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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言恭达

 白水清风 2014-10-07

 

清风白云超诣之境——著名书法家言恭达先生人格蕴涵寻绎
石延平

   

     近年来我很少写书家的评论,原因之一,觅不到好字。1989年林散之先生仙逝,预示着传统型士人书风的结束。林散之是座高峰,近二十年间,很多妄为的书家自诩已经“超林”,这实为笑耳。目下的书坛真正能坐下来悄悄做点学问者甚微,举旗呐喊者倒是不少。这些“字”非霸气即悍气,或怪气与俗气,他们在书时非雕即琢。雕琢历来是艺术创作之天敌,匠人也,气韵才是风神,风神则非胸中清淡性灵供养不可。甲申夏杪,偶见恭达先生墨迹,于今浮躁的书坛能见到这等有着士人家风的法度,窃多欢。没想到尘世苟活的艺坛,还有这样一位默默背负起供奉绵绵文化历史使命的士人。后听说言恭达,乃“南方夫子”言偃的后裔,言氏一门,道德文章传两千余年其清风朗朗、白云昭昭。
  近日,我常作中国艺术精神中“道、器”问题的思考,特别是有些学者用西学来治东方艺术精神的寻绎,总给人“道有不昭”之疑。西学可以借用,但决不是阐释东方艺术精神的钥匙。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东西方两种哲学思辩方式的迥异性,产生了两种对宇宙宏观思维物质模式的差异性,两种大文化背景思维的殊同,必然会形成两种审美体系的原则差异。我始终认为,东方艺术还是以东方哲学精神来解释是唯一的正确途径。就书画艺术审美标准而言也是这样,章学诚在《言公中》云:“文,虚嚣也;道,实指也”。这里“文”作“艺”解,“道”作“义”解。这里就引出了一个东方审美精神中以人格对物格的审美方式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历来都把人格意识作为衡量艺术家与作品优劣的审美原则,这是一个突出的审美现象,已早为学术界认同。古人对艺的审视,一直都是从社会伦理道德高度——道,来评判艺术水平的高低。就书法而言,书艺之事并非书艺,它必须从合人格的“技艺”层面,超越到“道义”的精神层面,才能达到入化的理想人格之境地。历代大书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道事艺”,而不是“以技事艺”。以道之精神去统摄技艺,去超越技术层面;“技进乎道”。这实为:“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中国艺术精神究寻到底,是由儒道精神契合的“心斋”境界。宋以后,“以禅论书”,所谓禅对艺术的影响,实乃庄学与玄学的集成。细品恭达之书,点线间透着超诣的清气与淡气。字里行间,他追寻地都是以豪放、雄强、奇伟为特色的风骨,那就是在“清、淡”人格蕴涵中的朗朗书风。
  恭达受业于著名金石书画家沙曼翁先生。他十分尊崇和敬重他的老师,并一直遵循曼翁师的人文品格和审美理想。恭达书风中追寻的人格蕴涵,就是要合道德礼义之格范的“格”。“格,正也。”所以,我说恭达的字有“清刚”之正。在他与我的晤谈中,他始终都认为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中国书画史上,那些大师们就是在这种崇高道德的情境熏陶之下,代不乏人,产生了许多超常智慧的人格与伟岸灿然的精神境界,这实与他们生命中体悟的“至中”、“至诚”的精神人格分不开的。所谓:“书以足志”,书无志,行而不远。书法中要体现出自己的生命志向,没有志向的书法,终落“技”道,小技也。
  正是于此,恭达书风中精神之品,在“正雅”的白云、清风间透出淡雅气与清正气,这正是当下书家最缺少的“胸气”。所谓“阳刚气”、“正大气”,首先是要“正”。在“正”的“雅格”(儒家入世思想范格之一)中,胸中才能纳“清、淡”之气。何为“清、淡”?它实为品评艺术美内涵的“点,悟”,那就是以不点破“机心”为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言简而意繁”,这一方法都以“自悟”为多。我上面说了,恭达之书中深含“清、淡”之气,这在当下是不易做到的。为何说它不易做到呢?“清”,是大雅之原本,是一切中国艺术至境审美的范格,如在音乐上,古人有:“弹琴不清,不如弹筝”,这就是说,已经失“清”了,你还要去做(艺术),已无意义,书法艺术也通此理。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清呢?古人认为:地不僻远则不清,字不愫则不清,心不宁静则不清,气不穆肃则不清:“皆清之至要者也,而指上之清尤为最”。(原指古琴的,此套用于书道。)恭达之书在“内美”与“外美”中都做到了“清”。若从技法上来看,他笔必悬落,线不柔懦,其笔不染纤毫浊气,书之腾空与撇捺间,铸就其清骨之相。特别是他大篆笔意入书的草书,观之若澄然秋潭,皎然春月;冥冥中透着悠悠波澜不已之志。可见,他书风由三代文字篆籀的书体大化而出,于萧散古朴中,磊磊落落,这就是古人尝云的:“堂堂正正”。一派意态飞动的逸气,骨子里始终遮盖不住寂寂之情与士人的孤傲之心。以书艺境界论,恭达似幽谷中伴着青灯古刹守望秦砖汉瓦的老僧。对于书艺的求精求益,他有几多固执,些许矜持。这正是当下那些书坛“高手”的污垢和委琐心性中欠缺的什么。
  当下“高手”的字,为何多悍气、媚气、横气、霸气、蛮气,气气入俗,俗入小道。其主要原因,就是少了清气与淡气,清淡,实为不经意也。有似古人在弹琴时,先沐浴焚香静对,洁心洁身,只有这样,其音才能孤高岑寂。我尤喜欢恭达之金文书,古淡清醇,一点一划,皆是无声之境,观之那心灵的净化,仿佛岁月在倒流着,红尘与界外在他那自成庙堂的圣境中被阻断了。那些久远的生命符号,在我们的心扉中清泉白石,皓月疏风,像那鲲鹏自得。
  黜媚而归淡;字不可媚世,为了获大奖而写迎合他人的字,那字怎能写好,只有祛邪念而存正大,松林清风入胸怀,不着意于淡而淡之妙自臻。恭达为何能在书学上取得这样的高度?我以为,这与他美善合一的人格精神是分不开的。
