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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汉文学中，论说散文和辞赋的创作成就是比较突出的。论说散文的创作，由秦至汉末，始终未断，而且不同的时期各有其适应现实的特点，出现了不少对当时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家及名作，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淮南君臣的《淮南子》、王充的《论衡》等。辞赋是战国末由楚国兴起的一种新文体，终秦汉两朝创作愈来愈盛，秦代以杂赋创作为主，汉代则因时适变，出现了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咏物小赋等多种类型，创作辞赋，蔚为风气，从而使其成为了一代文学的代表，名家名作辈出，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自觉的先声，并且对后代辞赋和其它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节
论说散文
秦汉论说散文是继先秦诸子散文发展而来的。秦代作家仅李斯一人，汉代论说散文进入持续发展阶段。综观汉代论说散文的发展，大体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高祖建汉到汉武帝即位前。此时文化环境相对轻松自由，文士自信心强，责任感大，又有创作时间，故而他们为文形式多样，或为奏、议，或为策、疏等，内容充实，多发政见，或指陈时弊，或总结秦亡教训，或劝告诸侯不要谋反。一般还都有战国纵横家余风，畅所欲言，铺陈壮大，感情充沛，气势逼人。重要作家有贾谊、晁错、邹阳、枚乘等，而以贾谊最为代表。第二阶段从汉武帝到元、成之世。此期，中央集权加强，儒术独尊，文士为文，大都依经立义，讲说灾异，论证君权神授、专制合理，征引繁复，文气迟缓，思想禁锢，少有个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及刘向的《谏营起昌陵疏》是其中较有代表的作品。也有一些直陈时事、不傍经典的政论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桓宽的《盐铁论》等是其著名的作品。此外，淮南王刘安君臣的《淮南子》不同于众，别具一格。第三阶段从成、哀之世到东汉中期。此期汉帝国由盛而衰，又由衰而兴，今文经学走向极端，被不少文士怀疑、批判，古今经学随之兴起。与之相应，此期论说散文大都明白晓畅、不傍经典。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扬雄《自叙书传》、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是其代表作。第四阶段是东汉后期。其时，朝政腐败，民生凋敝，社会危机严重，朝野清议之风兴起，清议之文亦随之出现。此期论说散文多发愤之作，指切时弊，不但富于激情，颇有气势，而且骈散相间，注意文采。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是其代表著作。其中成就最高的是仲长统。以下择要加以介绍：
一、李斯
李斯是秦时最有成就的文学家，其散文以《谏逐客书》为代表。
《谏逐客书》又名《上秦王书》，写于秦王政十年（前237）。文章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以下作者紧紧抓住秦王心理，从“跨海内、制诸侯”的远大政治目标出发，说明用客之利、逐客之害，批驳逐客的错误主张。文章首先铺陈秦国历史上四位著名国君重用客卿使秦富强的史实，说明任用客卿于秦有利。接着，铺陈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对异国色乐珠玉唯美是用的事实，以小喻大，说明为实现统一天下的远大目标，对于比色乐珠玉宝贵得多的客卿更应唯贤是用。最后，指出逐客之害。文章末尾，对上述三层内容加以概括。全文铺陈排比，比喻形象生动，气势充沛，音韵铿锵，文采斐然，颇句纵横家说辞的特色，难怪秦王政看后改变了逐客主张。秦朝建立后，他写了一些歌功颂德的刻石文，具有法家辞气，清峻峭悍，质朴浑壮，铺张尽致，对后世的碑志文颇有影响。
二、贾谊
贾谊是汉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成就主要在辞赋和政论散文方面。其赋今存5篇，皆骚体。代表作是《吊屈原赋》和《鵩鸟赋》。
贾谊的论说散文以《过秦论》最著名，最富文学色彩。它分上、中、下三篇，基本内容是指斥秦始皇、秦二世和子婴的过失，分析秦灭亡之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上篇总论秦攻取天下的形势及其灭亡的原因，中篇具体剖析秦统一后政策上的错误和秦二世仍奉行高诈力错误政策，下篇指陈农民起义爆发，子婴无救亡扶倾才力。文章围绕中心论点，使用铺陈描写和对照手法，将秦自孝公以来的逐渐强大过程，特别是秦始皇时的显赫声势作了极力铺张和渲染，然后笔锋陡转，极写陈涉领导的义军力量之小，而响应者之多，终于推翻秦朝。文中又多设伏笔和照应，多用排比、对偶和比喻，逻辑严密，结构严谨，雄辩滔滔，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文辞富丽，既有纵横家的余风，又有汉代散文句式趋向骈偶的文辞之美的新特点。此文对后世论说文影响甚为巨大。鲁迅誉之为“西汉鸿文”。
