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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酒礼:欲与德之争

 江山携手 2014-10-31

  酒与天地同时!在这种美物被点化而成的初期,先秦中国曾经几度挣扎在为何而饮的困惑中。从酒池肉林到“饮惟祀”,饮酒已不只是饮酒,而是一种彻底的心灵状态。周至秦汉充满“酒礼”之辩、之变,为后世浸淫在酒令游戏中的诗酒、戏酒、醉酒留下了一个可堪回味的源头。

美酒漫过深池,妖冶的男女赤裸着相逐其间,昏淫君主,纵情酒色,作长夜之饮。这样的画面并非单纯出于画家的想象,考古专家在河南偃师商城内,果然发现了商代帝王的这种池苑。也让今人体会到,酗酒的历史与酿酒和饮酒的历史一样悠久。  美酒漫过深池,妖冶的男女赤裸着相逐其间,昏淫君主,纵情酒色,作长夜之饮。这样的画面并非单纯出于画家的想象,考古专家在河南偃师商城内,果然发现了商代帝王的这种池苑。也让今人体会到,酗酒的历史与酿酒和饮酒的历史一样悠久。

作者:孙家洲 唐丰

  三国时记载魏国的史书叫《魏略》,里面讲了一个名将钟会幼年时偷酒饮的故事。

  一天中午,钟会和哥哥钟毓想趁父亲午睡偷喝家中的酒。不想其父钟繇只是假寐,看到了他们的所有举动:钟毓端了酒,先作个揖,然后才开始饮;钟会则举起酒瓢一饮而尽。钟繇遂叫住他们二人问其中的原因。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意思是饮酒便应尊礼。钟繇点头,再问钟会,钟会则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他的理由是,盗酒已是非礼,还谈何酒礼呢?

  另有一则关于酒礼的故事,是《国语·晋语》所载:一日,晋灵公埋伏好兵士,然后宣经常直谏的大臣赵盾饮酒,希望等其酒醉时击杀这个眼中钉。结果被赵盾的贴身侍卫提弥明觉察,便向晋灵公禀奏:“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出赵盾逃难。饮酒不过三爵,这是古礼的规定,提弥明用这个借口帮助赵盾躲过了一劫。

  这些典故也许会让今天的人觉得陌生和难以想象,但在上古三代及至曹魏,酒,的确是礼仪、精神之事,而非饮食之事。

  禁——第一道酒的政令

  中国的“酒史”有多长?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八千多年地层中,便埋有盛酒之器。远古人类采猎而食,而野果在一定的温度、湿度下即可液化、糖化,进而析出酒浆,或许正是这种“天然之酒”滋生出人工酿酒的灵感。

  酒的发明者想来和金字塔的建造者一样,都是无名的,但著名史籍《吕氏春秋》、《战国策》、《世本》、《淮南子》,纷纷将酒的发明者指向夏禹时代的仪狄,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

  《世本》是秦汉间人辑录上古帝王谱系之书,书中有“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的记载;《淮南子》中则进一步记载说,仪狄造酒,大禹饮后觉得极为甘甜。之后却疏远仪狄,再不许他进见;并且宣布再不会下旨进贡御酒。西汉刘向在编订《战国策》时,记载更为详尽,言大禹饮美酒后,曾慨叹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这可说是最早的酒诫、酒禁。

  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的古希腊,也有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他们将狄奥尼索斯奉为酒神,这位身缠常春藤、葡萄藤花环的少年也代表着美,代表着艺术。中国在酒发源的时候没有诞生酒神,后世也没有,中国与西方对酒的态度多么不同。

  “大禹绝旨酒”,无论这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穿凿附会,在今天看来,都是极为英明的决定,也是很个人的决定,在那个缺乏欢乐的时代,酒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抗。

  夏朝的第一个君主启便极为嗜酒,还以铺张的乐舞伴酒,而到了夏末帝王桀,更加“淫面于酒”;其“为酒池,足以运舟”;甚至于“因酒浊而杀庖人”……几乎所有的记载,都将夏的灭亡指向好酒、淫乐、铺张。

  商对美酒之爱同样狂热,考古中出土的商代酒器数量之巨、之精美,便足以证明。这其中有贮器、有斟器、有饮器:尊、壶、区、卮、皿、鉴、斛、觥、瓮、瓿、彝……名称不胜枚举。每种酒器又各有式样。单就动物造型的尊这一项,就可列出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等。

  《礼记·礼器》这篇文章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这里面有三个关键字:“祭”、“尊”、“卑”。所以说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要使用不同的饮酒器,难怪商代的酒器蔚为大观。