  由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来看,艺术家人格精神的最高层面就是超越功利思想,他的人生姿态其主要方式便是与天地人参,天地之境是无伪无造的,人是理性的,因宇宙之生生不息,提供了超验的神圣境界,为人格最后上升到超我的灵境提供了可能。“只有超越功利的人格,才能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凭着道德的自由与自觉,无私无畏地去履行自己的道德信仰。”纵观恭达的书法,真草隶篆各体所隐含的,人格理想是偏于儒家“内安”精神的至善至美的境界。这“内安”,实为“中和之美”,是和谐的心性,其本质就是“温柔敦厚”的人文情怀,它面对社会的姿态便是以诚为本,温和事人。因儒家倡导的“中和美”,表现在艺术审美性上的“文与质”,始终都被认为是审美的最高理想境界之一。国内有些书法界的学者认为:书法中的“文”,是指它的“外形式”,如结构、章法。“质”是指“内形式”,如力度、韵律。我认为这种认识很是牵强,“文与质”,从人格层面来看它涉及到人的根本的性情修养问题,在书法中它属人格境界层,而非技术层的问题。王羲之在《用笔赋》中说到了本质:“藏骨抱筋,含文包质”,这在书学中形象化地说出了“文与质”内涵的一致性。应该说,人格内涵是通过这种“物象”(书法的形式性)的形态来开启“教化”的作用。《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实是人的伦理道德对社会的责任,通过艺术外化的形式来美育社会。
  在处世生活中,恭达是个“安贫乐道”的谦谦君子。物欲横流,与他无妨无挂。他灵府中清风与归;驾着白云乘着清风升入到冥冥太空中超脱的境地。白云与清风乃高妙清淡之物,书家没有几十年的内在修养是不可解的,没有几十年的“正格”修炼也是不可得的。只有寂寞的灵魂,才有大境界。精神寂寞,心与道相契,与俗违,最终才能“白云而与清风俱归,则飘然无迹之象,正是拟议超诣之境”。恭达之书甚得其妙,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书家中林散之的功力最深,有人说,30年内没人能及,这是大实话,算他对书法有很深的造诣所言。林散之是座巨峰,我遍观南北书坛,当代站在他肩膀上继续攀登高峰者,恭达绝对是一家。
  书法高低,一在功力,二在学问,三在境界。这是历代成为大书家的必由之路;晋人王羲之、唐人颜真卿、近人林散之,无不循着这道登上高峰。就功力而言,恭达已初具扛鼎的实力;他用笔法度有超古人处,下笔、行笔、收笔都十分讲法。特别是在他的草书中,行笔纵横飘逸,末笔,笔笔知道收住。纵放、纵收,这是很难做到的。目下,一些走红的“大家”,行笔一味的放纵,收笔处常常忘了交代,这实是书家大忌。我常告诫一些书画之友:“作书画,不是耍杂耍、练摊”。有些书家写字,总喜欢挑胳膊弄腿似的“刷字”,有江湖气,用霸气、悍气写字,露出的终是村夫相,入小道。
  我在读恭达草、篆书法时,发现他所诉求的“线性”是“大美”的。“大美”就是矛盾,是对立的统一,以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道”。庄子在《知北游》中有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哲学,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的。书法因其特有的写意性,因此它最能会意中国哲学的灵魂,它把中国人的生命用“意象”的态势折射出来,这是东方精神深层的表达。中国古代把写字称为“书”,“书者如也”。“如”在古汉语里有:“依照”、“状态”的表示。也就是说,我们写出来的字,是表示内心里的想法与状态的。
  恭达以篆入草,以草意篆,他追求的是高古的“大美”。已自觉注入“修身”的生命意义;这就是中国传统艺术非常注重一种现实人生的情感体验,并从中熔铸了精神的感悟。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为单纯地追求一种所谓“为审美而审美”的艺术价值,而是注重涵养一种人生超验的社会意义和品味一种文化的人生价值。这与他的先人言偃一样,有着同等的社会学意义。这使我想到当年具有民族气节的黄宾虹,书学汉三代,他的字拔俗超群,并培养了“草圣”林散之。恭达对汉代以上的书法情有独钟,并用功尤多,他于此找到了书学的上乘之道,经他深度挖掘并充盈了现代社会的生命意义;一种以表现中华文化精神质素内美的“言体书风”,便大化而出。这是一种将丰富的情感、文化的内涵,和个体的生命感受与民族直观的社会生活互融互交的书体。它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雅文化,以对祖国优秀文化“弘道”责任的一个正确导向的姿态。恭达是把我国远古文明中的质朴的美德,与现代社会文明中人的生命情怀的情境把握与契合极为适度的一位书家。我想,这就是他书法造诣的深度与高度,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
  恭达笔法深厚,我以为全得力于篆籀金文,那就是三代书体沉凝朴美的内涵。这些高古的神韵,被他化得若神,雄浑中不失虚和,苍劲中隐含灵动。线条的质感诉出的是圆、厚、沉、灵、雄、健、刚、雅、中、和。他从不无度恣意挥洒,情泻于笔,笔泻于纸,于规矩方圆中一张一弛,从无故意“炫技”的“纵笔”,这是学问供养而成,非读书无以至此。下笔纵横捭阖之中抱持“清、淡”之气,任情适性,自得蹊径,这讵非天授。
  现在有些书家追着所谓个性张扬的狂、怪、佻、滑的书风,这与我们民族复兴的大业有着诸多不和谐。“正大气”、“民族气”、“国格气”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弘扬它是要以民族先进的文化血液来供养的。对于书法而言,不是这一笔写的“粗”,那一字写的“大”,就是“正、大气”,艺术有其自身的本质规律,合规律者合于道,还艺术以本来的规律。学问和境界这是“内美”,表现在恭达书法的字里行间。“字里”是功力,“行间”是学养,这并非玄谈,古人有“功夫在诗外,之说,读者诸君明白这道理了吧。荀子云:“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时事格之际,“多元论”下,有人标举创新,有人复归传统,有些笔力不逮的书法家,搞歪点子,以抖笔创新,以颤笔创意,皆不可学。是的,“笔墨当随时代”,每一时代都有这一时代的艺术标准,书画都有时代风气,要想打破这种时代的突兀都很难;有人说,书家中只有一个赵孟,他的行书直可超过两宋,直入晋唐。画家中有唐伯虎,超元入宋。我以为,近人林散之超宋入唐,今人言恭达已入明清。

