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劼2011-01-18 11:18:40 上海的女人虽然与上海的白领一样，是这个城市非常显著的人文景观，但上海不像是个滋生女权主义的地方。上海的一些自称是女权主义的知识女性，通常不仅没有抓住爱情或者没有被爱情抓住，还深受那些美丽又俗气的女性丰富爱情生活的刺激。她们也许会组成什么女权主义俱乐部，但走进去一看，她们没有一个在谈论女权主义话题，而是每个人都在跟其他女人高谈阔论的当口，悄悄地期待着白马王子的出现；然后，把她领去开结婚证书。 所谓的女权主义，其秘密或者说其特征，用上海话来说，是一个字，粥。女性天生是种粥物，美其名曰，小鸟依人。一旦她们无人奉陪或者有人陪着却还心有不甘的话，那么一粥就会得粥得沸沸扬扬，粥向整个社会。假如哪个女人被人评说，格只女人粥是粥得来。对了，这就是潜在的女权主义者。 西蒙。波伏瓦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哪一个更是女权主义者？当然是伍尔芙。波伏瓦的女权主义倾向是十分可疑的，尤其是她当年美国情人的情书被披露出来之后，她在《第二性》里的基本立论，就像某种乌托邦理论一样，霎时间灰飞烟灭。相反，伍尔芙的那种粥，却让男人永远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任何一个男人，碰到伍尔芙最终都会束手无策。可见，女权主义与革命或者暴动甚至抢银行之类的事情一样，不在于如何讲说，而在于如何行动。与其有时间去写一本女权主义的巨著，不如缠定一个或者几个男人，把他们粥得死去活来。 就此而言，上海女人是天生的非女权主义者。她们不会粥男人，她们要粥，也是粥自己。上海女人的这一特点，使她们永远受男人欢迎，永远被男人宠爱。换句话说，她们永远以自己的方式，让男人拜倒在她们的脚下。无论来自哪里的男人，美国的，日本的，欧洲的，还有香港的，台湾的，包括上海本地的，见了上海女人没有不弯腰的。哪怕明知道对方是在玩你哄你，也被玩被哄得心甘情愿。一些在这方面比较彻底的男人，甚至会以男人生来就是被女人玩弄的，借用陈村的比喻，就好比“妇女用品”一样，作为对上海女人臣服的一个相当动听的借口。 上海女人的这种非女权主义特征，对于从外地来上海的奋斗者，无疑相当陌生。轰动一时的小说《上海宝贝》，由于出自一个从外地到上海读书的前女大学生之手，所以写得不伦不类。把那些上海话所说的外地拉三，亦即外省妓女，写成了上海宝贝。 凭心而论，上海女人无论是良家妇女还是烟花女子，被真正写成功，还真是十分鲜见。上海的男人很少有写女人的本事，而上海的女人，又很难写出维妙维肖的自画像，她们不肯坦率地“出卖”自己。所以，在我看来，上海女人作为小说中的文学形象，始终是个空白。这当然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并且可遇而不可求。要是没有纳博科夫的《洛里塔》，可能美国小姑娘形象至今缺如。 把这样一个前提说清楚了，接下去谈论八十年代的上海女作家就会容易一些。我希望本著的扫描，能够给人一个朦胧而清晰的印象。至于学术上的研究，我当然留给学院里的教授和研究生们，让大家都有点事情做做，有口饭吃吃。 我以信手拈来的方式，先从唐颖的小说讲起。因为我觉得谈论唐颖小说，对我来说实在太轻松了。不仅彼此是同龄同时代，同样的去过农场，同样于1978年考入大学，而且由于张献的原因，经常见面聚会。其说话的声气，脸上的表情，随便一个想法，全都清清楚楚。我最难忘是的，那年那时的那个深夜，她跟张献一起在愚园路上拦住我，然后看着我挥别远去失声恸哭的情景。假设唐颖是张献所讲那个《月亮河》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很可能最后也会成为上海风格的特洛伊妇女。 基于这样的精神底气，唐颖的小说跟她的人一样，充满活力。并且通常是在她傻乎乎的时候，能够写出一种明丽的感觉和值得玩味的人物。唐颖的写作状态跟她打牌很像。我记得一伙人聚在一起打牌的时候，唐颖总是在稀里糊涂的状态里打出好牌来的。