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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源于一次记者对我的电话采访：“李老师，怎样的学生才能算您最优秀的学生？”当时我没正面回答，而是说：“这个答案不言而喻吧？——德智体全面发展呀！”我这不是敷衍应付，因为“德智体全面发展”难道还不优秀吗？但显然也没认真回答。因为我想，如果我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不一定相信。 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在今年我的第一个毕业班——乐山一中初中八四届一班（“未来班”）毕业30周年聚会上，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从教三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学生毕业后来看我，我从来不主动问学生是做什么的。也许你们的职业不同，收入不同，或者从世俗的眼光看，你们之间的所谓‘社会地位’也有所不同，也许有的是局长或其他什么长，有的是普通劳动者，但我不想知道这些，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要你善良、正直、勤劳，你就是我最优秀也最令我的自豪的学生！” 事后有学生给我写信说，她当时听到这话很感动，眼眶都湿了。 在一些记者、教师和学生家长心目中，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是最优秀的学生，成为科学家、艺术家的孩子是最优秀的学生，当上总裁或局长、厅长的孩子是最优秀的学生……如果你给他说，最善良的孩子才是最优秀的学生，他可能不但不会相信，还以为你矫情，或者以为你培养不出“精英”，便自己给自己台阶下。 不要以为我把别人想得很功利。我们的教育，不，首先是我们的时代早就功利得让我目瞪口了——以成败论英雄，以成绩论教育，这已经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了。衡量一个孩子是否优秀的标准，早已不是什么“德智体全面发展”了（当然，这依然写在各种文件中），而是出类拔萃的考分和名牌大学的通知书；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尺度，也早已不是什么善良、正直、诚信、勤劳，而是看他是不是成了“家”成了“长”。你看大家都是这么个观念，我却在那里说什么“善良”云云，真是太苍白啦！ 不是我的学生中从没有所谓“出类拨萃”者，相反，按世俗的标准，从教三十多年来，我送毕业的学生中，后来成为各行各业佼佼者的人还为数不少呢！县委书记、公安局长，还有这个“长”那个“长”，真还不止个别。这且不多说。我学生中后来成为行业翘楚的更是不少。我是经常从媒体上看到有关这些学生的报道的。比如十多年前，许多报纸都在炒作一个大学在校女生，说她还没毕业，就因为学业优异、能力出众而被某国际跨国公司聘为该公司亚洲地区副总裁；又如也是十多年前，一位青年作曲家夺得国际大奖，据媒体说这是我国作曲家第一次荣获此殊荣；还有去年，也是媒体炒作了一阵某青年企业精英被派往北美担任高管的事……读者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些新闻的主角都曾经是我的学生——注意，我说的是他们“曾经是我的学生”，而没有说他们“是我培养的”。但当时这些新闻被炒作时，记者都来采访我，问我的感受，我的回答很是让记者们扫兴：“和我没关系的！他本身的天赋就很高，再加上人家的家庭教育非常好！他不过是在我班上读过几年书而已。我对他影响实在不大。”但这话又被记者视为“越有成就的人越谦虚”。其实我说的是大实话，比如那个青年作曲家，我又没教他作曲，怎么是我“培养”的呢？至于我学生中后来成为博士、教授和博导的——听说还有正在申报院士的……这样的学术人才那就更多了。但我也不认为他们是我培养的，甚至“参与培养”都谈不上。天才到哪里都是天才——郭沫若不进乐山一中，而进了眉山一中，一样会成为文化大家的；钱学森就读的不是北师大附中，而是南师大附中，一样会成为科学巨匠的。别说我偏激，事实就是这样。 当然，我刚才说我对这些学生“影响实在不大”，就说明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只是“不大”。什么影响呢？就是爱的感染，善的引领，童心的保持，做人的导向——这才是教育的根本。孩子的天赋和老师没关系，但人生的走向却和教育有直接的关系。我当然认为上面例子中那些学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但所谓“最优秀”首先不是因为他们是“业界英雄”，而是因为他们保持着善良、宽容、正直、勤奋、诚信、谦逊、平等、向上等品质。我还想说的是，这些品质并不能说是我给他们的，或者说这些品质仅仅是我教育的结果，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在教他们的几年里，给过他们关于真善美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并不是往他们“空荡荡”的大脑中“外加”一些“美好的品质”——人之初，性本善，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也是善良的，哪需要我给他们“灌输美德”呢？