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你在提篮桥监狱能够那么淡定？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二千多年前老子说过这么一段话：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这一段话在《老子》第十三章，现在我把它译成语体文如下： “宠和辱，都是引起人们惊恐的东西。如果你那样惊恐的话，反而会给你身子留下大的祸患。为什么？因为你心目中受宠为上，受辱为下。这样的话，一旦宠辱降临，你得到别人的宠爱会惊而大喜，受辱时也会惊而大悲。这便是宠辱若惊在你身上的表现。我所以有大的祸患，是因为我为自身得失考虑的太多。如果能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那么无论宠还是辱，都不能祸患于我。如果你把自己的命运与天下的得失联系在一起，那么便可以寄天下之忧患于其身。如果是为了天下而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便可以天下之命运相寄托。” 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不要以个人的得失和荣辱来看待自己的遭遇，那么你才能跳出外人给你设定的巢穴，随便他们怎么表演。在羞辱你时，他们心目中认为这是你应当遭受的惩罚，从你的窘迫中获取满足感。如果你把自己的得失完全置之度外，那么你就能淡然处之，你才能更全面更客观地考虑自己遭遇的是是非非，因为只有跳开来看，才能明白是非自有公论，历史会给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作出公正的评判。对于个人而言，这两种胸襟大不一样，如果你宠辱若惊，很容易把你的身子折腾坏了，还要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如果你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冷静对待外界强加给自己的各种帽子，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若干年后谁是谁非总会有人评论。到哪儿去工作，都是组织上的调遣，去华东局内刊、写作班都是当时市委调遣。文革中是陈丕显派我去北京，我被人从北京揪回，红卫兵逼我造反，我才写下了这辈子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我要造反》。很多事情都是奉当时中央和市委的指示行事，虽然我身不由己，但我从没有故意要去伤害过任何一个人，也从未主动下过任何一个指示去批判过任何人。解放初，我弟弟的奶妈将其丈夫（之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从老家带来，无处落脚，我父亲同情他，同意了他们临时落脚在我家并迁入户口，不料文革中其丈夫反而起来造反，将我父母从家中赶出，让他们扫大街，从而霸占了我家的房屋。我的父母已经年迈，当时我没有为此找过任何人，也没有多说什么，唯一做的是让我的儿子代替我的父母去扫大街。保姆的丈夫从此一直占据我家中的一个房间，虽然他们在外面有了房子，但至今仍然霸占着不肯归还，并只在其中堆放杂物。像这样不讲道理的事情我都从未想过打击报复，何况其他！有许多事，如果认真查一下它的来龙去脉，都有它具体相关的责任人，会弄清楚的。我也不责怪那些人在运动中上推下卸自己应负的责任，只要我当时真是善待别人便问心无愧了。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我出狱后我原来的老师、同事、学生和朋友，仍然同以前一样同我交往。 我之所以那么淡定，就是因为我心中坦荡荡。至于是是非非，就像老子在二千年前告诉我们的那样，正确对待自己的荣辱得失，那么自己在心理上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我这个答复，也许只会让读者朋友们一笑而已，是耶非耶，就留待后人评说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