琮功能研究

  如果说“璧”是“劈”、是“片”，有理由推测，“琮”就是“总”、就是整体。

    《说文通训定声》：“宗，假借为稷，实为总。”

    证明琮象征整体的兽的，是它的纹饰。

    “神徽”是琮纹饰完整而详尽的展现，如像反山发掘简报所指出的，“良渚玉器上通常雕琢的主题纹饰，过去所谓的“兽面纹”，实为神人兽面像的简化形式”。因此，我们只要弄清了“神徽”的含义，也就大体弄清了琮纹饰的含义。

    首先应判明的，是神徽中屈于兽面巨口下的，是神人的下肢，还是兽的前肢？

    单从反山M12：98的“神徽”图来看，可以把兽口下的部分看作神人的脚。反山简报正是这样看的：“上肢形态为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叉向腰部。下肢作蹲踞状，脚为三爪鸟足。”

    由于认定“下肢”、“鸟足”属于神人，反山报告在叙述M17：8冠状饰纹饰时，就说“神人无脸部和上肢，仅有阴纹细刻的蹲踞状的下肢和鸟足”。其实，M17：8根本未雕神人。如果抛开下肢属神人的先入之见就很清楚。M17：8上兽面和它的前肢是一个单独的图形，它可以证明“神徽”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的。

    我们再看雕有神人但和兽面完全分开的例证。

    瑶山M7：28三叉形器，长有撩牙的兽面在器中下部，左右叉上有两个神人侧面头像，似飞临而来。中叉上部有五组羽毛纹，虽不见面目，似乎也有神人飞临，由羽毛做了象征。

    瑶山M2：1冠状饰，原报告叙述：“整幅图形表现了神人凌驾于兽面之上”。“凌驾于”三字，实在是抓住了“神徽”所含两部分之间关系的实质。

    对“神徽”两部分间关系，学者们作过一些探讨。一种解释说：“这种人形和兽面复合的图像，可以释为一位头藏羽冠的英俊战神，其胸腹部位隐蔽在兽面盾之后，作冲击前的跳跃动作。”或者解释为“兽神的人形化，即可认作在兽面的表象里包含着人形的精灵，或是兽的精灵已具有人的形状。”瑶山M7：26这样二者分离的图像，被解释为较“神徽”早一阶段的构图，而“神徽”之后，便是“神人兽面像逐渐融合、简化和省略的过程。”。

    事实上，从良渚玉器的各种纹饰上，只能看出“神人”和“兽面”分别简化的过程，绝不见二者“融合”的过程。神人最后简化为两小眼和一短横棱。或一两道横线；兽面则简化为一双大眼。在一些图像中，则往往用羽冠的尖顶或数根羽毛象征神人的降临。早期的琮往往只刻兽面，如张陵山M4：2；而晚期的琮有时只有神人的小眼和横棱，如福泉山T15M，或者甚至只有横棱，如寺墩M3：72。一般琮都明确分为上下两种图像，上层是神人的各种简化形式，下层是兽面的各种简化形式。这种上下关系既不能认作“兽面的表象里包含着人形的精灵”，也不可看作“兽的精灵具有人的形状”，；即便是“神徽”，也明显地表现出神人“凌驾于”兽面之上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包括“神徽”在内的所有良渚玉器纹饰都在表现一种“二元”的观念，一种征服与被征、“食”与“被食”的关系。当原始观念已认定琮体为牺牲肉体的时候，仅刻兽面或仅刻神人双眼，是不会影响这种理解的。

    下面我们来探讨“兽面”究竟是什么动物。

    一些作者将屈曲于“神徽”巨口下的双脚称作“鸟爪”，这是不应该的疏误。鸟爪的特征是在长长的附礁末端向前伸出三个趾头，每个趾头的三个关节都充分发育，最前端才是爪甲。“神徽”的爪甲是直接生在脚掌末端的，因此它只能是兽类的爪，即兽面的前肢，而与羽冠神人无关。

    兽面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是撩牙。按，犬齿露出唇外而呈撩牙状的动物，有偶蹄目猪科的野猪，察科、鹿科的橄和黑鹿等。略早于良涪的马家涣遗址，曾发现大量鹿、察、野猪遗骸。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判定，这兽面应是野猪之类。有学者认为良渚“神徽”下部兽面及冠状饰_L的兽面为虎面，。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虎的犬齿不呈外露撩牙状。

    兽面着意描绘的另一个特点是“大眼”。这“大眼”在东部沿海有广泛的影响，如日照两城镇玉“铸”和红山文化“玉猪龙”，都有类似大眼的描绘。两城镇玉麟大眼下的阔口与琮上兽面的阔口如出一辙，虽无撩牙，也夸张了暴出的上门齿。建平“玉猪龙”则不仅夸张了撩牙，还雕琢了两个向前的鼻孔。有学者著文论证这“龙”形源于猪，确凿可信。准此，良渚琮上的“大眼面纹”可以确定是猪了。

    近见有文介绍美国纽约东方艺术拍卖行有一件良渚式玉饰片，整体琢为猪形，大眼、撩牙，尾部又琢有神人小眼和三根羽毛，似象征神人来享。由此件可证良渚冠状饰中兽面确实是猪了。

