疗作用外，还可把不归本经的药物引归本经;4.引子药类。临床上又可将本类药分为病情引子药与时令引子药。程振芳根据各医家对归经的体会和认识上的差异，所产生对归经的多种归纳方法，概括了以下五种。[11]1.直接归纳法。即对于那些对人体某部位疾病有直接治疗作用的药品，采用的直接标记药物功效显效部位的归经方法;2.间接归经法。即对有通过调节此脏此腑而达到医疗彼脏彼腑病证为特点的药物，以此脏此腑之名标记其归经的方法;3.相关归经法。中医的脏腑主要是一个功能系统。每一脏腑不但包括了脏腑本身，而且还包括与其相关的经脉，故凡能治疗与某脏或某腑相关的经脉、组织器官及其主要生理功能病变病证的药物，即用与其相关的脏腑为药物归经的标记，4.病因归经法。不同的病因对不同的脏腑具有不同的亲和性。病因归经法，即是以与药物所治病症之病因相关钓脏腑为其归经的标记;5.定向归经法。即对某脏腑，经络的病证，有特异功效的药物所采用的归经方法。如十二经引经药之类等。 上述归经的分类，从内容上又可视为对前述药物归经依据的补充。此外，谭兴贵将引经药在方剂中的引经形式(方式)进行了归纳分类:[13]分别概括为直接引经法、间接引经法、定向引经法。制用引经法。 五、归经的意义 归经理论的意义，多数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补充药性理论之不足 性、味是药物功效的基础，不同性、味的配合虽能用以阐明药物对患病机体寒热虚实病证的治疗机制，却不能具体解释某种药物为什么仅对某一脏腑、经络的病证起治疗作用。归经理论则揭示了药物能有选择性的作用于人体各脏腑、经络的客观规律。性味，归经一体的药性理论，使对药物疗效机制的解释更为完善。[14]归经标明了药物作用的部位，突出了药物功效的重点。[11] (二)提供临床选药之依据 每经、每脏的病证都有自己的主方，方中的主药，使药，大多归于本经。那一经的病证，必须选用那一经的主方，临床上据归经遣方用药，才能大大提高施治的针对性，治疗就能“桴鼓相应”。[4，14] (三)提示药效发挥的途径 药物性能与功效的发挥，往往是通过不同途径而实现的。用以说明这些途径的主要方法，便是归经。[11] (四)探讨药物的潜在功能 如据“肾主骨，骨生髓”的理论，用入肾经的淫羊藿，补骨脂为主，配合益气健脾之黄芪，党参等药物，可治再生障碍性贫血。[15]又如用桂枝治疗心经的多种病变，用麻黄治疗荨麻疹，鼻窦炎、鼻膜炎等。[3] (五)作为药材炮制的指导 为增强药物疗效或某些药物对病所的选择性，在药物的炮制中往往以归经理论来指导其加工。最常用的是五味入五脏的理论，如药材蜜炙，能增强药物入脾补中之性，药材醋炙，能增强其入肝收敛、散瘀止痛的作用，通过盐水制，有引药下行、入肾的作用。又如土炒能增强药物之补中，酒制能增强药物之外散，上行之性等，均是归经理论在炮制中应用的实例。[3，14] (六)探求中医脏腑之实质 任何生理功能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中医之脏腑不同于解剖学之脏器这一点，并不能否认中医脏腑的物质性，而只能说明中医各脏腑在组织形态上的区域较现代解剖学的脏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根据药物归经的特性，借助一切可供利用的现代科学研究手段，研究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分布情况，可能是揭示中医脏腑系统实质或科学划分其形态区域的途径之一。[14] (七)执简驭繁便子学习 一个药物具有多种功能，可以治疗多种病证，通晓了该 药的归经，可以较全面地掌握其功效，由于药物具有多种功效，常归于数经，但其归经却有主归、兼入的不同。明了其归经的主次，则利于掌握镑药功效的重点。[4] 六、归经理论的不足 归经理论和其它药性理论一样，存在理论不够完善，体系不够严谨等不足之处。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归经记载不统一 一个药物的归经，不同的本草书籍往往出现不同的记载，这除如前所述之归经依据的多样性和“古今药材，异物同名或同物异名”外，[16]可能主要与每味药物有多种功效，而历代医家对这些功效的体验和认识存在差异有关。[5，11]此外，由于对归经认识的程度不一，因此各本草书籍有归经记载的药物品种数目也相差很大。 (二)归经存在局限性 有的学者认为归经所指的药物作用部位是脏腑、经络，一般只适用于可以用脏腑、经络辨证来解释的病证，此外则不能较恰当地表示。如象收敛生肌、蚀疮去腐之类的药物，其作用部位是局部的皮肤，肌肉等，这类功效实与肺，脾的生理、病理无关，又如麻醉、止痛，止痒之类药物等，自古以来都不去追究其归经或不作归经。还如解毒药、驱虫药，它们主要直接作用于“毒”或“虫”，并非作用于脏腑、经络，归经不足以表示其作用部位。