假如她看着手中的牌苦思冥想，然后再自作聪明地出牌，打出的肯定是张臭牌。也许因为如此，每当她看着手中的牌作苦思状的时候，张献马上就会说她，不用多想，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张牌打出去是不是合算？还有几张好牌捏在手里？对法？晓得格呀。这情形现在想来，都是历历在目。朋友相聚，最好玩的时刻便是无拘无束做游戏的光景。 唐颖小说也许是小说跟人最直接相一致的例子。见其人可以想见其小说，读其小说便知其人。她的作品总是弥漫着一种理想主义气氛，仿佛人生在大学时代被作了某种停格，致使永远做不完的梦，纷至沓来。当然那些梦的主题，又经常跟托福考试或者中外婚姻相关联。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假如唐颖像许多同龄人一样早就考出国去了，也许就不会有小说家的唐颖了。这并不是说，唐颖没有那样的能力，而是说，她喜欢把自己扔在梦想里，仿佛做梦更好玩，而真的一闭眼睛把自己丢到异国他乡，恐怕又得提心吊胆了。 这么说，也并不是意指唐颖是个梦想家，她只是个小说家而已。梦想家是连小说都不肯写的，就像奥勃洛摩夫那样。小说家却是一个行动者，写小说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唐颖的写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排遣，不如说是一种生命本身的需要使然。唐颖的小说跟她人一样，始终热情蓬勃，对外面的世界永远保持高度的敏感。就此而言，唐颖还真有点像美国女性，年龄的增长从来不会影响对生活对生命经久不息的热爱。 唐颖小说虽然被周介人作了什么新写实新市民之类莫名其妙的归类，但小说显示出的那种大气，是很难用什么概念去定义的。也许可以说，唐颖小说里充满一种白领们的人生取向，或者白领丽人的精神风貌，但唐颖恰好从来没有做过一天白领，除非把她在上海《青年报》的供职，也可算作一种白领生涯。但假如要唐颖真的做一做白领，我相信她会十分称职。唐颖对商业文明是相当认同的。她可以十分自然地进入商业文明状态。但她真要是进入了那样的状态，写出来的小说就会显得聪明有余而混沌不足了。小说的境界通常在于混沌，而不在于聪明。 不过相比之下，同样一个在文字上比较大气的上海女作家，须兰，却未必做得了白领之类的职业。须兰的大气，是另外一种风格，跟商业文明毫无关系，并且带有因为想像过度而产生的夸张。 以《月黑风高》为例，可以对须兰的小说有个大概的印象。这里引出小说的开头和紧跟在开头后面的那段文字。 那个夏季的天空充满了无数的飞鸟。 女孩奔月看见自己的影子在灼热的阳光下也成了惊弓之鸟，天空纯净沉重如透明的湖水，这一种湖水自天外倾泻而下，充满了某种明媚的记忆，令人想起一些涉水而过的经历。湖水慢慢地倾泻而下，压迫感渐渐充满了奔月的胸间。在这样一个明媚的夏天感到压迫实在是有一点奇怪，但是奔月想，我快闷死了。 这段文字在语感上跟格非的《褐色鸟群》如出一辙，而且接下去讲说的故事则又像是格非《大年》一类小说的翻版。我并不是意指模仿，而是对一个女作家具有这样的语感和讲说这样的故事，感到有些突然。尤其是一个上海女作家。我感觉须兰跟这个城市是毫无关系的，至少在她的这种故事和这种叙事里，看不出任何跟上海有关的文化背景。相反，倒是有点江苏农村里的粗犷气息，就像格非的小说一样。而且非常有趣的是，其文字竟然比格非小说要粗糙得多，不像出自女性手笔似的。 这部小说的第一句话，倒也是个典型的全息例证。 那个夏季的天空充满了无数的飞鸟。 夏季，炽热的，热烈的，不是温情脉脉的；天空，飞鸟，幻想的，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充满，无数，大量的，铺开盖地的，其中的人物一定不会少。 整个叙事甚至连同故事，都明明白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了。这是个以想象或者回忆为主的浪漫故事，故事里人物众多，而且都有点不着边际似的，不像是在地上行走的，而像是在天空中飞翔的。 