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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削去帝号，奉后周正朔，对后周称臣。显德三年（956），南唐失滁州，向后周求和，但依然自称“唐皇帝”。尔后，扬州沦陷，求和于后周曰“愿比两浙、湖南，仰奉正朔，谨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后服之罪”。三月，“请去帝号”。五年三月，答复后周国书，自称“唐国主”，“臣”。五月，“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去交泰年号，称显德五年。凡天子仪制皆从降损，改名景，以避周庙讳”。这表明南唐承认争霸天下的失败。 （二）在后周京师设置进奏院。显德五年（958）八月，南唐“始置进奏院于大梁”。表示臣服之意。 （三）进贡后周。显德五年，南唐割江北，并约定“岁输土贡数十万”，“后岁给赡军监三十万石”于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进贡。 显德五年（958）三月，“献银、绢、钱、茶、谷共百万，以犒军及买宴”。 显德六年（959）六月，“遣纪公从善与钟谟入贡于周”。 设置进奏院和进贡后周凸显南唐不得不作为后周藩镇，以维持生存。 （四）不再以大国自居，自为小朝。“唐有江淮，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人材众多，且据长江之险。隐然大邦也”。南唐恃国力强大，常有北进中原之志。契丹灭晋，李景欲图中原，下诏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也”。冯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说李景，由是有宠。延巳尝笑烈祖戢兵为龌龊，曰：“安陆所表才数千兵，为之辍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识量耳，安足成大事！岂如进上暴师数万于外，而击毯宴乐无异平日，真英主也！” 延巳与其党谈论，常以天下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学士常梦锡屡言延巳浮诞，不可信，唐主不听。及臣服于周，延巳党相与言，有谓周为大朝者，梦锡大笑曰：“诸公常欲致君尧、舜，何意今日自为小朝邪！”众默然。反映出南唐统治集团的失落。 （五）迁都洪州（江西南昌）。丧失淮南，南唐都城金陵与后周仅一江之隔，李景以金陵距后周太近，乃议迁都洪州，曰“建康与敌境隔江而已，今吾徙都豫章，据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建隆二年（961）二月，南唐迁都洪州，“城邑迫隘，宫府营廨，十不容一二，力役虽烦，无所施巧，群臣日夜思归。南唐主（李景）北望金陵，郁郁不乐”。迁都虽完成于北宋期间，却是后周南进的结果，深刻反映了南唐生存受到中原的严重威胁。 （六）经济受制于后周。南唐的产盐地主要有泰、楚两州，泰州海陵监是重要的产盐地，“海陵监煮盐之务也。唐开元元年置海陵县，伪唐（南唐）于海陵县置泰州以辖其监”。海陵监盐业务较大，“一岁煮盐六十万石”。南唐设置泰州管理海陵监，可见海陵监所产盐对南唐有重要意义。楚州亦产大量海盐。这两地都位于江淮以北，南唐丧失淮南使其面临缺盐的困境。李景派陈觉告诉世宗，“以江南无卤田，愿得海陵监南属以赡军。帝（世宗）曰：'海陵在江北，难以交居，当别有处分'。至是，诏岁支盐三十万斛以给江南”。这就等于控制了南唐盐的供给，影响了南唐的国计民生。 可见，南唐丧失淮南，失去了与中原抗衡的资本，亡国之势已成。“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于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钱益少，物价腾贵”。同时，“自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南得淮南则足以抗北，北得淮南则南不能自保矣”。“方其（南唐）有淮南诸郡，则阔步高视，东攻二浙，西取湖南，南取闽越，南方莫强焉。及淮南为周世宗所取，则自窘以至于死。亦失淮南则不能守江南之明验也”。因此，南唐“虽未即亡，而亡形成矣”。 对后周来讲，取得淮南，一来等于遏制住南唐的咽喉，灭之只是早晚的事；南方最大威胁被解除，其他小国也不足平定。二则得江淮财赋人力，可以裕国赡军，进一步增强实力。三则改变了中原王朝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地狭力微，不足以逗志的局面，后周取得压倒性优势，南北实力平衡被打破，决定五代割据已进入尾声。 后周攻取淮南，耀兵长江，本可利用有利形势乘胜渡江，取得更大成果，而世宗却选择与南唐划江分治，原因为何？这并非他心存善念，而是“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当时中原所急者，莫大于契丹也”。 “虽然统一与割据是主要矛盾，而亟需用主要力量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吞并南方诸国，而是战败契丹，恢复燕云，才能得到比较强盛、富庶的统一局面”。 “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攻取淮南后，与南唐“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且“李景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较难”。契丹利用后周南进的机会乘虚入寇。在南边威胁已经消除的情况下，周军掉头北上，征伐契丹，南唐才得以苟延残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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