[2]此外，药物的许多功用，尤其是现代不断发现的多种多样的新功能，如升血压、抗休克、免疫、抗肿瘤等，其作用部位一般很难用归经来表示。[2] 七、归经的研究方向 当代许多中药理论工作者，不仅对归经理论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讨，同时也对归经理论的研究方向、方法，途径进行了一些探讨，有不少新颖观点，对今后的研究有可取之处。 (一)加强归经理论的继承和文献整理 历代本草书籍中，未有专著论述归经理论，其记载也较分散，理论尚欠系统，方法也不一致，内容详略各异，对其意义的认识也来统一。鉴于此，应对归经理论作一全面总结，确立其完整的理论体系，正确评价其实用价值，制定药物归经的统一方法和标准，确定各种药物归经的范围与性质。对教材中的归经内容也要加以充实。[4，11] (二)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来研究归经 归经理论的科学性的阐述，必须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但应结合中医基本理论的特点和中医的临床实践，不能生搬硬套。如可结合现代药学中的“受体学说”、“载体学说”，采用现代药理实验、原子示综、同位素扫描等方法，以及应用药物的五味学说与植物的亲缘关系和化学成分之间的联系探讨归经的理论基础。[4]也可从药物对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药物所含微量元素在体内的富集，B型超声检测等方面来探求归经理论的实质。[17～19] (三)开展归经的临床研究 归经理论源于实践，用临床验证的方法来整理，研究归经，必不可少。对同一病证或多种病证进行疗效观察和研究，既可以单味药物为对象，也可以复方为对象。如有人对治疗冠心病的药物进行归纳，发现其大部分都有入肝经的特点等。对归于不同脏腑，经络的药物和所治的不同病证，制定不同的观察指标，并辅以相应的测试、检验手段和科学的分析处理，其结论才较符合客观实际。[20] (四)建立新型的科学归经学说 通过对历代医药文献中有关归经内容的整理和临床的反复检验，加以科学的实验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归经理论成为一门既保持中医理论特点，又具有先进的科学性的，对临床用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药性理论。[4]应当指出，归经理论涉及多个方面，因此不能只依赖某一学科的方法或某一现代技术来全部解决。必须通过多学科、多途径来最后阐明。 二、临床研究 归经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完善，都是以临床作基础的。古代医家应用归经理论指导临床用药的论述也不乏记载。但是现代医家有意识地对归经理论开展临床观察研究，尚少报导。近年发表的有关论文多属一般性的临床用药体会，大多缺乏完整的科研设计和科学的分析处理。王志儒等用放射性同位素Ca，对中药骨碎补归肝、肾经，治疗骨伤作用进行观测，证明骨碎补能提高血钙和血磷水平，促进骨对钙的吸收，有利于骨盐形成和骨的钙化。[21]武幽兰根据妇女生理、病理多与肝，脾、肾三脏相关之说，在治疗妇科诸疾中，侧重选择入旰、脾、肾三经的药物或主治方剂，临床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并详举自拟治经，带，胎、产诸病的方药及临床验案，论证运用归经理论指导临床遣方用药的重要性。[22]周长发以归经理论为指导，用重镇安神药治疗精神病。其所选择病例、以惊悸、躁扰不宁，狂乱为主症，若兼有幻听症状，则主用归肾经的磁石类药物，若兼盗汗、遗精症状，则主用归心，肾的龙骨、牡蛎类药物等，均取得满意疗效。总结指出：对肝气亢奋的仅表现为躁动不安，坐立不定的患者，用主入肝经的重镇安神药即可获效。此类病证若用氯丙嗪也能控制症状，但若有附加症状，单用西药就不完全有效，而据归经辨证用药，则可弥补治疗上的不足。[23] 高齐民曾治一少女，三年前无任何诱因而发生两眼上睑下垂，伴见脾虚气弱诸证，其据。治痿独取阳明。之说，首选归脾、胃经甘温益气之品以固其本，并加用引经药升发清阳、载药上行直达病所，予以黄芪、党参，白术、升麻、柴胡、桔梗、大枣诸药而获效。[24]吴耀升指出，临床上可将神经精神病归纳为狂、癫，痫，眩四大主症，其病机主要与心、肝二脏相关、而临床所用之重镇安神药物大多归于心、旰二经，故能直接作用于病所。并列举其临床运用方药治疗狂、癫、痫、眩诸疾的验案、体会，说明以归经指导用药与提高疗效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25]聂凤视等应用B型超声波，观测15例。