读下去一看，果然，历史，家族，村庄，战争，跟格非的《大年》，《敌人》所讲说的，大同小异。只是整个叙事没有格非那么精致，整个故事也没有格非那么设置得如同迷宫一样。当然，其刻意的程度和营造的曲折，也没有格非那么故作高深到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须兰显然不在乎细腻的刻画之类，对话十分简短，如同农妇粗壮的胳膊。有时会突然插入一段第二人称叙述，弄得人家不知道在跟谁说话。再加上女主人公以奔月为名，身着红色的衣服，色彩热烈得如同夏日的阳光；整个小说根本不是在写一个什么故事，而是在抒发作者意识深处的某种奇思异想。 我听说张艺谋曾经对须兰的小说有兴趣，以前没读过其小说，不知为什么。如今读了之后，发现这一点都不奇怪。彼此在对夸张的嗜好上，是完全一致的。张艺谋是个不夸张的电影绝对不肯拍的导演，须兰似乎也有种不夸张的小说绝对不会写的劲头。上海的女作家当中有这么一股子劲，倒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平衡。尤其是人们谈到其他上海女作家的时候，发现她们太不须兰了。 比如陈丹燕的文字，全然是小姑娘的絮絮叨叨，对一切都充满新奇，所见所闻都像是从来没见过似的，什么都好玩。也许是由于这样的新奇感，陈丹燕写过许多采访文字。 读了陈丹燕的采访，我的感觉是，假如我是她的采访对象，我会被她单纯的目光，天真的提问弄得害怕起来的。因为你弄不清这是真是假。假如是真的，你会被她弄得很不好意思，不管你说得多么诚恳，都像是对人家小姑娘的欺骗。至于假如不是真的，那就更惨了。你怎么受得了在相信一切的目光后面，隐藏着冷静的旁观和审视？这么说也许更清楚，不管陈丹燕的采访是为哪家报纸或者杂志做的，总让人感觉好像是来自《红小兵报》，假如真有这张报纸，或者依然还有这张报纸的话。 至于陈丹燕的爱情小说，也有这种小姑娘色彩。这里不妨摘录一段她的小说《女友间》的片段。 灯果然是好看，从磨砂玻璃里出来的光，柔软得看不清手背上的皱纹，小敏仰到沙发里，人好像就软掉了。因为她从来都没有双手布置一个家，她从不知道自己的心里原来有这样的激情，然后，你的心里不能想什么，只听得耳朵嗡嗡地响着，一个人就陷到了深处。 什么感觉？当然是小姑娘了。这样的爱情小说，如同一种进入情话前的准备。只见女主人把灯光调好，咖啡倒好，沙发铺好，然后就结束了。因为这在一个小姑娘，对后面发生的事情理当是茫然的。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陈丹燕的文字，纯粹从个人喜好角度。她的文字总是水灵灵的，充满青春气息。以这样的文字，写起童话来不需要任何转换。 不过，我听说她一口气写了三部有关上海女人的小说，即《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轶事》，不由替她担心起来。她真的知道上海女人么？这可是连张爱玲都未必做到家的活儿。写这类小说，是起码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的。比如，以前穿过的列宁装是否收藏起来并且下定决心永远不再穿了？还有许多当年的革命痕迹都得一一揩洗干净，不止是在家俱意义上，而且得在内心深处。然后，再进入有关风花雪月金枝玉叶红颜轶事的构思。这里面的转换，可不是几年功夫就能完成的。带着这样的疑虑，对她的那些小说暂且存疑，以便对她水灵灵的文字继续保持一个好印象。 相比之下，我最害怕的是阅读王小鹰的文字，整个一个被扔在水门汀地上的感觉，而且还是在有气无力的冬日下。 上海女作家当中，对生活的感觉迟暮到如此程度的，似乎不多见。正如从《月黑风高》的开头可以看出须兰的小说风貌一样，从《今夕是何年》这一小说的命名中，可以感觉到作者的生命状态；仿佛一个昏睡多 这部小说唯一的一处还能让人感觉生命在继续的地方，就是女主人公在机场上迎接一个男人，误以为在那个男人身上可以找到什么寄托什么的那一刻。可是一旦那个男人把自己的太太拉到她跟前，那一刻的激动立即就如同一滴水似的滴入泥土，转眼间便消失得干干净净。 