书东方神艺  报世界和平

——言恭达大草长卷《何振梁在莫斯科陈述演讲》赏评

衡正安

大草,乃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它打破了书法诸多的形式束缚,在遵循草法的一般规律下,上下连绵、左右纵横,快似疾风骤雨、慢如春蚕吐丝。用一根线条,黑白两色创造出无穷的艺术变化,产生出丰富的艺术效果,高度表现了中国文化以最简约的艺术形式,表达无限的文化精神和艺术内涵的终极理想。言恭达大草长卷《何振梁在莫斯科陈述演讲》(以下简称“大草长卷”),以饱含中国人百年梦想的奥运深情,用近50年的书法功力,选用大草这种神奇、独特的艺术形式,创下了白话文大草长卷的新篇章,向世界展示了人文奥运精神、向世人报道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美好愿望。

一、言恭达大草长卷美学欣赏

言恭达所书大草长卷,纵69公分、横1640公分,录何振梁在莫斯科中国北京申办29届奥运会陈述时的发言,计    376字,书于二00八年四月,生宣纸,长锋羊毫,一得阁墨汁。卷尾落款“戊子言恭达”,钤白文“言恭达印”、朱文“抱云堂”。

言恭达的大草长卷给人以大气磅礴、排山倒海、纵横捭阖之势,表现出独特的审美个性。在取法上,他吸收了“二王”草书的古雅和厚重、张旭大草的恣肆和纵放、怀素大草的畅逸和迅疾,更运用于黄庭坚长线条的特点,渲染出王铎草书的墨色变化,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语言和艺术表现手法。言恭达的大草,以篆法入草,高古而遒逸。以高超的中锋用笔,创之于“裹锋”之法。线条,一波三折、凝练而极尽变化、富有生命之态,如精神的“神”字一竖、普遍的“遍”的走字旁等;结体,动中求正、倚侧多姿、随遇而安、极呈自然之态,如先生的“生”、与中国的“与”等字;章法,竖有行、横无列,左右盘桓、上下连属而分离,形断而意连,形连而意长。墨法,是大草创作的重要手法,特别是长锋羊毫和生宣纸的运用,更增添了墨分五色“单色层次”的独特效果。言恭达对墨色具有相当的领悟,他在《用墨散论》一文中对涩笔、渴墨、涨墨、宿墨、飞白等墨法具有深入的阐述和研究,并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使大草作品平添了一份妙尽天然,退去铅华的风韵神采。特别是长线条的运用使二维空间的分割、黑白分布产生了荡气回肠、气势恢宏的艺术效果。为了追求大草的“纯化”,他很少用小草或行书的字法参入大草的创作之中,将大草的简约推向了极致。为了处理由此带来的“流”和“涩”的关系,他在“末笔为下笔之始”大草创作之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常常使用字中断笔的独特方法,如:“带、机、路”等字,增强了字法的多变性,使气息上下贯通,浑然一体。既保留了大草的流畅和气韵,又产生了节奏上的停顿和起伏,简约而超迈、势敛而意长。