胸胁苦满。患者，服用小柴胡汤后胆道系统的声象图，以及对比治愈者的胆道系统声象图，来探讨小柴胡汤的归经。观察结果，提示了小柴胡汤有利胆作用，而且为小柴胡扬归于胆经，治疗少阳证提供了客观依据。[19]聂凤 等又以同样方法对20例健康人观察了玉米须对胆囊的作用，从显效部位探讨其归经。结果显示：服药10～15～24分钟，可见胆囊长短、宽径明显增大，继而缩小，小于服药之前。因而提示玉米须有显著增加胆汁分泌和促进胆汁排泄的作用，这与临床用其于利胆退黄的功用相吻合，客观地提示了其归入肝、胆二经。[26]谢海洲治疗脑脊髓性病变的后期恢复期，本肾为先天，肾主骨生体、脑为髓海的理论，采用枸杞子、熟地黄、山茱萸、女贞子、菟丝子、沙苑子、龟板，旱莲草等补肾健脑、通背达脊的药物，获得满意效果。[27]朱仁康曾治一例左右中指末节及两乳头附近顽固性湿疹，即遵循“脾主四肢”，胃之经脉。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臁。等脏腑经络有关理论，按照药物归经的性能，取健脾利湿止痒之法，以参苓白木散加减而将十余年顽固性湿疹治愈。[28]上官侃在临床上对眼结膜混合性充血，常因方药中加入牛膝而获捷效。[29]此乃用牛膝引血下行之功以获效，是引经理论在临床上的运用实例。此外，有人还从发现药物的新效用来确定药物新的归经进行了一些探索工作。如金亚城等在用番泻叶治疗伴有阳明腑实证的急性胰腺炎、胆囊炎和胆石症，以验证其归大肠经的基础上，又经实验发现其所含番泻叶甙具有明显的止血功效，遂以其粉口服治疗急性胃、十二指肠出血，疗效卓著。经346例患者钓治疗观察，分析认为急性胃、十二指肠出血，中医认为多由肝气犯胃、气滞血瘀，食伤胃络和脾不统血等原因导致，其发病与肝、脾、胃三脏关系最为密切。番泻叶既能治此类疾病，则其归经除入大肠经之外，还当标其入旰、脾、胃经。[30] 关于引经药的临床研究报导甚少。云南中医学院方药教研组，曾在《十二经引经药与泻火药》中总结了十二例临证体验。其中有11例随证应用了引经药，均获得了满意疗效。[31]靳学文报道，使用引经药可使治疗男性疾病之方药，用于治疗女性疾病。如金锁固·精丸原为治疗肾关不固，遗精、滑精之方药，若在方中加入当归、益母草，用治妇女白带，可获较理想的效果。[32]刘淑清报道，曾治一妇人，年逾花甲，烦热干渴，牙龈肿痛，唇四周遍起疱疹，兼有腰痛齿摇，舌红苔黄面干，脉沉。治伤玉女煎清阳明有余，补少阴不足，更加肉桂以引火归原，复用醋调吴茱萸面，外敷涌泉穴以引热下行，三剂而愈。[33]亦属引经理论的应用。 关于药引的临床研究，尚未见有专门报导。贾文成等总结、研究了前人应用药引的规律和特点，并结合部分现代药理和引药所含化学成分，以及个人的用药体会，指出：补虚，除痹、祛瘀止痛的中成药，多以酒为引；主治肾脏病证的中成药，宜以盐汤引服；补脾胃、固真气的中成药、宜以米汤为引，枣汤、蜜汤，宜引补虚中成药，红糖、醋汤，宜引理血、止痛之中成药，治外感寒证之中成药，宜用生姜汤、葱白汤为引。此外，鲜芦根汤、藕汁、萝卜汁、豉汁、茶、单味药煎汤等，均可作相应病证的引药。最后得出总的结论，认为药引确能提高所服中成药的疗效，其在传统中成药的服用时，占有重要地位。[35] 以上所述临床报导，主要是临床经验的总结，如能不断积累，进行科学的整理、分析，必将有助于归经理论的认识和发展。至于归经理论的临床研究，研究方法、途径目前尚少成熟的经验，由于这一工作已经引起广泛注意，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收获。 三、实验研究 关于归经理论的实验研究，虽在五十年代已有报道，但是由于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至今对归经理论的研究尚未见有重大进展。林元荃等据药物的归经，意味着某种药物能促进该经所属脏腑的作用，或是该药物能直接积聚于该经所属的脏腑的认识，选择明矾、大盐、泽泻、杏仁、桃仁、黄连、黄 柏等七味中药。经喂小白鼠后处死取出五脏，分析某一成分在各脏器中的含量，或经观察药物的某些药理效应，以说明中药归经的客观性和探索归经研究的方法。测得结果为：大盐、明矾，在其不同脏器中的含量分别以肾、脾为最高，桃仁，杏仁，其检测成分均为氰化物，故其在不同脏器中的含量相同，以心，肺含量居高，黄连、黄柏，其检测成分均为小檗碱，故其不同脏器中的含量也相同，以心、肾含量最高；泽泻，经药理方法观察，呈明显的利尿作用。经分析认为，以上药物某些成分的分布大多与文献记载的归经相同，而泽泻的利尿作用也与文献载其入肾、膀胱经无出入。但因桃仁与杏仁，黄连与黄柏，都只检测了其一相同的成分，故尚不能反映各药物的归经特点。又因桃仁与杏仁，黄连与黄柏，均含相同成分，故在其用于相应病证时可互相代用。