    不过还有一点疑问，即撩牙外露的几种动物都属偶蹄目，而“神兽”却有三个长长的爪甲。有如此长而不内收的爪甲的兽类，只有熊最相似。看来，良渚先民是综合了他们主要狩猎对象的特征，绘成这以猪为主的“神兽”。

    这“神兽”绝不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而是敌对力量，是他们凌驾、征服的对象。理由如下：

    （一）良渚先民及许多东夷部族的凿齿习俗，可证他们把长有撩牙视作敌对势力的象征。

    据考古发现，存在拔牙风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苏北一带。江南的常州抒墩、上海裕泽、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增城金兰寺等遗址也都发现凿齿习俗。拔牙的年龄，约在巧至20岁之间。从拔牙风俗存在的时代和地区看，良渚文化正在此范围之内。

    有一点需要说明，拔牙风俗以拔去上领侧门齿居多，拔去犬齿的较少。这大约是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最易露出唇外的是上领门齿，而不是犬齿。

    关于拔牙思想的动因，有学者认为是“获得婚姻资格或同时兼有达到成年意义的一种标志”。。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只回答了问题的一半。因为达到成年而不凿齿的氏族还很多，为什么这里婚烟或成年要用拔牙来作标志？那答案只能从本部族与其它部族的区别中去寻找。表示与图腾物的认同或表示与敌对部族图腾的区别，表示成为自己部落的正式成员，这才是拔牙的心理动因或社会根源。我们设想.与包括良渚文化在内的东夷凿齿部落敌对的某些部落，可能是以野猪之类为图腾的。《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之时“锲输、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皆为民害”，可证与凿齿部落同时，确有以“封稀”即大野猪为图腾的部落。凿齿部落以凿齿取得与自己图腾和祖先的认同，又把敌对部落的象征—长有撩牙的野猪，刻在作为食品献给鬼神的玉器上。这就是“神徽”图形的真实含义。

    凿齿与撩牙的对立，还体现在东夷民族手握撩牙的葬俗中。

    人们在大坟口、山东龙山、良渚等文化遗存中，发现有以璋牙制作的钩形器或以野猪镣牙、猪犬齿随葬的现象。璋牙钩形器常见于大演口文化男子手中。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死者手里往往握一二个猪犬齿。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早期遗址，发现剖为薄片井磨光的野猪撩牙八件，出自五墓，三件置头端，五件置胸腹部。报告人认为缭牙可能是货币。我们认为与货币无关，也不是出于崇拜，而是作为凿齿部战胜撩牙部的象征，或出于对付阴间敌对力量的需要，具有某种巫术功能。

    （二）东夷民族崇拜鸟，视鸟为祖先神灵。猪普遍用作它们的随葬品和献祭的牺牲品，不大可能成为他们的祟拜对象。

    东夷以鸟为图腾，可引《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氏鸟名官”一段为证。学术界对此大体公认，此不赘述。

    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区的主要家畜，这些地区以猪为主要肉食品；反映到墓葬中，则是十分普遍的随葬整猪、猪头或猪下颌的现象。这些葬猪曾被认为象征财富或用于避邪。我们则认为主要目的是为死者提供食品。这一点可以用山西陶寺发掘的中原龙山文化墓地来说明。陶寺大中型墓中随葬的猪头，或整或半，置于斝中。猪头劈成两半，应该说不是用于吓唬邪魅；置于作为炊食器的斝内，可证明其确属食品。

    良渚文化的小型墓中。有用猪下领随葬的，也偶见用璧，但绝无琮。大型墓中，有玉琮，一般不见猪下领骨。我们推测猪下领与琮具有类似的功能，至少在良渚文化中，二者间又似有互相替代的关系。当然这不意味着二者互不相容。如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发掘第18号墓，墓主胸部有一良渚式琮，腿部和脚后又各放置一件猪下领。

    联想到原始人视玉为鬼神食品和琮上所琢兽面，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得出结论：玉琮是整猪、猪头或猪下领的高贵替代物。我们十分赞同杨建芳先生所认定的琮为兽（以头为象征）的“具象化和立体化”。的说法。

    但是，我们不赞同称这兽为“神”。同时，也不赞同认为琮还象征“神人”。我们认为，“神徽”上半部的“神人”是良渚先民崇拜的对象，与作为兽的具象化的琮，是食与被食的关系。

    为什么在作为整猪或猪头代用品的琮上要雕琢神人的形象呢？这可以用巫术的“顺势原理”加以解说。

    巫术认为同类事物可以相互感应。在琮上雕琢神人降临的形象，便可招引神灵前来飨食。

    玉琮上有时还刻画鸟形，如反山M12：98“琮王”大眼面纹两旁各刻一鸟，福泉山M6：21在小眼面纹和大眼面纹两旁都刻有鸟形，其原理，应与“神徽”上刻神人凌驾一样。刻鸟来飨，便是希望真神来飨。这与玉璧上刻画鸟形，意义是一样的。

    来源：孙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