此外，贾谊的《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也是两篇极为优秀的论说散文，言辞激切，感情充沛，颇为感人。《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被誉为“万言书之祖”。
贾谊之外，晁错的《论贵贮疏》、邹阳和枚乘的两篇《上书谏吴王》，也是汉初论说文中历来为人传诵的名篇。
三、刘安君臣
刘安君臣是汉代散文发展的第二阶段中不同于今文经学的代表作家。刘安（前179——前122），武帝叔父，袭父封为淮南王。后阴谋叛乱，事泄自杀。他博学能文，娴于辞赋。又好养士，尝召致宾客术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一个学术集团。他曾与门客集体编著《内书》、《外书》及《中篇》，今存《内书》二十一篇，也称《淮南鸿烈》，《淮南子》，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系统论说散文集。此书约完成于武帝即位初，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即位的第二年）献呈武帝。其编撰的目的，据《要略》讲，是要总结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寻天道、人事的规律，以备帝王之道。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先秦诸家，属于杂家。它是汉代学者对古代文化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汇集和综合，与武帝时代的文化一统精神是一致的。因为其思想不囿于一家，各篇又成于众手，所以文风也不拘一格，有的奇瑰如《离骚》，有的恣放似《庄》、《列》，有的议论象《吕氏春秋》等等，不一而足。
四、王充
王充（27年——101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家境贫寒。曾受业太学，师班彪，博通众流百家之学。作过下层官吏，晚年家居著书。所著《论衡》八十五篇，今存。全书融贯百家之说，充满唯物思想，以“疾虚妄”和“征实”为指归，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古圣先贤之说、神话传说，以及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河洛伪书、谶讳迷信、经文学风、俗儒人格等都进行了激烈批判。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文学批评。由疾虚征实精神出发，王充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文学“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作了尖锐批判，这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对作》等篇中均有表露。他论文，首重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要求文人要负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任务，不能只为“调墨弄笔”、“美丽之观”（《佚文》）。由此出发，他主张文章形式要服从于内容，与内容相统一。因而，他反对文章“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艺增》），但他并不反对必要的夸张，只是有时把握的度不大好。基于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王充主张用通俗晓畅的语言为文。此外，他还要求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因袭。总观《论衡》，其文章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流畅，深入浅出，逻辑严密，论证深入，而运笔自然，得心应手。在秦汉诸子中不失为翘楚。
第二节
辞赋
赋是我国文学中较早自觉的一种重要文体。其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内容侧重叙事状物，兼具抒情说理功能。汉人习惯于将辞和赋视为同一体裁，以赋统辞，统称为辞赋。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辞是指“楚辞”一类的诗歌，多是便于歌唱的韵文。赋虽受“楚辞”的影响极大，但它已脱离音乐，更多采用散文手法。二者的写作侧重点、押韵规则、句式形式、结构组织等均有不同。