二、言恭达大草长卷用笔特质

“篆法入草”是言恭达大草长卷用笔最具特色之处。这种用笔之法以中锋用笔为基础,在长锋羊毫的使用和生宣纸载体的条件下,运用清代碑学的“裹锋之法”,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用笔之法,是对传统“篆籀古法”的继承和发展,开辟了大草书法艺术用笔的崭新面貌。从草书的发展历史来看,大草,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的张芝,后经“二王”草书的继承和发展逐渐成熟。唐代是大草书法艺术的高峰,张旭、怀素是两位代表性书家。之后,在大草书法艺术史上堪称一代巨匠者宋有黄庭坚,明称王觉斯,真可谓凤毛麟角、寥落星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不管从审美层和技术层来讲都是最难把握的;二是大草用笔方法的“失传”,这个“用笔”就是古代文献中反复提到的“古法”,也就是“篆籀之法”。“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缠绕,遂号为草书。不知与蝌蚪、篆隶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宋·黄庭坚);“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元·鲜于枢),这里所说的“蝌蚪、篆隶法”就是大草所用的“篆隶用笔之法”,“古意”当然就是这种用笔下产生的篆隶笔意了。

我们知道,“二王”之后直至清代中期,帖学一直位居中国书法史上的正统地位近1500余年。清代乾嘉之后碑学大兴令帖学式微,主流地位被碑学取代。“二王”帖学一派以手札、简牍书为长,其用笔之法所强调的“中锋用笔”,和篆隶中锋用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仍然表现出本质的差异。帖学所强调的中锋是适应于简札一路字形较小的“绞转”笔法的中锋,多使用笔尖部位,而“篆籀之法”是运用于整个笔毫的中锋。“绞转”笔法下的中锋,难于驾驭较大字形的草书创作,很难产生高质量的书法线条,更不会产生“万岁枯藤”的书法线条的审美理想。因此,大草在唐代之后的不盛,其“用笔不古”是其主要原因。

当今书坛,草书创作特别是大草作品佳构难觅,考量缘由有四:一是对中锋用笔没有深入探寻和系统研究,大多还是用小草或行书的笔法创作大草,是“绞转”下的中锋用笔,不是篆籀中锋用笔之法;二是没有适应载体的变化,即生宣的广泛使用。生宣与熟宣、绢等书写载体相比,最大特点是吸墨快、渗透性好,没有篆隶中锋用笔的方法和功底,无法驾驭和适应这种生宣纸的特性;三是长锋羊毫的使用。这种笔最大的优点是柔性强、蓄墨多,能产生丰富的线条变化和一次书写更多的字,但没有深厚的篆隶书法功底很难娴熟的使用;四是速度。我们一般认为,写草书特别是写大草一定是“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唐·怀素)。然而,这是有一定条件的,一般用较短的狼毫书写在熟纸上,可以有这样的速度要求。如果用长锋羊毫,写在生宣纸上是绝对不可以太快,要产生高质量的书法线条也是不能过于快速的。这四点正是当代大草创作之痼疾。因此,当代大多草书作品线条质量不高,一般表现为笔画的两头实而中间空,这是对“涩笔”没有深刻地领悟和主动的实践所致,“画之中间要下功夫,不看两头看中间,笔要能留”(林散之语)。在笔画的应带中,往往表现出浅、薄、尖、扁等,没有高质量的线条。书法是线条的艺术,特别是大草线条更是书法创作的第一要素,没有高质量的线条,怎能创作出大草精品之作?

言恭达的这件大草长卷,承续了清代碑学用笔的创新成果,巧妙、娴熟地运用与大草的创作之中。深究长锋羊毫和生宣纸的特点,运用清代碑派书家篆隶的“裹锋”用笔之法,适量地控制大草书写速度,在古法用笔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了独自的用笔方法和独特的艺术语言,在当今书坛个性独特、戛然不群,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意义,是碑帖结合之典范。

三、言恭达大草的金石碑学意义

我们认为言恭达草书的最大特点是独特的笔法,而这个特色正是清代碑学书法的创新成果和时代书法演进的具体体现。清代碑学的意义,不仅是对帖派书法的反动,创建了最后一个古代书法史上的高峰,还在于唤醒我们对“二王”帖学存在价值、意义、式微缘由的探寻和研究,更在于我们认清了碑帖结合的真正价值。可以说,言恭达草书的真正成功之处就是碑、帖结合,就是对清代乾嘉以来碑派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知道,清代的碑学发轫于以欧阳修、赵明诚为代表的宋代金石之学,起初是对三代、两汉碑版的研究和考证。显然,金石学对书法的影响远不如对元、明篆刻学的直接作用,这可能是篆刻和金石文字关联的更加紧密的缘故,因此,对书法的影响直到清代中期碑学的兴盛才算真正开始。然而,深入研究宋代黄庭坚的书法我们可以发现,宋代金石之学显然对他书法的成功,特别是大草所取得的成就起到直接的作用。黄庭坚是宋代少有对碑刻产生浓厚兴趣的著名书家,他对《瘗鹤铭》的高度评价和深入研习就是最好的明证。黄庭坚的大草,古人认为“草书之法,至此又一变矣”(南宋·姜夔语)。这个“变化”从形式上看有对《瘗鹤铭》长枪大戟的线条和结体的汲取,但书法的内在精神却是对《瘗鹤铭》篆籀笔法和篆隶笔意、金石学的高度吸收、提炼并运用于书法创作特别是大草书创作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大草书和唐代的张旭、怀素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保持中锋用笔的同时,融入了篆隶的笔意。他的代表作《李白忆旧友》《诸上座》等不但多运用长线条来造势,更在书写速度上比唐代的草书明显减慢,产生了迟涩、凝重、厚实的艺术效果,产生了和唐代大草不同的艺术感受,为草书的创作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清代中叶碑派书家对北碑的过度尊崇,使帖学被弃之不顾,有矫枉过正之疾。只有到了清代晚期以何绍基、赵之谦、翁同和、康有为等为首的碑派书家,才认识到帖学对碑学健康发展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我们只有理清了这层书法发展的内在理路,才能看清碑帖结合的价值,以及北宋金石学对清代碑学的影响以及当代书法发展的方向。近百年来,这种碑帖交融的艺术创作倾向,随着时代的动荡和社会的重大转折而中断。言恭达对篆隶书体的创作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对历代草书的深入研习特别是张芝、王献之、张旭、怀素、黄庭坚、王铎下过非同寻常的功夫,因此,能将篆籀笔法和笔意融入大草的研创之中,走的是一条自北宋以来,到清代碑学后期的金石碑帖结合之路,是当代碑帖兼容书家的成功典范。