因此，我要做的更多是帮助学生保持善良，保持童心，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将这份善良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来，将这颗童心在更高层次上展现出来。正如苏霍姆林斯基在《要相信孩子》一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决不是一块不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因此，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壮大，最后排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 我认为，这就是教育。 任何一个班级，任何一个学校，天才孩子毕竟是不多，日后能够成为栋梁之才的学生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毕业生，将来大多是普通的劳动者。可是这些“大多数”，在一些学校的校史陈列馆里，在隆重的校庆典礼上，他们大多不会被归入“杰出校友”之列的。但在我看来——我愿意再说一遍，只要善良、正直、勤劳，都是我们最优秀的学生！ 有必要重温苏霍姆林斯基的忠告：“请记住，远不是你所有的学生都会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艺术家，可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假如学校按照重要程度提出一项教育任务的话，那么放在首位的是培养人，培养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 在拙著《爱心与教育》中，我写到一个叫宁玮的学生，她是我高九零届的学生，当年参加高考却差几分落榜，家住农村的她走上了打工的路。二十多年来，她先后辗转全国各地，从餐馆端盘子做起 ，一直到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小馆子。她每到一地，都以自己的善良受到周围人的尊敬和称赞，因而赢得信任与帮助。她的故事并不曲折，不过就是在一个个普通的日子在每一件事情上自然而然地展现出细微甚至琐碎的善良，但却感动了许多读者。后来，我多次把她作为最优秀学生请到我的学校我的班级，让她讲自己的故事，用爱传递爱。 还有一个叫“伍建”的学生，是我教的第一个班“未来班”的孩子。当年在班上就学习成绩而言并不优秀，但纯朴、善良、勤劳，而且懂得感恩。因为父亲病逝，他曾经想过辍学回家干农活，但同学们给他们捐助，鼓励他克服困难。在同学们的鼓励下，他留在了班上，并完成了学业。后来他也没考上大学，但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正。这次聚会，他在回忆自己的三十年的经历时说：“我打过石头，冷冻厂分割过猪肉，制过药，做过泥水匠，钢筋工，保坎，挑灰浆，后来在工地上学工地管理，开汽车、装载机、压路机……好象没有一个地方不受欢迎的，因为无论做什么，我始终坚守着善良、勤奋和认真。”让我感到特别亲切的，是他还当过五年乡村代课教师，而且凭着爱心和勤奋，他的教学成绩突出，和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说：“那时的我，与自己的学生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摸爬滚打，在峨眉山顶雪地里和学生一起喝酒，一个班就是一个整体了。为了自己的学生，不惜与亏待我学生的老师翻脸！其实，我水平有多高呢？完全谈不上。但我有爱，而爱能够让我认真，让我动脑筋去研究，去探索；我回忆李老师是怎么教我们的，我就怎样去教我的学，包括也给学生读《爱的教育》，还有李老师写的《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的100封信》。最后成功了，所以收获了类似于我们给予李老师那样的尊重和爱戴！” 关于未来班，还有一件小事让我感动而又惭愧。30周年聚会结束后，同学们商议着编印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册。这就涉及到费用问题，主事者黄杰同学说每个同学平均分摊费用，我则提议，有能力的同学可以多捐一些，困难的同学可以少出甚至不出经费，我还带头表态捐一笔钱。但黄杰说了一段话：“我和几位同学也谈到过捐助赞助的问题，但我们一直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同学们都是平等的，我们不想在哪怕一件小事上，伤害了任何一个同学平等的尊严。”我当即承认我错了，我没想那么深。同时，我为我的学生保持了这么一份纯朴的善良的欣慰。 像宁玮和伍建，和有着25年当兵经历的黄杰，并没有在媒体中“显赫”过，他们至今默默无闻，可这样的学生就是我最优秀的学生。1994年9月1日，是我所教的高九五届一班里黄金涛同学的十七岁生日，我在送他的一本书，并在扉页上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代表了我对我“最优秀学生”的标准—— 名字也许太普通， 人格永远不会平凡； 生活也许很清贫， 事业永远不会黯淡； 歌声也许会暂停， 旋律永远不会中断； 理想也许还遥远， 追求永远不会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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