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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易生诗梦《生命的挽歌》在中国网络诗歌网站7月11日发出后，诗友们在诗下的评论里开始提到诗人的社会责任、大爱情感和自我抒怀的问题。7月12日，乌蒙野人的《诗人》一诗，又明确发出对诗人的诘责，再一次涉及到这个问题。 网站因此引发了关于“诗人的社会责任、大爱情感和自我抒怀”的争论。对于这个学术问题，笔者想说几句，但由于诗下的评论栏不便于展开，于是，就有了这篇《现实关注和自我抒怀》小诗论。 （二） 有关诗人的社会责任和大爱情感的问题，其实就是诗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问题，即本文所说的“现实关注”。 关于现实关注这个问题，霍俊明早在2012年《诗刊》12月号下半月刊的“2012年诗歌年选”《古老的敌意与新鲜的荆棘——2012年<诗刊>年度诗选读记》（以下简称《读记》）里，有过论述。现摘引如下： “……近年来我们谈论得越来越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诗歌和现实与生活的关系。然而我们的生活和诗歌却似乎并未发生升级换代的变化。时代加速向前，精神加速向后，正是在这种不停地撕扯中诗人所呈现的就必然是残酷的现实和不断被强行拉远的‘过去时’。 ” 《读记》在分析诗人在“时代匆促转换人们都不去看远方的时候，诗人该如何面对日益含混的世界以及内心，在一个极权远去，我们的生活和诗歌似乎失去一个强大的敌人”后，引用了奥地利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的一句话：“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来提请“中国本土诗歌”。《读记》接着说到我国诗歌创作现状：“生活与诗人之间的‘古老的敌意’正在可怕的消失。”《读记》指出“真正的写作者应该是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中的‘介入者’。他一起推给我们的无边无际的沉默、自语和诘问。”到此，《读记》指出诗歌创作的现状是“如此相反，我们每天与那些看起来无比真实和接近现实的诗歌相遇，但是他们几乎同时走在一条荒废的路上。我们的当下有那么多的艰难情势被我们的诗人可怕的忽略，于此还有那些更为斑驳不自知的灵魂渊薮。”《读记》到此提出：“希望我们的诗人能够在‘敌意’中发现那些‘新鲜的荆棘’。” 摘引内容的主题，就是关于诗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内容有三：一、在急剧变化的诡谲时代，诗人要进入时代的‘内部’就不容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会更加困难，看不清远方的路；二、诗人要‘介入’现实，可是没有，它们可怕地忽略着现实“艰难的情势”，“ 走在一条荒废的路上”；三、提出对诗人的希望，要有现实中的“敌意”并在“‘敌意’中发现那些‘新鲜的荆棘’”。 但凡有学术良知的诗人或诗歌理论家，都不会不像霍俊明一样地感受到诗歌与现实的疏离，虽然这疏离是由于时代匆促变化，诗人来不及进入时代内部，因而把不稳时代脉搏，看不清远方的路造成的，但诗人还要有现实关注的情怀，对现实的阴影产生“古老的敌意”， 并在“‘敌意’中发现那些‘新鲜的荆棘’”。 易生诗梦的《生命的挽歌》，微微地露出些现实中的“古老的敌意”， 并在“‘敌意’中发现那些‘新鲜的荆棘’”。《生命的挽歌》直面现实、直面民生，虽然语言没有精雕细刻，显得粗糙，但它还是把读诗的诗人们压抑的社会良知激发出来，让他们感知到关涉历史的一丝情怀和生存的体温。因此，使他们不计较《生命的挽歌》语言的粗糙而产生情感的共鸣。这种共鸣，会引领诗人产生责任感和大爱情感！ “我们不要抱怨在同质化和仿真化的时代里我们积贫积弱的精神和情感，我们要学会……对不可知的‘远方’抱有的高贵和自信，还有……大过……小小躯干几十倍的力量。诗人永远是一个夜行者！希望‘只有黑暗适合一颗干净的心’以及特朗斯泰罗姆的‘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成为诗人学习的一种发现能力。”