水门汀一样的语言和水门汀一样的感觉。在上海这个都市里生活到了这一步，实在是让人望而生畏。女人需要男人的爱，就像花草树木需要阳光和水分。哪怕是在遥远的远方，有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爱人，有一段已经过去却不曾消失的爱情，一个女人也会因此而活得生气勃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心如死灰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因为那颗心至少燃烧过。可怕的就是水门汀。因为水门汀是不会燃烧的，看上去很安全，实际上一点生趣都没有。 后来偶尔看到这位女作家的创作谈，里面提到，她突然悟出来，养育孩子是伟大的艺术创造。假如那样的话，也行。总不能完全活憨脱。 生命是一种无名的内涵，虽然难以言说，但一见诸文字，立即就能让人感觉到。比如读周佩红的小说散文之类，你就能感觉到，这是个在不停地品味着生活滋味的女作家，而且冷暖自知。 周佩红的文字很有内容，我是说，有一种她所独到的含蓄。她回忆起往事来，似乎不太计较，实际上却刻骨铭心。周佩红的遣词造句，色调是偏暗的，有点像伦勃朗的绘画，虽然没有那样的深邃和力度，但也已经相当生气勃勃。她的文字从不欢天喜地，总是沉沉着着地朝前走。 后来我读到她的创作谈，果然如此。她说，故事在将出口未出口之间。说故事的人也是这样，故事出口了，意思却在心底。 含蓄通常是将太多的内涵诉诸淡淡的叙说。假如反过来，将太少的意思，作了没完没了的铺垫，那么整个小说就会变得相当滑稽起来。别以为没有人会这么写小说，上海可是个无奇不有的城市。我偶尔翻到另一个上海女作家潘向黎的小说《他乡夜雨》，就是这么个例子。 我十分佩服这位女作家有本事把叙事当作兜风，无轨电车开了老半天，不知开到了什么地方。仿佛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隐痛，有一坛不知存放了多少年的老酒，藏在一个不知有多么复杂的地窖里。最后拿出来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 从来没有想过会和有妻子的男人有什么瓜葛，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情不自禁，可是就那么发生了。 吓得煞人一样。已经情不自禁了，还要从来没想过。不过是跟一个有妇之夫睡了几觉，也许只睡了一觉，竟然就成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种事情变成隐痛，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觉得吃亏，并且还把责任全部推到对方身上，从而越想越觉得吃亏。本来是一次小小的冒险，一次散散心似的偷情，一种类似于把婚纱在身上披一披照照镜子般的体验，最后因为变成了吃亏，才欲说还休地变成了漫无边际的叙说。不要说一般的听众，就算是爱上了这个叙事者的男人，听着听着也会站起来一走了之的。 应该说，上海女人盘算起来是很厉害的。但在这种事情上如此盘算，借用上海话来说，也太狗皮倒灶了一点。这种故事放在一个大气点的作家手里，可以写得非常浪漫和精彩。就算是让琼瑶来写，也会自有一番动人处。更不用说去翻翻渡边淳一或者村上春树的小说，偷情可以偷到双双自杀的程度，恋爱可以爱到被死亡唤醒爱欲的地步。上海女人也罢，上海女作家也罢，假如在盘算上下功夫，那么不仅一点长进都没有，而且还迟早会退化成一块水门汀。 当然了，要说盘算，《他乡夜雨》比起《长恨歌》，真正叫做小巫见大巫。我本来以为王安忆对女人是有自己感觉的作家，比如在《雨，沙沙沙》里的迷朦和憧憬，确实细致而清晰。但读了《长恨歌》我才明白，她根本不懂女人，或者说，对女人根本没有感觉；并且，尤其是不懂上海女人，尤其是对上海女人没有感觉。 《长恨歌》的开头，从第一句写到女主人公出场，整整花了一大章，还四部曲，弄堂，流言，闺阁，鸽子，最后才是女人。