赋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而盛行于汉。秦代赋创作很少，据《文心雕龙·诠赋》言“颇有杂赋”，然今皆不传，难窥其貌。
汉赋被清人焦循、近人王国维称为“一代文学”，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学者通常将其分为骚赋、大赋和小赋三类，三者之中，大赋又是汉赋的代表，其创作手法对后世的诗、词、戏剧和小说都有很大影响。
骚赋指的是模仿“楚辞”写成的赋，内容侧重抒情，篇幅短小，多用“兮”字语句。这种赋从汉初到汉末都有人创作，以汉初较有代表性。汉初的骚赋，内容继承“楚辞”的“怨刺”传统，抒写朝廷忠奸不分、贤人失志；句式大抵也保持“楚辞”整饬中见变化、情辞婉转的特点，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是其代表。武帝之后，骚赋有所新变，一些赋家尝试突破旧式，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在句型、用语及意境创造方面较《招魂》均有不同；班婕妤的《捣素赋》干脆取消“兮”字，换成其他虚字，并杂糅三言、四言。其他如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马融的《围棋赋》、班固的《白绮扇赋》、傅毅的《舞赋》，也能在“楚辞”句式基础上，糅进散文和三、四言句式。不过，西汉中期以后的绝大多数骚赋，在内容和形式上大抵都走上了祖述屈原的规范化道路，只是这些作家，大都失去了屈原九死不悔的抗争精神。骚赋不是汉赋的主流。
后世常说的汉赋主要是就大赋而言的。汉大赋的产生，有多种因素。春秋以来思维的精细化、“渐尚骋辞”的语言自觉、追求大、全、气势力量的审美意识，汉帝国的强盛和汉代帝王、藩侯的爱好提倡，是影响其产生的文学之外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从文学渊源看，《诗经》、《楚辞》、先秦诸子散文尤其是纵横家说辞、俳优讽谏之语等，都给汉大赋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大赋又叫体物大赋，或散体大赋。它篇幅较长，结构宏大，一般都在千字以上。其最基本的特点，是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富丽的辞藻，侧重铺写宫苑、京都、宫殿、山川等壮丽事物，帝王的政治、军事、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帝王贵族声色犬马、畋猎驰逐等生活。其主旨则既美且刺，一方面大力宣扬大汉帝国的声威与气魄，歌颂帝王功德；一方面又对帝王政治上的缺失和生活的奢淫进行讽谏。其效果往往是“劝百讽一”，即鼓励、提倡的成分淹没讽谏的成分，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在结构上，大赋多采用主客问答式。赋文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序”，是开头，交代赋中人物问对的缘由，以引出正文；中间是正文，主客之间，或彼此夸耀宫苑、京都的壮丽，或极力描绘帝王贵族畋猎歌舞的欢乐；结尾，往往以一方向另一方诚服作结，从中显露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其韵散的组成，也有大致模式，一般序和结尾用散文，中间的正文，以韵文为主。夹杂一些散文。也有个别大赋不用问答体，除前面的序用散文外，正文以至结尾都用韵文。大赋的韵文以四、六字为主，杂以三言、五言等。
汉大赋的发展，一般分为三期。汉初为形成期，枚乘的《七发》是其奠基之作。武帝到东汉中叶，是其鼎盛期，作家辈出，名作荟萃。著名的汉赋四大家，即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皆出于此期。此外，汉武帝、枚皋、东方朔、王褒、刘向、刘歆、班婕妤、班彪、冯衍、杜笃、傅毅、崔骃等，也都是此时的重要赋家。东汉中期以后，大赋创作衰微，只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较著名。
小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和抒情，篇幅短小精悍，不用问答体，句式多样，文辞清丽，多用韵语。汉初即有咏物小赋，而西汉末扬雄的《酒赋》是较有名的咏物小赋。东汉中期以后，汉帝国衰微，政治黑暗，社会危机严重，大赋失去创作的现实基础，创作稀少，抒情小赋应运而生。张衡的《归田赋》标志着这一转变。其后，蔡邕、赵壹是其代表作家。
从整体上综观汉赋的发展，亦可分三个阶段看，第一个阶段是从汉初到武帝即位。这一阶段流行骚赋，大赋也开始形成。由于此时几朝天子不重辞赋而诸侯王中的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招士重赋，因而辞赋创作中心不在朝廷而在藩国。第二个阶段从汉武帝到东汉中期，此期大赋创作最为兴盛，骚赋和小赋创作无法与之相比，但亦未中止。第三个阶段从东汉中叶以后至汉末，这是大赋衰微期，抒情小赋的勃兴期，直启魏晋的抒情赋创作。