需要强调的是,一切外在形式、结体、空间布白、墨色等形式的融合,是书法外在的技术需求,属于“形而下”范畴。只有对笔法、笔意在碑帖中的相互运用,再做到羚羊挂角、不留痕迹才是碑帖的真正融合,才是书法真正创新的意义和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历史上的几次书法高峰,都验证了这样的事实。晋人的尚韵从表面上看是创立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帖派”书法样式,但真正内在理路应是退去“古质”而呈现“今妍”的艺术审美特质;晋人的“绞转”笔法,是产生“吴带当风、明月入怀”艺术审美感受的基础。同样,唐人的法、宋人的意、明人的姿、清人的质,都是笔法和笔意在起着主导作用,也是时代文化、哲学思想和书法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我们在欣赏言恭达大草时看不到古籀、汉隶的金石碑版之形,他用大草这个本属于“帖派”的书法,参入了吉金的用笔和汉隶的宽博、古拙,在流畅、遒美的艺术感受中,增添了金石碑版古雅之气。

四、言恭达大草书法的“再自觉”

我们说,书法不断演变、发展和变化一般依赖两种力量,一是书法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二是社会发展变化下的人文关怀。金石碑学的发展对书法创作的影响,言恭达大草对其吸取和运用正是获取新的力量和生命的内在理路,而当代所处的书法文化的自觉就是言恭达草书创作的外在动力。

殷商甲骨文的产生至汉魏之前,书法处于艺术的自发阶段,这段历史时期的书法主要以实用为主,审美功能已经孕育并开始启蒙,书体主要以篆隶书或带有浓厚篆隶笔意的其它书体为主,行草书开始广泛运用并逐渐成熟起来;魏晋之后直至近现代书法处于自觉阶段,实用和审美并存,书体以行草书为主流,文化和文人对书法的主动参与,使书法具有强烈的畅神、寄情的艺术功能,文字的书写实用和书法艺术的创作一直互相伴随,共同存在。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硬笔的传入特别是计算机的普遍使用,文字的书写功能已渐渐淡出,书法已逐渐成为一种纯艺术,审美成为唯一功用,书法从自觉书法发展到书法自觉阶段,书法自觉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书法本体的全部觉醒。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书法在前两个阶段,对书法技法如逆锋起笔、中锋用笔、墨色的变化等是逐步自觉的。书法自觉阶段是对书法本体的充分觉醒;

二是书法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从书法自身的角度思考书法的发展和书法创作;

三是书法不仅作为一种艺术审美现象而且它还主动参与社会各种活动,并发挥特殊的作用;

四是书法作为一种现代艺术,他的文化思考能够在深刻的层面上与当代学术进行对话,使其他领域的学者从书法的研究中获益,并对其他学术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四点正是书法自觉阶段的巨大意义,也是任何历史时期所不具备的书法文化历史价值。对照书法自觉的四个特点,我们清楚地看到,言恭达的草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书法自觉的主动探索就具有了自觉书法的特殊价值和历史意义。他的大草书法的取法、笔法、章法、字法、墨法以及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的自觉运用和思考,达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他用古代书法常用的长卷艺术形式为这个充满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奥运题材服务,不仅创造了书法白话文长卷的历史记录,而且用这种最具东方文化魅力和典型代表的书法形式,宣传奥运的和平精神,展示中国文化独特魅力和书法的特殊价值。

书法的自觉意义,让我们在从未有过的主动、自觉的层面上去审视、把握书法创新的真正价值。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书法的创新不仅和书法本体的技法、个人学养以及书法发展的内在理路相关,同时还紧紧相连着时代的文化发展机遇和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还要和传统文化的核心哲学思想相互阐发、深化、呼应,甚至能以新的视角阐释这种文化精神的内涵,只有这四点合一,才能对书法的创新真正作出创造性的贡献。碑帖结合,长锋羊毫、生宣纸的使用,篆隶笔法的运用,大草书写速度的调节,书法艺术的自觉,是产生言恭达大草书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同时,他不仅和时代文化发展相表里,而且对以儒释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审美价值相对应。厚重、坚定的线条,表现出儒家厚德载物的审美理想;洗练、简约、自然的书法结体和章法,是超然物外的道家思想的具体体现;飞白、涨墨、晕色,特别是娴熟、不可捉摸的高超用笔技巧,在更高的层面上对书法之“法”的否定,追求着一个亦真亦幻、超验的理想世界,所谓的“惟观神采,不见字形”的刹那今古、瞬间永恒的佛家境界。