且不说叙说的口气多么乡气十足，感觉叙事者刻意以一个外乡人的身份讲说上海这个城市；即便是其琐碎，其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和不着边际地乱开无轨电车，也足让令人生厌。叙事者拿着一把大扫帚，从弄堂扫到闺阁，从闺阁扫到天空，最后什么都没有扫出来。假如要比赛指着天空说废话的本事，我觉得《长恨歌》有希望夺冠。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小说的开头，已经透露出了基本的故事信息，细而空，琐碎加上大而无当。无边无际的细节，如同纷纷扬扬的雪花，铺天盖地扑向读者，把读者弄得一头雾水，不知小说到底想说什么。 当然，作者显然是知道读者在期待着什么的，否则没有如此大胆，敢说这么多的废话。作者知道读者在等着女主角出场，就好比坐在戏院里的观众，舞台上再拖延，干冰打得再多，再迷雾重重，也会耐心等待着那个花旦的出场和亮相。毕竟写的是个上海女人。各式中文读者对其他故事也许兴趣不一，但对上海女人的故事，却永远兴味盎然。 终于出场了，叫做王琦瑶。不过出来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而是一大堆，叫做王琦瑶们，仿佛一摊粘答答的浆糊。至于那个王琦瑶的当选“上海小姐”，似乎也不能让读者十分信服。估计作者对这类行当相当陌生，只是为了让小说吸引人而滥竽充数，为此还不惜工本地作了如此冗长的铺垫。用一句上海话来形容如此吊足胃口的叙事，叫做，真辣手。 不过，辣手的还在后面呢。从第二章开始，作者以更加细腻，更加精致方式，进行一种无轨电车式的写作，一场浩浩荡荡的叙事兜风。凡是关键的地方，总是被叙事者回避得十分彻底。比如，还没见女主人公好好恋爱，更不用说好好作爱了，突然就生孩子了。至于孩子的父亲，据说是个共产国际的什么混血儿，面目模糊到了弄不清楚是方是圆。既然如此细腻，为何连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都没写清楚呢？男人和女人通常在床上才是面目最清楚的时候，但偏偏如此细腻的一部小说，如此不厌其烦的絮絮叨叨，就是没有床上的情意绵绵，然后一下子就生出了孩子。然而再一下子长到了十五岁，从1961年，到1976年。真正叫做详略得当。 想想看吧，从这孩子出生的1961年到长到十五岁的1976年，中国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境地里，期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细心的作者居然极其粗心地一笔略过了。除了一句， 至于谁是小偷？不知道。也许这部小说最有意味的就是，谁是小偷？谁是作奸犯科者？不知道。 祸起萧墙，灾祸的制造者是个小偷，而不是个。。。比如强盗。且不论灾难是来自小偷还是来自强盗，至少那饥馑遍野，血流成河的十五年被小说轻描淡写地略过了。假如可以把小偷的作案看作一种隐喻，那么归根结底是祸起萧墙，也就是说，这个城市里的乱七八糟，都是被这个城市里的人自己搞坏的，而不是受到了某种外来力量的入侵和破坏。 其实把那些枝枝蔓蔓的部分通通去掉，整个故事的基本线索是相当清楚的。一个旧上海号称“上海小姐”的女人，做了下别人的“金丝雀”，然后被“解放”了。然后又恋爱了，生孩子了。至于这个女人在大饥荒的年代里是如何度过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又是如何度过的，全都一片空白。最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突然被小偷杀死了。可怜的女人没有死于饥荒，也没有死过文革，却死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 小说如此一番讲说，就算是无心，让人读了也很难不作意味深长的联想。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这算什么意思？尤其是对比那个《月亮河》的故事，小说对历史的这种解读，究竟意味着什么？