  商代酒器为何如此之多,爱酒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原因是从商代开始,饮酒规矩多起来了。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造于西周周康王时期,重达153.3公斤。相传出土于清道光年间的陕西眉县礼村,它的腹壁上刻有291字铭文。内容叙述了周王训告盂(人名),记载了殷代因酗酒而亡国,所以周代忌酒,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内容酷似《尚书·酒诰》。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造于西周周康王时期,重达153.3公斤。相传出土于清道光年间的陕西眉县礼村,它的腹壁上刻有291字铭文。内容叙述了周王训告盂(人名),记载了殷代因酗酒而亡国,所以周代忌酒,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内容酷似《尚书·酒诰》。

  祀与典——曾经是唯一喝酒的理由

  的确,酒有两重特性,它仿佛一根刺,深深扎入上古史的记忆中。

  一则是,酒因刺激神经而令人兴奋,这种亢奋非常适合表达浓烈的感情,所以特别适合欢聚与庆典的场合,古时的君王贵族便用酒来制造狂欢。二则,酒可以让人进入迷幻的境界,因而古人以为可以借它通神,祭礼之酒由此引入。

  说到狂欢、酗酒,商纣又是一个恶例。而说到祭祀用酒,商还是为周开了个好头。

  在“以诗说史”的《诗经》中有一则名句——《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许许多多的粮食谷物(黍、稌),贮藏粮食的高大仓廪,再加上抽象的难以计算的数字(万、亿、秭)。这些静态汇成一片壮观的丰收景象。因丰收而致谢,以丰收的果实祭祀最为恰当,所以人们用丰收的粮食酿酒奉给天地祖宗,通过先祖之灵实现天人之沟通。正因为这丰盛的祭祀,齐天的洪福一定会降临。

  《诗经》305篇,酒字共出现了63次,分布在50余首诗中。这也许并不是特别惊人的一个数字,但进一步分析这些统计,就会看到更为有趣的现象。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国风》160篇主要是各地方的民歌,其余的《雅》与《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目的(如宗庙祭祀)写作,是在特定场合使用的乐歌。在占了《诗经》半数以上的《国风》中,“酒”字却仅出现了7次,而《雅》105篇中反倒出现了50次。由此可见,酒在周代的生活中,更多进入了各种礼仪之中。

  “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这几句出自《小雅·小宛》,满含劝解的意味。有人正直而又聪明,饮酒蕴藉又从容。也有昏庸无知者,沉醉酒中难自拔。各自威仪要慎重,好运一去不再来。

  事实上,周王对商的因酒祸国深有所感,但是他并没有一味地戒酒,而是围绕饮酒逐步建立了整套的繁文缛节式的制度规范,并且天才地规定,应该“饮惟祀”,也就是只应在祭祀的场合才饮酒。在那个时代,祭祀本就是君王向臣民推行礼治的示范。酒的礼仪在酒祭中推行,顺理成章,而且非常契合上下有尊卑、约定便俗成的道理。

  周公为此特意颁布一份《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申禁止“群饮”、“崇饮”,也就是聚众滥饮和放纵地饮酒,违者将被处以死刑。

  西周对饮酒规定的严苛,由于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已经松懈了很多,但人们对于酒与酒礼的认同还是被部分地继承下来,那一段时期,甚至成了中国酒文化最堪追溯的黄金时代。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的画作,为宋代马和之绘制的一幅《小雅南有嘉鱼篇书画图》局部,描绘了宾主宴饮,各居其位,充满礼上之情的画面。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的画作,为宋代马和之绘制的一幅《小雅南有嘉鱼篇书画图》局部,描绘了宾主宴饮,各居其位,充满礼上之情的画面。

  觚不觚,觚哉?——“饮宗”孔子与酒礼

  “儒”过去是一个职业,也就是为有丧事的人家主持祭礼活动。孔子少时家贫,常要做“儒”。因此孔子非常熟悉各种“礼”的环节,这也许正是他日后成为尊“礼”的典范、缔造了儒家伦理文化的原因。

  明人袁宏道将孔子称为“饮宗”,这是有道理的。孔子习礼,每次在祭祀的时候,孔子都会按照规矩来饮酒。有一次,孔子陪同鲁哀公吃饭,侍者奉上黏米饭和桃子,孔子先吃黏米饭后吃桃子,侍者忍不住偷笑。原来侍者以为孔子不知道,黏米饭是为了擦桃毛而用的,孔子却说,黍米是五谷之长,是最重要的粮食,因此是祭祀祖先之用的,而桃子在六品果类中地位最低,怎么能让最尊者为最卑者服务呢?听到孔子的理由,在座的人既钦佩又惭愧。懂得了要讲究食序,讲究上下尊卑的道理。

  孔子对于饮酒之事当然更为认真,《论语·雍也》中记载,有一次孔子参加一个仪式,看到所用的酒器“觚”被制成没有棱的样子,这样便不符合西周的礼制,于是发出感慨:酒杯不像个酒杯,能饮吗?能饮吗?“言不得为觚也”,最终也没有喝这杯酒。

(责编: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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