[34]这是应用现代化学分析检测和药理实验方法对归经理论进行实验研究的最早报导。此后，郭协埙等用桃仁，红花，赤芍，丹参、当归等药进行离体蛙心灌注的方法，来探讨上述药物的归经和功效。他们的实验结果发现：红花、赤芍，丹参均能显著增强蛙心的收缩力、桃仁、当归对蛙心则呈抑制作用，心脏停止在舒张期状态。分析认为：入心经，指“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心，桃仁之属，指“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与“心主血脉”之心，则红花、丹参、当归属之；赤芍虽不入心经，但其通利血脉的功效，故对心脏有作用。进而指出：入心经的药不一定入心脏。可能对神经中枢(作用)有关。因之归经不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来阐明，必须以中医理论来领会和解释。[35] 高其铭总结国内对红花的药理研究资料，认为：红花对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和子宫平滑肌的多种药理效应与其归心、肝二经，具有破血、活血，行血、和血、养血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功效相吻合。[36]他还将当归的药理研究资料与当归的功效进行了比较。认为：当归入心、肝，脾经，表现在其药理作用广泛的特点上。特别是改善血液粘、滞，聚状态，防治血栓，增加组织器官血流量，调整心肌血氧供求平衡和对平滑肌的作用等方面。[37]这种将现代实验资料进行综合，来研讨归经理论的方法，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陆光伟选择了23种药物，用大白鼠或小白鼠为实验对象，观察了各药物所含的某些成分在白鼠内的分布情况，以此实验来探讨药物成分的分布与归经的关系。结果认为：归经是药物对机体作用部位的选择，而选择的脏腑、经络往往就是病变之所在。故药物在体内的分布与归经有一定联系。从实验结果分析：23种药物中的“种药物的有效成分分布最多的脏器与其所记归经的脏腑基本一致，约占61%，其中有6种药物的有效成分分布与归经的脏腑大致相符，占26%；另外3种药物的有效成分分布多的脏器与归经无直接联系。从上可见，基本一致和大致相符的占87%，故可认为中药有效成分在体内的分布是药物归经的重要依据。其次，一味中药具有多种功能，能同时归于几经，这是其所含有多种有效成分或一种有效成分具有不同作用的结果。讨论归经与有效成分分布的关系时，必须在有效成分的作用与中药某一功效相同时才有意义。故可认为中药的有效成分的选择性作用，是中药归经的基础。同时结果也表明，归经不完全决定于分布量的多少。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药物通过经络作用于脏腑、病变部位的药物浓度不一定最高；归经文献记载不确切；实验方法的局限性。上述药物浓度大多是通过测定同位素标记化合物的放射性得到，它只表示原型药物与代谢产物的总和。[38]沈海葆从中草药所含的化学成分的药理特性，量效关系、构效关系、临床应用及各成分在不同药材部位等方面与归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中草药的归经与其所含化学成分之间存在内在联系。[39] 柴立根据中草药的有效成分与所含微量元素有密切关系，而微量元素在体内发生效用有一定的运动规律——通过迁移，达到选择性富集或对组织、器官有不同的亲合力的观点，认为，微量元素及其配体的富集和亲合作用，是中药归经的重要形式。并以补肾中药所含微量元素锌、锰的状况加以说明。[18]高晓山汇集现代有关大黄的实验研究资料，对大黄的归经以及归经的研究途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经统计大黄的归经记载，以归胃、大肠、脾、肝为常见，可视为大黄的主入之经，较少见的有心包络、小肠、膀胱，心、三焦，肺经，可视为大黄的兼入，并入之经。从大黄的主要活性成分大黄素进入体内的分布情况看，与上述大黄的归经大多不能吻合。据此认为：在研究某些成分的分布与归经的关系时，存在两个不能或不易澄清的问题。其一，组织分布的密度与药物作用的强度在不同组织、器官间未必是平行关系，其二，大黄素是大黄的重要生物活性成分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生物活性成分，其分布不能代表所有大黄成分的分布。因为大黄素并不仅见于大黄，还可见于牛西西、羊蹄、杠板归、何首乌、虎杖，决明子、鼠李等三科四属13种植物，它们的归经不尽同于大黄。大黄素既然是这些归经不同药物的共同成分，因此，大黄素不能当作大黄归经的根据。 