假如把《月亮河》故事里的那个女主人公移到王安忆的《长恨歌》里，那么我们还能看到什么？显然什么也看不到了。其实这两个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在旧上海的经历是十分相似的。就算《长恨歌》里的那一个要幸运一些，但难道会幸运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点苦头都不吃么？在横扫一切的时代，就连给资本家当过管家的都难逃一劫，给人家当过小老婆的难道会太平到一点故事都没有么？王安忆可以说，她对那种故事没有兴趣。假如她那么说的话，必然意味着别人也可以问她一句，那么你对什么样的故事有兴趣？为什么？ 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意指作者故意作了如此这番的精心安排。从《长恨歌》里，人们看不到作者对历史有什么明确的看法。人们可以说这是作者的聪明，也可以说这是作者的愚昧。不管怎么说吧，小说如此编造一个女人的一生连同跟这个女人相关的历史，至少表明了作者在下意识对芸芸众生的那种冷漠。假如作者稍许关切一下芸芸众生，她就不会想不到这个女人在人人挨饿的年代里会是什么光景，不会想不到这个女人在人人自危的年代里会受到什么样的折磨。 小说的聪明在于把这关键的部分，以一个小孩子的年龄一笔带过。但小说的漏洞恰好也在于，为什么偏偏略过了这致命的十五年？这就好比在古希腊那场著名的战争里，前面一个场景是希腊军队准备进攻特洛伊城，然后下面一个场景就是特洛伊城不见了；在原来的旧址上，长出了一大片鲜花，然后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在鲜花丛中捉蝴蝶玩儿。最后，一个老太婆摇摇晃晃地向大家走过来，一交跌倒在地上，告诉孩子们说，她被一个小偷给杀死了。 小说如何编造，这是作者的自由，谁也无法干涉。但读了小说之后，读者会如何作想，则是读者的自由。至少我是对整个小说从根本上怀疑的，怀疑其真实性，怀疑其叙事的诚实度和诚信度。我不明白这《长恨歌》到底恨什么，假如按照 当然了，我猜测有些人是不愿意如此怀疑的。比如 我还猜测上海有个女作家，读了《长恨歌》，可能也会像我这么怀疑。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女作家。直到我最近读了她的一篇文章，叫做《调色拉和捣浆糊》，才使我对她刮目相看。我指的是，当年以小说《蓝屋》闻名于上海的程乃珊。 由于当时的上海评论界，都一致公认毛时安是研究程乃珊的专家，所以我像其他人一样，碰到程乃珊的小说，总是让给毛时安作评。从《蓝屋》的那种市民味和世俗气里，我一时没有感觉出什么特别的意味。而且，我对一些工商业者时过境迁之后挺身而出，证明当年的改造如何有必要，一直相当反感。这些原因导致我没有注意程乃珊为何那么没完没了地唠叨以前的上海如何如何。我当时感觉程乃珊的唠叨跟王安忆是一样的，是一种不停地在上海寻找上海的矫揉造作。可是，读到程乃珊如下一番话，我不由击节，程乃珊长进了，或者说，我以前错看她了。 程乃珊在那篇文章里说，海派是调色拉，不是捣浆糊。她还说，上海是调色拉调出来的，不是捣浆糊捣出来的。 一言中的！ 我把程乃珊此言告诉我在纽约的一个上海朋友时，他马上断言，程乃珊这句话胜过她的所有小说。此话虽然夸张了一些，但也是一言中的。 程乃珊还有些话，说得也相当精彩。比如，上海的标记，不是花花绿绿的女人，而是这座城市的白领。虽然我认为上海的小市民也是重要标记，就像弄堂口的大饼油条豆腐浆一样，但我觉得程乃珊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至少表明了她是个真正的上海人，没有丝毫外乡气味。 且不论上海的标记是小市民还是白领，我觉得重要的是，程乃珊确实知道上海。难怪她没完没了地诉说不休，难怪她为此不惜找出一些老照片，来证明她说的上海才是真正的上海。程乃珊本来不需要如此没完没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许多人在寻找上海时找出了许多不是上海的上海，才导致了程乃珊的如此坚韧不拔，非要说个明白。