两汉有以下重要的赋作家及作品：
一、枚乘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人。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郎中，劝阻吴王谋反无效，改作梁孝王刘武宾客。梁孝王死，归故里。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聘他，因年老病死途中。其赋今仅存《七发》、《柳赋》、《梁王菟园赋》三篇，完整者只《七发》一篇。《七发》假托楚太子和吴客对话展开，告诫居高位者不要沉溺于奢侈浮华的生活，要遵守圣人之道，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要言妙道”有益的道理，也透露出诸侯王僭越制度、奢侈荒淫的事实。《七发》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是用虚构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法铺陈描绘事物。最精彩的是观涛一节，用一系列比喻、侧面烘托等手法，形象描写了江涛由初起到极盛再逐渐平缓的过程，使人感到奇观满目，宏声动耳，如临其境。此外，《七发》设为问答，辞藻华美，韵散结合，意旨讽谏，篇幅较长，已具备了汉大赋的正式形式，在汉赋史上有重要地位。其结构形式也引起后世许多文士的模仿。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左思《七讽》等，以至《文选》别立“七”体。
二、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重要的文学家。著有散文、乐府诗、赋，以赋成就最高。其赋今存六篇，除《子虚赋》、《上林赋》外，还有《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和《长门赋》。
《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二者实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的前后两部分。《子虚赋》写楚使子虚先生盛夸楚云梦之大、山川之美、物产之富、畋猎歌舞之乐，藉以傲齐。接着齐乌有先生批评子虚“彰君恶，伤私义”，而又极赞齐国的山川方物远胜于楚。《上林赋》则写亡是公批评子虚、乌有和楚、齐二君有违诸侯之礼，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巨丽及天子上林游猎的无比壮阔场面，以压倒楚、齐。最后天子自我醒悟到游猎“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于是解酒罢猎，废上林苑，交百姓使用。前后两部分，主题是统一的，即反对奢侈，崇尚节俭，抑诸侯而尊天子，维护汉帝国的统一。其间又有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及对天子功德、帝国昌盛气象与风貌的热情歌颂。是汉人发扬蹈厉精神和自信心态的反映。
《天子游猎赋》以描写帝王、诸侯生活为内容，以微刺帝王淫奢为指归，既美且刺，欲抑先扬，劝百讽一。全文辞采富丽，瑰谲多姿，想象丰富，气势磅礴。标志着汉大赋的体制已臻于成熟。它也成为两汉及后世大赋创作效法的对象，如扬雄的《甘泉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皆取式于此。
《大人赋》是讽谏汉武帝好神仙方术的，但“劝百讽一”，武帝读后，反倒“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意”（《汉书·司马相如传》）。
大赋而外，司马相如的抒情赋也写得不错，如《长门赋》是宫怨题材的名篇，表现了以陈皇后为代表的后宫女子“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的可悲可怜命运和悲愁心境。《哀二世赋》哀胡亥“持身不谨”、“信谗不寤”而终至亡国，实吊古以讽今。
三、扬雄
扬雄（前53——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历成、哀、平三世，皆为黄门郎。王莽时，升为太中大夫。天凤五卒。他是西汉末年最重要的赋家。其辞赋今存11篇。
扬雄的辞赋创作，以成帝去世为界可分前后两期。前期即蛰居成都和游走京师为成帝制作辞赋时期，此时，他政治热情较高，关心朝政，对成帝寄以厚望。主要有《蜀都赋》、《反离骚》、《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和《长杨赋》，后四篇是他的代表作。作品洋溢着昂扬乐观情调，表现出作者的用世追求和政治理想。讽谏帝王奢靡、关心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歌颂汉帝国的统一与强盛，这多重主题时时交织其中。成帝以后，是他辞赋创作的后期。这时，由于仕途不得志，生活长期拮据和冷酷现实的教育，他对现实政治产生失望和不满。此期的赋作对现实生活问题的暴露比前期深刻，消极避世思想也较浓重。主要作品有《太玄赋》、《逐贫赋》、《酒赋》、《解嘲》等。