可见凭借某些成分在体内的分布探讨药物的归经，存在不足之处。从大黄致虚动物的组织器官形态学改变来看，这些改变只有一部分可与大黄归经联系，而大部分与大黄的归经不符。指出，凭借形态学研究药物归经，目前还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一、不能断定药物归经涉及的组织、器官一定会发生形态学改变也无从判断某些形态学变化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不同组织、器官间的形态变化轻重、先后也没有判断、比较的标准，二、中医所说的经或脏腑不尽同于解剖学的组织、器官。前者往往属于综合的功能系统的单元，并不局限于形态、部位的单元，后者如结合生理功能分析，往往不专属于某一经或脏腑。两者的具体关系，许多方面还没有肯定的科学结论。因此，借组织、器官形态学改变研究归经的途径显得不够全面，还有不足之处。由于药物对某些组织、器官发生作用，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这些组织、器官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改变往往发生在形态改变之先，且组织、器官对药物敏感性不同，药物成分的浓度与不同组织、器官所受影响的强度并不成正比，还由于神经、体液的联系，药物的效应器官，或者广义的靶器官，未必就是药物聚集的部位，也有远隔的或次级的效应器官会呈现最明显的生理功能改变，不能因为此时此地药物成分浓度低或没有而否认药物影响了这些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因此，药物对生理功能的影响不仅比药物成分的组织，器官分布更直接、全面地反映药物作用的方向和部位，而且不必局限于解剖学的部位和器官，采用生理学的功能系统单元在性质上与中医的经或脏腑概念有许多近似之处。从大黄对生理功能影响的研究资料看，大致可以找到解释其主要归经的依据。诸如：大黄或其主要成分对机体的吸收、同化功能、营养或能量的贮存作用有明显抑制作用，似可作为大黄入胃经的指征，对机体异化作用，能量代谢及细胞、组织新生都呈抑制作用，—似可作大黄入脾经的指征，对排便过程的影响，似可作为大黄入大肠经的指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血液动力学功能，似可作为大黄入旰经的佐证，对于精神病和昏迷的疗效，似可认为与大黄入心包络有关，对肠壁钾——钠ATP酶的活性呈抑制作用，似可作为大黄入三焦经、决渎之官的佐证。有关营养吸收和代谢功能中哪些兼属小肠，有待进一步分析，但不能排除大黄入小肠经的可能。鉴于上述事实及脏腑与经络互相连属，功能上彼此相通，在功能分析上脏腑与经络无严格区分，药物对脏腑功能的影响实质上也正是药物作用定向和定位的表现的特性，故药物对生理功能的影响，可作为归经的指征。因而也就有必要系统归纳脏腑，经络功能的现代生理学意义，以取得较肯定一致的；结论，作为归经研究的依据。 有关大黄归经认识的发展，高晓山认为：前述兼入、并入诸经可能是其发展的结果。这类归经与主要归经相较，指征较少，表现机会不多，不易观察到，因而各家认识不一。而致虚动物才见的器官形态学或功能变化，似可解释这类兼入、并入的现象。大黄致虚动物性器官、腺体退行性变化和性成熟期明显延缓的资料表明，大黄似可兼入或并入肾、命、督、冲、带、膀胱诸经，大黄致虚动物免疫系统的组织、器官退行性改变和对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具有的某些特异，非特异的抑制作用，以及对体温调节、体表冷光的影响等，可概括为归脾、胃、肺经，或认为兼入、并入肺经的指征，或者，以定向、定位概念来理解，将入卫作为大黄归经认识的一个发展。从药物的现代实验研究探讨药物归经的指征尚有许多不足之处，最重要的则是；在现代生理学、解剖学与中医经络?脏腑学说之间还有许多理论没有沟通，缺乏理论上的依据。[17]关于引经药的实验研究，尚未见报道。段宗一据桔梗所含的生物活性成分及其作用，分析了桔梗引经作用的内在基础。指出：桔梗中含有桔梗皂甙。皂甙具有表面活性作用，能通过其增溶作用增加药物中难溶性成分的浸出量，又具有集聚在气/液、固/液界面上的能力，使其在生物体内不是均匀分布而是聚集在某些细胞膜的表面上，这种生物化学上的“膜活性”使其分子可被吸收到膜的类脂层内部，从而改变膜的通透性，增加其它药物的吸收量。桔梗利用其表面活性，载药效成分穿过屏障，直达病所，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能引导药物进入原来不易到达的部位而发挥药效。同时，桔梗还能促进胆酸分泌，而胆酸盐则是体内的表面活性剂，从而又调动了体内的积极因素，共同完成引经作用。