不管别人有没有明白程乃珊的这种努力，至少我是明白了。 我明白程乃珊是真正知道上海，懂得上海的。上海在王安忆是需要寻找的，但在程乃珊却是根本不用寻找的，上海就在她的记忆里，或者说，在她出生的那一刻，上海已经刻在了她的心底里。程乃珊不愧与《月亮河》里的女主人公住过一样的房子有着相同的家史，不愧被其祖荫如此这般地庇佑过。她也许没有《月亮河》的女主人公那么刚强，但她具有与之相同的执着。程乃珊十分执着于对自己家族的记忆，并且，其记忆可以一直追溯到上海开埠的时候，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上海人是什么模样。相比之下，王安忆对上海的寻找，最多只能找到所谓旧上海和新上海的那个分界点上。因为王安忆与上海的关系，就是由那个分界点决定的。假如没有那个分界点，王安忆跟上海没有任何关系。 我没有读过程乃珊许多有关上海的书，但我相信不管她写到什么份上，都会超过李欧梵，超过王安忆。因为她确实知道上海，不必经过研究才发现上海。因为她是真正的上海人，像我一样，祖祖辈辈在上海居住，天然有着悠长悠长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天然认同上海的精神。 由此，再回过头去读她的《蓝屋》，我想可能会有新的感受。依然是那样的世俗气和市民味，感觉却会不一样，因为上海本来就是这么市民这么世俗的。而且，假如程乃珊以今天的眼光回首她的《蓝屋》，也会有新的感慨，当初没必要那么起劲地证明人家是正确的，没必要急着要跟自己家族过去的生活方式决裂。 当然，要写出一个神韵十足的上海和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可能还需要一点幽幽的清淡。这种清淡我在比较知名的上海女作家的作品当中，很少见到。倒是在一个不太出名的上海女子笔下，我读到过。她叫刘雪玑，至今为止只出过一本散文集。我曾经为之作序，将她的散文写作比之为“沉入水底的恬静”。其文章好比一片片嫩绿的茶尖，安安静静地沉在清澈的杯底。 我想，正宗的上海风味小说，应该是程乃珊对上海那种与生俱来的心领神会。那样的领会虽然时有局限，但毕竟有着与生俱来的风致。假如能加上刘雪玑式的清淡，那么上海女子那种风韵便出来了。假如能加上木心先生的那种典雅，那么上海城市的风骨就出来了。如此等等。这就像鸡尾酒一样，可以自由调制。或者用程乃珊的说法，调色拉，而不是捣浆糊。当然了，这种调制的前提是，对上海有着朴素而深切的领略，不像李欧梵那样浮光掠影，也不像王安忆那么不着边际。他们二位有关上海的文字，虽然都花了力气，但让人读来却有一种捣浆糊的感觉。 从总体上看，上海女作家在文学上没有作出令人惊叹的贡献。以上引用的那些小说有的是1980年代的，有的可能是1990年代的，但大致上就是这么回事了。要上海女作家写出不朽之作，可能相当困难。因为她们没有一个能够有弗吉尼亚;伍尔芙那样的本事，粥得昏天黑地，不知道哪一天会突然把自己沉到河底里去。她们也没有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那种刻骨铭心的浪漫。她们再稀里糊涂，对生活也不会茫然的。 上海的女人是精彩的，但要上海的女人写出精彩的小说，却有点苛刻了。如今能够弄清楚的，也许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王安忆和程乃珊之间，程乃珊是真正的上海女人，程乃珊知道上海。不管人们如此评说这两位女作家，但要说到上海和上海人，说到谁是正宗的上海女人，我相信的是程乃珊，而不是王安忆。 在1980年代的上海，除了女作家是一个景观之外，上海的女记者也是一片很有意思的风景。我在这里提一下，希望将来研究上海八十年代的学者，在把目光投向上海女作家的时候，不要忽略上海的女记者。她们给上海这个城市输入的活力，不下于在公司上班的白领丽人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