面对言恭达的大草长卷,我们似乎看到了古老的书法艺术在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它既承载着几千年东方神秘的艺术密码,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震撼和升华,同时也同样覆载着现代的人文精神,伴随着特殊的奥运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书法的情感与线条
程会荣
书法的情感与线条成为书法艺术中互相互依赖的统一体,情感的运动只有依靠线条的律动来表现,而线条的运动只有以情感的运动作为必要而充分的心理依据。
在书法审美诸要素中,书法线条最能反映书法作品的内在情感。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在平和、喜庆的情况下的杰作,每个字线条精到、劲秀、遒丽,如同雕饰的美玉,高雅。颜真卿的《祭侄稿》是在悲伤、愤怒的情况下的发泄,情绪的变化导致了运笔节奏的跌宕起伏,书法线条苍茫沉雄之气,将真情实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通篇为禅宗的语言,晦涩难懂,线条奇逸洒脱,遒劲婉畅。王铎《杜甫诗卷》通篇线条圆实遒劲,飞腾跳掷,跌宕纵横,用笔提按大起大落,墨色浓淡枯湿,丰富多彩。随着心绪的起伏,尽情挥洒,如江河奔腾,奇诡万变,充满了生命的激情和魔幻般的艺术魅力。张旭草书《古诗四帖》,通篇气势奔放,笔画连绵不断,圆转自如,倾泻出艺术家不可遏止的激情。傅山草书《七绝诗轴》,笔势飞动连绵,提按对比强烈,中侧互见,仿佛均在不经意中,真率的情感,充分表现了他博大精深的胸怀。徐渭的草书,纯粹是个人内心情感的宣泄,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不计工拙,所有的才情、悲愤、苦闷都郁结在扭来扭曲的笔画中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感悟到书为手作,实为心发,是以情感与线条为一体的。


名家凭言恭达

 

▲他没有任何名家的架子,心境极其恬淡、平静,却又深沉、多彩。谈起人生品格,他说他欣赏的品格:“正直、真诚、单纯”,再加“平实与宽容”。“一个艺术家到了一定的社会层面,要保持平常心很不容易”,他感叹着。他并不把“头衔”当回事,“艺术家最终靠作品说话。当了什么‘长’,只会助长你的优裕感,要时时清醒啊”。然而,他又坦率地表示:“这个‘长’要挂,是便于工作。职务不是荣耀,是一种责任。”看来他十分珍惜他的工作环境,他对朋友说“我常想到自己是个幸存者”。

 

▲事业是他全部生命的内涵。对恭达老师来说,艺术与管理的双重层面是他执着而苦涩地追求的事业。他道出二个鲜明的观点:一是他不把协会工作仅当作职业来做,而看成学问来做,这样才有创意,才能发展;二是他反对“玩艺术”,真正的艺术创作是严肃的,是现代人文品格的宣泄,人文精神的弘扬。所以,他每天的工作都很投入、充实。他将文化信念看作是生命信念,真实而充盈,从容又崇高。心灵的独到与精神的饱满令人感动!

 

▲我曾多次听到好多江苏书家的评论,除了治学严谨、书艺高超外,言恭达老师具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又有极丰富的人情味:谦和、公正、宽容、大度、厚道。他能团结人、理解人、善待人。“他办事不是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利,而是对江苏书法事业有没有利。”这个原因**升扬了他在广大会员中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文联工作很重要的是“交友”。他说他来南京工作时确立了交友的十二字方针,即道义相交、诚信相待、平等相处。这里“平等”最难,“平视”是关键,要象善待生命一样善待朋友与同道,重视人性的价值。

 

▲习惯决定成功。有人总结恭达老师“习惯”的三个特征——养成做事的紧迫感,追求卓越的信誉感,加上激情而投入的工作。

 

▲恭达老师意味深长地说:“我十分看重三条:个人修养上要注重人格的完整性;思维切入点从‘小我’进入‘大我’状态;工作效果上则坚持艺术本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一性。”艺术“为学”先“为 人”,这就是他求道的支撑点。

 

  ▲他恋古,但不守旧;他天天与古人对话,但又时时吸收时代的新鲜空气。清逸、蕴藉、浑朴、平和、简静是他三十多年来砚边探索的艺术风格。“清逸”是他艺术审美的基本倾向。清逸赢得自然、平和、古雅、高踔、简静的书卷气息。平中求奇,风韵天成。对于书画印,恭达老师的美学思想是追求“清、拙、厚、大”。“清”则古雅,去“浊”、“俗”,显“逸”、“静”,风规自远也;“拙”则朴浑,无作气,胜于巧,熟笔易得,生拙难求,气韵生动也;“厚”则沉雄,去浮滑,强骨格,真力弥满也;“大”则精深,去小家气,生至刚、至中、至正的大家气,品位高古也。他的作品,碑帖相融,达到北“势”与南“韵”的有机统一。将恢宏的豪气与清畅的逸气结合起来;将碑的凝重苍茫、帖的醇雅精微、简的天趣率真结合起来,在充实中求灵透,于闲静里把握节奏,捕捉感觉中朦胧而又微妙的深层意象。