认为可将桔梗的引经作用归结为以表面活性为中，巴的物理化学、药理等方面的作用，也即桔梗皂甙的表面活性所决定的增溶作用和对细胞膜通透性的影响，是桔梗引经作用的内在基础。有鉴于此，结合前人的有关论述，故桔梗的引经作用当是：既能引诸药上行，而又不必局限于“上行”之说。[40]然而桔梗并非十二正经的引经药，在十二经引经药中，类似桔梗的情况也是极少数，因此，上述对引经药的作用分析，似不能作为一般规律。在揭开引经，药引的科学内涵之前，尚须进行大量的有关方法学方面的探索工作，才能把引经、药引的实验研究引向深入。 四、归经研究展望 从现代对归经理论的文献、临床和实验研究状况看，归经理论虽巳日益受到重视，并陆续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但终因其在方法学上仍处于探索阶段，故其研究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在前段研究工作中，多强于文献，弱于临床和实验研究。 文献研究方面，主要对归经的含义，归经的历史沿革、归经的理论依据，归经的分类及归经理论的意义等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看法上比较一致。此外，还就归经理论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展各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这些研究，为今后开展归经的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临床研究方面，——直是归经研究的薄弱环节。从前面所述的研究情况看，多为据归经理论指导临床用药的体会，经过严密设计而实施的临床研究甚少。因此，归经的临床研究迫切需要加强。以临床研究检验文献所载药物归经的准确性和统一同一药物的归经记载，观察药物的体内过程，探讨药物的作用部位和药物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及其与药物归经的关系等，应作为今后临床研究的任务之一。 实验研究，尽管进行了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探索尝试，且出现了一些有希望的苗头。但所采用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多借助于现代药理，药化，生理、解剖等方面的研究模式，而中医药理论与现代医药理论之间有许多尚未沟通之处，因而缺乏理论上的根据，所以各种研究方法又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何才能在归经的实验研究方法学上有所突破，除了继续现有的研究工作，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外，还应着手沟通中医药和现代医药之间许多理论的研究工作。中药归经理论是古代医家从长期临床用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中医药理论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尽管现代对揭示归经药性的实质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工作，但在方法上尚不尽如意，且仅限于少数单味药，复方的归经药性研究尚未着手。还应看到归经理论涉及多个方面，绝非某；一现代技术或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所能全部解决，必须经过多学科、多途径、多层次的综合研究，才能使归经理论得以阐明。 参考文献 [1] 南京中医学院：中医学概论 217，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8 [2] 刘继林：中医杂志 1981，(1)t68 [3] 马逢升：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1，（1）：16 [4] 李钟文：新中医 1981，(1)：23 [5] 王世民等：山西中医 1985，(1)：42 [6] 丁荣施：老中医座谈会资料汇编 1979， 110页 安康地区卫生局(陕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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