扬雄赋尤其是大赋，铺陈夸张，且讽且劝，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司马相如赋的写作范式和表现手法。但在题材和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扩大了赋的题材。不仅描写帝王生活，而且贵族的生活、官僚的内幕、古代历史人物等皆摄其中，还把目光投向地方都市。其次，开创了蕴籍迂徐的赋风。其赋讽谏说理成分大大加重，少了些相如赋的飘逸恣肆、浑元浩荡，而变得理赡辞坚、从容徐缓，有儒雅之风。再次，炼字遣词奇崛诡丽，铺陈有度。其赋文辞奇诡人所共知，但很多地方选词炼句极见功力，奇怪字多用在描写处，叙事时常用浅显之字。铺陈也不象相如那样繁琐，而是扼要简括，却不失奇丽精彩。此外，扬雄大赋篇幅较其他诸家精短，对大夫问答体制也有所突破。
四、班固
班固是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彪长子。自幼聪慧好学，有文才，博览百家。其赋分京都赋、答难赋、山水赋、咏物赋四类，多模拟之作。《两都赋》是其代表作，《幽通赋》《答宾戏》也颇有名。
《两都赋》作于永平、永元年间，借西都宾和东都主人围绕迁都长安还是定都洛阳的辩论，表现了提倡、歌颂法度的主题。其所谓“法度”，即儒家倡导的节俭、教化，同时歌颂了汉帝国京都的繁荣昌盛、四邻臣服朝贡的盛况、天子游猎的盛大场面及汉代帝王功德等。在体制和表现手法上，《两都赋》明显取式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但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其一，开拓了汉赋题材，将汉赋描写范围由帝王贵族的苑猎等扩大到整个都邑的形势、布局和气象，树立了“京都赋”的创作典范。其二，在运用虚构、夸张等表现手法的同时，注重运用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对汉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城市的繁荣、物产的富饶，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其三，主题集中、鲜明、强烈，繁简得当，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其四，语言严整、富赡、平实、晓畅而又能据实而变。如西都部分重在夸饰，故文字华丽、夸张；东都部分立意于法度，所以语言典雅、古朴。此外，在体制上也较《天子游猎赋》篇制更壮阔宏大。
五、张衡
张衡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以诗、赋为主，尤以赋著称。其赋今存十三篇，以《二京赋》、《归田赋》最负盛名，前者创汉赋长篇之极轨，后者开后世抒情赋之先河。
《二京赋》作于东汉和帝时，是张衡花十年工夫精思傅会而成的。其创作主旨首在讽谏天子、各级官吏及富商的“逾侈”。其次是对美丽、富饶、强盛、繁荣的汉帝国的歌颂。此赋是模仿班固《两都赋》而作的，但又力图超过它。事实上，它在内容和艺术上确有超出前人之处。首先，它的讽谏成分和讽谏之意，都比班固多而深刻。如《东京赋》中提出天子当“守位以仁”，而不能“以肆奢为贤”，如此立意，实借西汉喻东汉的“逾侈”现实。其次，描写内容比《两都赋》有所扩大，除京都及帝王贵族生活，还描写了一些风俗民情、文化艺术，如《西京赋》就写到商贾、游侠、辩士的活动及杂技表演等。此外，在结构、构思、气势、辞藻等方面，也有不同于班固《两都赋》之处。
《归田赋》约作于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张衡免官归家时。它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以描写田园生活和乐趣为主题的抒情小赋。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辞赋由事类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变。全赋紧扣“归田”，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和仕宦的苦闷。艺术上也有突出的特色。其一，善于捕捉自然界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美景象，以景寄情，情景交融。其二，摆脱了大赋铺采摛文、堆积辞藻、排列词汇、刻意雕凿的旧习，一改而为自然、恬淡、活泼、流畅的新文风。尤其通篇用韵，并随内容和抒情的不同，四次换韵，更使全赋音韵铿锵、流丽和畅。其三，摆脱骚体束缚，多用对偶，几近骈体，但精工而不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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