(摘自叶应天《现代人文品格的宣泄》)

 

▲言恭达草书的最大特点是独特的笔法,而这个特色正是清代碑学书法的创新成果和时代书法演进的具体体现。

 

▲言恭达草书的真正成功之处就是碑、帖结合,就是对清代乾嘉以来碑派的继承和发展。

 

▲言恭达对篆隶书体的创作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对历代草书的深入研习特别是张芝、王献之、张旭、怀素、黄庭坚、王铎下过非同寻常的功夫,因此,能将篆籀笔法和笔意融入大草的研创之中,走的是一条自北宋以来,到清代碑学后期的金石碑帖结合之路,是当代碑帖兼容书家的成功典范。

 

▲言恭达的草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书法自觉的主动探索就具有了自觉书法的特殊价值和历史意义。他的大草书法的取法、笔法、章法、字法、墨法以及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的自觉运用和思考,达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他用古代书法常用的长卷艺术形式为这个充满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奥运题材服务,不仅创造了书法白话文长卷的历史纪录,而且用这种最具东方文化魅力和典型代表的书法形式,宣传奥运的和平精神,展示中国文化独特魅力和书法的特殊价值。

 

▲他不仅和时代文化发展相表里,而且对以儒释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审美价值相对应。厚重、坚定的线条,表现出儒家厚德载物的审美理想;洗练、简约、自然的书法结体和章法,是超然物外的道家思想的具体体现;飞白、涨墨、晕色,特别是娴熟、不可捉摸的高超用笔技巧,在更高的层面上对书法之“法”的否定,追求着一个亦真亦幻、超验的理想世界,所谓的“惟观神采,不见字形”的刹那今古、瞬间永恒的佛家境界。

 

  ▲面对言恭达的大草长卷,我们似乎看到了古老的书法艺术在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它既承载着几千年东方神秘的艺术密码,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震撼和升华,同时也同样覆载着现代的人文精神,伴随着特殊的奥运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摘自衡正安《书东方神艺报世界和平——言恭达大草长卷<</SPAN>何振梁在莫斯科陈述演讲>赏评》)

 

▲言恭达的大草艺术有着极其独特的审美个性,在当代书坛戛然独立,极具个人艺术面貌。

 

▲言恭达乃言偃后裔,深厚的学养、人生历练和诗书画印的全面浸染,造就了他宽广的胸襟和广博的艺术胸怀。特别是他的书法以甲金籀篆为根本,贯穿于真草隶行,更运之于大草之中。该长卷,气息纯正、高古,格调高雅、飘逸。给人以纵横奇逸、张弛有度、仪态万方、大气充沛、风神外跃、卓荦高迈之审美感受。

 

▲言恭达于篆隶书体有着深厚的笔墨功底,是当代篆隶书之高手。他以中锋用笔使其线条厚实、凝重,偶用侧锋取妍、得飘逸之恣。他承接张芝、小王、张旭、怀素、黄鲁直硬毫中锋用笔而来,更以长锋羊毫的裹锋用笔之法独创之,是将古人的“中锋”用笔之法,运用于生纸、长锋羊毫的不同工具之中,中锋裹毫挥运,纤毫必究,其点画、线条,厚重如高峰坠石,坚不可移,飘逸似翔龙在天,仪态万千,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魅力。在气息、用笔的大处上,言恭达先生的大草艺术表现出超凡的艺术特色,在点画、线条、墨法等细微处,也表现出惊人的艺术表现力。

 

▲不管是再厚重的线条还是纤丝微毫,都能一丝不苟、笔笔到位,笔不败、毫不散。

 

▲用墨,也是言恭达先生大草书法的一大亮点,他尤擅用涩笔、渴墨、涨墨,甚至用宿墨,使书作更增添了风韵神采,妙尽天然,退去铅华。言先生大草的字法是纯正的,他追求草法的纯粹性。

 

▲言恭达草书不管从风格面貌、气息境界还是技术功力上都可谓耀眼于当代。

 

▲言恭达草书的用笔之法,直接来自于篆籀,和“古法”相合,他绕过了元明清和唐宋相接,他的大草用笔之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是他在当今书坛具有强烈个人艺术面貌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笔墨当随时代”,时代变了,书写的载体、工具以及审美标准变了,所以,所谓的“古法”也要变,也要有所创建,言恭达先生草书用笔暗合于古人,又和古法有所发展,这正是他成功的关键。言恭达先生作大草是用长锋羊毫,喜用生宣纸,这种纸和笔要到明末之后才出现。

 

▲言恭达作草书,将清人羊毫长锋作篆隶的“裹锋”之法运用于大草之中,这样就避免了笔锋散、倒、瘫之病,既能保持中锋用笔,又将古人的中锋古法有所发展。又因为长锋羊毫蓄墨多,生纸吃墨深,所以,就能产生高质量的点画和线条。

 

