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作品中的“物哀”精神 文|冯靖雄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所谓“物哀”，是日本文学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现象，主体的哀感往往投射在客体的呈现之上，于是人和景物的宿命也就透过这种既纤细又颓废的描述层层交叠，紧密相系。 物哀是日本传统美学的源流，而物哀精神本身，又源自大和民族与生俱来的敏锐的“季节感”与纤细的洞察力。雪，月，花，是日本文学历代以来咏叹不衰的主题。见花而感聚散，窥月而叹无常。 如《古今和歌集》中在原平业的和歌： “月非昔日的月，春非昔日的春，唯有我是昔日的我” 又如《万叶集》山部赤人歌：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云：“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正是由于日本文学传统追求这种心物融合，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故而描景绘物，无不带着一缕柔和而纤巧的主观感情色调。日本人擅长寻觅美感，哪怕是转瞬既逝的美，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到，进而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被无限的放大然而，不妨引用对日本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诗人白居易的名句：“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脂肤荑手不坚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美的事物难以长久，这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世间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这种生死一瞬的飘忽的生命感悟，折射到精神世界中，变成为一种永恒的，深刻的悲哀感。 在这种日本传统美学的影响下，川端康成自然而然地继承了物哀的精神并将之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悲哀这个词同美是相通的。”川端康成对物哀和美的理解形成了他的唯美主义格调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个有着纤细的感知力的日本人，他易于被感动——他审视自然界的内在之美，敏锐的季节感流露在他的字里行间。一些小说甚至直接以季节作为章节标题，如《古都》的“春花”，“深秋的姐妹”，“冬天的花”。《舞姬》的“冬的湖”。《山音》的“冬樱”，“春种”，“秋鱼”等等。游记散文中，这种季节感流露得更加明显：《夏，不忍池》中有一段很精致的文字：
又如《在茨木桥》： “我觉得在荒无人烟的空寂的光悦寺的晚秋中，观赏山那边的~阵阵秋雨淅沥沥~。诗仙堂的山茶花盛期刚过，不过与西沉的夕阳相呼应，脉搏相合拍，大树上开满了白花，实在的美，并且能观赏到日落时分的情景。” 川端说：“当看到雪的美，看到月的美，也就是四时季节的美而有所省悟时，当自己由于那种美丽而获得幸福时，就会强烈地想起自己的知心朋友，但愿他们共同分享这份快乐。”自然的灵气神韵与人世间的情感纠结在一起，袅袅然相缠相绕，剪不断，理还乱，从而物我难分，物我一如。自然之美，便升华为不朽的艺术。 川端的物哀精神之于人，所描述的客体则被赋予了更多的悲悯与哀怜。做为一个腕下有灵笔下生花的文学家，他令无数读者被深深感动着——川端的物哀分解为两种：其一寄托于他笔下众多的悲剧女性形象，是一种柔婉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美感。《伊豆的舞女》继承了平安时代文学幽雅而纤细的感受性，透过幽雅的美，反映内在的伤感，力求体现日本传统美中的柔弱一面。《雪国》则更进一步，接触到了生活的最深层面，同时又深化了精神上的“余韵美”。他所描写的人物的种种悲哀，以及这种悲哀的余韵化，淡淡的几笔点染，一种人生空漠，无所寄托的情感便深深地凸现于纸上。 另一种物哀精神，则向激扬壮烈的方向发展。“所谓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这种撕裂，可以被诠释成樱花式的悲壮，开得狂放，凋得惨烈。《名人》就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说。他笔下的秀哉名人，为棋而生为棋而死，最终在新旧道德与新旧思想的冲突中酝酿成悲剧结局，此时的物哀，已演变成了日本式的壮烈。 追究川端康成的物哀精神的起源，时代所支配的美学观的问题便无可回避。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战后的日本，整个社会被卷进了一个困惑的旋涡，川端和同时代的人们一样，被旋涡裹挟着，陷入沉沦，陷入迷惘，陷入“长无绝兮终古”的悲哀。于是，旧时代的挽歌声里，物哀之美与物哀之悲成为了某种宿命般的必然。 川端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但远不是一个有着坚韧灵魂的武士道精神的继承者。1972年，他自杀辞世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内心世界有如平安时代的贵族女子般纤细，乃至于柔弱，这一方面使他的感知力异常敏锐，另一方面也使得他脆弱不堪。淡淡的意识流与淡淡的颓废，梦幻般得在川端的世界里展开成一片诗意而危险的阴翳。生逢乱世，沧海横流，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孤独地徘徊在精神世界的一片虚空之中。一千多年前的平安时代，便是他仰望了一生，然而终究谣不可及的避世桃源。也许，这才是川端康成的精神故乡。 古时的衣香鬓影弦管笙箫，辗转到今日，已成为一幅残破的画卷，如梦如幻，如泣如歌。千年外的风雪深处，踟躇着一个为了式微的大和之美而痛哭出血泪的灵魂，他就是川端康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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