——霍俊明说。 （三） 当然，诗歌不是学术论文，诗人情感的逻辑也不需要缜密。而且当下，诗坛的现状也不允许有良知的诗人用喷薄的激情去静心编织严密的逻辑。 《读记》在对诗人提出希望后，也不得不客观地对诗坛现状作出令人不快的描述：“我们的诗歌都成了自我的关注者，个人的日常情感和生死冷暖体验从来没有在诗歌中变得如此高调和普遍。” 这种诗坛现状也正是乌蒙野人所深深感受到，并在《诗人》一诗中描绘的样子： 诗歌/更是泛滥成灾/网络诗歌都写细枝末节/琐事的琐事/大半是写小窝小棚/爱的相思爱的苦涩/拿了本诗刊/读完最后一个字/不知所云 《读记》与《诗人》对诗坛现状的描述，常常会使读诗的人和读诗的诗人产生震撼。这种震撼，促使诗人产生现实关注的行为和诗情。从而稀释内心 “自我的关注”即“自我抒怀”的浓度。 一个有良知的诗人，面对“自我抒怀”的泛滥和对诗坛的遮蔽，能不锥心剔骨地感到痛心吗？当电光火山的激情刺激这种情怀时，诗人能不情不自禁地发出震撼人心的诘责吗？ 我不知道嵇康的狂狷哪里去了?/ 屈原的忧国忧民哪里去了?/ 曹操的雄心大志哪里去了?/岳飞的《满江红》那里去了?/李清照的“愁”字那里去了?/李白的“俱怀逸兴壮思飞”那里去了?/是不是苏东坡所说的“大江东去，浪淘尽”了/我的“千古风流人物”!/难道诗歌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吗?/没有一点良心吗?/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吗?/没有一点大爱吗? 乌蒙野人在《诗人》中的诘责，正是诗人社会良知迸发的结果。我们没有理由责难和挑剔诗人的良知和情感。 在诗人认知时代的艰难中，精神的自我小化，并不是疏离生活现实的灾星。恰恰相反，自我抒怀，正是传统奴化意识挣脱束缚走向独立的现代意识的成长明证。关注自我，正能够让中国人在传统的纲常中和现代的集体中迷失的自我逐渐走向坚挺。社会的多元也已经为诗歌的多元提供了依据。诗人成分的去职业化也在造就着诗歌的多元化。但问题是，我们的诗歌不能不有自我方向选择，自我意识的成长和展示也不能不以丢失社会责任和大爱为代价。诗坛更不能只泛滥自我抒怀的文本，诗坛还要有社会前行的崭新文化等待诗人去建构，还有社会前行需要的责任等待诗人来担当。我们不能只做一个自我的展示者！ 我们不能只成为“码字者”和文字垃圾的生产者！ 我们不能只做一个“无关痛痒的自我抚慰和自我夸大”的“精神洁癖”者！ （4） 现实的关注不论是社会的责任还是大爱，自我的抒怀不论是自我的关注还是小我的体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人生和人性。在人生和人性的基础上，现实关注和自我抒怀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人生和人性是文化和文学建构的基点和落脚点，也是诗歌精神的基点和着陆点。 现实关注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待人生和人性，自我抒怀是直接从个体的角度看待人生和人性。现实关注，净化的是社会的精神领域；自我抒怀，展示的是个体的心灵。不论大爱或小我，它们在真善美的框架内，完全可以统一成一个整体，成为“以人为本”的诗歌实践的理念架构。 社会的转型期，诗人在对匆促变革的时代认知艰难时，可以以人生和人性的基点出发，来认知这些“艰难的情势”，使社会的责任和大爱附着在人生和人性的基点上。自我抒怀的时候，也需要对文本对象进行审视和观照，在人生和人性的基点上，发现它所包含的社会责任和大爱。 诗人要做的，就是要寻找到现实关注和自我抒怀密切结合的入口处和“介入”与“榫结”点，决不能“在一个丧失了‘远方’的时代”，“疲软地低下头”来面对“日益含混的世界以及内心”！ 一个夜行者，在一个时代的特殊时期，要有霍俊明说所的“发现力”。这样的诗人，才能够创作出属于时代的独特的伟大的作品。我们即使不想做大诗人，但只要想写诗，就应该有这样的目标和追求。 草草写就，未及深思熟虑与广引博证，错误之处，望诗友指瑕，不胜感激。 2013.7.14.—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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