▲言恭达的大草书法,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是他综合修养的艺术体现,是建立在他具有书法本体深厚功力之上,特别是其坚深的篆隶笔墨,运之于“裹锋”的用笔之法,使其整体书风高古而秀逸。草法的纯粹性,正寻绎了“简约”乃大草艺术乃至中国艺术的最高指归;字字连绵而字中笔断又巧妙处理好了“迟”和“流”的辩证关系;用长、短线条,大、小块面对空间的分割,增加了章法的变化和节奏的强弱,以达到超凡的艺术表现力和超越同侪,力追古人的艺术境界。

(摘自衡正安《椽笔搅海飞龙在天——言恭达大草作品<</SPAN>唐诗宋词长卷>赏析》)

 

▲言恭达自觉地背负起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的责任。就书艺而论,言恭达的书法是“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

 

▲言恭达以书法的艺术形式彰显了“为人生而艺术”的人生理想,特别是他的篆书与草书更是自觉地交融了某种心灵状态和精神状态,我们姑且理解为道德的境界。他的人生艺术,系在这种心灵状态中所产生与成就的。一个大书家的成就,必是“道”之修成,这是万古标程。

 

▲言恭达的“一笔”草书,最具哲学思想中的写意性与“道”之精神。他能在书法的矛盾中(创作状态下)抽象出生命的意义,从而体悟出生命境界,在道、艺中践行其人生的至高境界,正如孙过庭在《书谱序》中所曰:“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赜”。可见书法中的“道”与哲学中的“道”,其深层面是一致的,也是统一的。理解了这点,也就理解了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也就理解了言恭达书法中追寻的人格精神,这就是中国艺术的特有方式——写意传统。

 

▲言恭达以篆书笔意入草的“线性”,生动地凸现了他人格精神中“清、正、中、和、厚、朴”的生命情怀。这是中国书道追寻的最高精神境界,它实是“和善敦厚”的社会道德在艺术中自觉觉醒的社会责任感,书家以其个人的审美艺术追求在完善这一社会使命和社会责任。

 

  ▲言恭达的书有一股清气、淡气。这说的是他书法的“内美”,即意境之美。意境其实是一种文化内涵在作品中的生发与彰显,意境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在作品中的自觉与冥契。我们溯源其书法的“法意”精神,他是从魏晋、汉三代,到钟鼎大篆,再到商代甲骨文的。在笔法上,他把汉三代深奥高古的笔意,于古法(有“道”之精神)中化解出今意,并能突破窠臼,自成风貌,于虚淡敦厚的点画中阐释出蕴涵大朴大美的大境界。我们在他的“真线”中,常常体会到那洋溢着生命情怀的宇宙之源,这“线”是充满着生气与精气的生命之线。

(摘自石延平《上善若水故几于道——谈著名书法家言恭达的人格精神》)

 

▲言恭达早年以篆书名世,他是当代书坛最早进行写意大篆探索的书家。他的写意《散氏盘》笔墨淋漓,以涨墨强化线条张力和金石气表现,同时在结撰上又融入强烈的主体意识,在视觉造型中传递出时代审美趣尚。在大篆这一古老的书法审美领域开拓出自己的疆域。在当代不多的大篆名家中,言恭达无疑是取得较高成就并具有开拓性的代表人物。

 

▲作为对篆书古法研味的延伸,他在隶书创作领域也取得很高成就。他的隶书以《好大王碑》为基,强化篆书笔意,在保持《好大王》朴茂雄强的气势风格下,又强化引入了静穆之气,以闲逸的笔路和江左风尚传递碑版雄强气质,这种隶书审美取向对后来江苏中青年书家隶书创作构成很大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篆隶古法构成言恭达书法审美价值的核心,他在对篆隶古法的审美价值追寻中,建立起主体化风格并积淀为其书法创作深层审美心理结构。

 

▲因而,可以说言恭达对篆隶古法的研创并未停留在法古层次,而是在对篆隶古法的深入研味中寻觅和体悟表现性的审美向度,并在表现性中强化书法的生命感性经验。也正是在对篆隶古法的写意性审美价值追寻中,言恭达最终转向对大草的创作与探索,并以大草建立起他书法创作审美价值的中心点。

 

▲言恭达正是在经历了在写意大篆领域几十年的创作砥砺而完成实现了他创作上由篆隶古法向大草飞跃的转进。从这个意义上说,言恭达始终是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意识及表现性的书家。

 

  ▲对篆隶古法的信守和创作审美价值寻觅,使言恭达对大草的历史认同具有强烈的主体性,他始终强调大草的篆籀古法,而他在草书创作中将篆籀气视作大草笔法的最高表现。他认为篆隶古法才是大草的主调,所以他的大草在整体上倾向于唐宋传统。他的草书以旭素为基,强化线条的纯粹性及由对篆籀气的崇尚所带来的力量感,同时又引入空间结构意识,化裁黄山谷,强化草书的空间表现。在草书文本形式上,他采用唐宋草书惯常的手卷形式,将时、空结构表现相整合,融化草书大的章法结构和欹侧穿插咬合,体现出强烈的唐宋草书精神。言恭达大草的对篆籀古法的强调,显示出他对草书史的个体化分梳与洞见,这对当代草书创作尤其是大草创作无疑是有启迪意义的。

(摘姜寿田《自胸藏风云笔挟元气——评言恭达大草长卷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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