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血疗法起源于埃及和希腊的古代文明，持续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并延续到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疗法在阿拉伯及印度医学中盛行。就持续时间长短而言，没有一种医疗实践可以与之相比。作为现代西方医学基础的细菌理论大约形成于130年前。现代输血疗法大约形成于75年前，而放血疗法在长达2500多年的时期内被狂热地、忠实地实践着。 医生们给所有可能想像得到的任何一种疾病的患者放血，为肺炎、发热、背痛者放血，为肝、脾病患者放血，为关节炎以及称为“衰老”的非特异性疾病患者放血，为头痛、抑郁症、高血压、中风患者放血，为治疗骨折、治疗因放血所致的其他创伤而放血，或仅仅为保持身体正常而放血。直到1920年，美国的乡村医生们为了使病人保持健康，还季节性地“给静脉呼吸”，然而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放血的确切益处。 人们不清楚放血的起源。既然月经出血可以使妇女减轻不适，也许放血是起源于人类把失血与症状减轻相联系起来的缘故。埃及人可能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开始采用放血疗法。虽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放血或他们放血要达到什么目的。（在孟菲斯附近的古墓上有一幅一个病人正被从脚和颈部放血的图画。）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公元前14和15世纪前，对放血与体液医学的相关性有一个早期的描述。他解释道，既然所有的疾病起源于体液失衡，那么治疗就包括了通过呕吐、发汗、泻下或放血来恢复这种平衡。他写道：“如果病情急剧，而病人又处于壮年的话，放血确有疗效……”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体系传给了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接着又传给了亚里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此后又传到了波斯及兴都。几个世纪后，在罗马一位奥瑞里罗（Marcus Aureliuo）统治时期为格斗士们看病的首席医生克劳迪斯（Claudius Galenus）接受了这一观念。克劳迪斯后来又被称为盖伦(Calen)，是一位天才及精力充沛的行医者，编写了大约120本书。其中大部分没有任何真实临床记录，只是为了招徕他的病患者。他对于广泛的疾病都推荐放血疗法，并赞成输血在所有泻法中最有效。毕竟，医生能用几付药物就可引起呕吐，但却不能预测机体是如何起反应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盖伦却能精确地度量放血，或通过观察病人脸色苍白或昏倒就可判断停止放血的恰当时间。 盖伦在为罗马人编撰体液医学时，增加了自己的学说。我们已经看到的活力论确信血液不仅仅是一种营养物质，而且象征着人的精神要素。血液从肝脏流到心和脑，从它所经过的器官的复合体中获得了一种三位一体的精神特征。盖伦虽然是一名异教徒，但是他的理论的神圣内涵却激励了教会在教义上支持他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当罗马衰败以后，阿拉伯人接受了大量的希腊人的科学，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医学概念。一些杰出的人物，例如波斯的阿维森纳给所有的已知疾病都采用放血疗法进行治疗。与希腊人不同的是他们从患侧放血，而阿拉伯人却从相反的一侧放血。例如为了阻止病人的左侧鼻子出血，给病人右肘部位放血。放血疗法在欧洲也一直被采用。在12世纪一所学院中最大的机构萨莱诺医学院的医生们编写了一首有关健康的韵律口诀。在这首口诀中广泛推荐放血疗法：
当时的放血疗法就像今天的阿斯匹林一样被信任和普遍使用。牧师为了保持健康，每年都要相互放几次血。（科学家们最近在一座苏格兰古代修道院考古挖掘时，发现了整整一层总计大约17万公升血液污物。）犹太法典的作者为放血设计了很复杂的规则。医生有义务为封建主放血。医生们设计了一种精巧的图表为放血指明最佳天相状况。有关医学教科书，第一部《佩泄年历》于1457年出版；第二部《放血年历》于1462年发表在谷登堡的印刷刊物上。 在中世纪时期，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放血从业者，虽然主教已经禁止牧师放血。同时，因为封建主害怕可能因为医生出错而杀死他们，阻碍了医生的放血活动。所以，放血疗法就落到了剃头师兼任外科医生的手中。这些人更像是匠人，而非医生，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协会，与药剂师和外科医生争夺社会地位。他们曾用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志来做广告，即一根红白相间的条纹状杆来代表在放血时病人常常紧握的棍棒——白色条纹代表绷带，红色条纹代表血液。 于所有支持放血疗法的医生中，在傲慢、诡辩及固执方面，很少有人超过巴丁(Guy Patin)。他是与丹尼斯同时代的人。担任巴黎医学院院长的巴丁是保守者，对那些所有藐视医学传统的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给人留下了一个丰富多彩、鲜明活泼的形象，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具有的弱点。 巴丁对输血的益处大加赞扬，1645年，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疗法能像放血一样创造奇迹”，“我们巴黎人平常很少锻炼，饮食过度，导致了多血症，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给他们进行剧烈和大量的放血，他们几乎不可能从所患的疾病中缓解出来”。 在一封信中他描述了一位“被严重风湿症所折磨的同事的病例，遵照他父亲的命令，他在8个月内放血64次，最终康复了……”另外一次，巴丁治疗了“一位在玩网球时引起发烧，导致胸膜炎的7岁男孩，给他放了13次血，竟在15天奇迹般地治愈了”。 在巴丁时代，一些学者开始探询可能是化学物质，而非体液影响着机体。这一看法导致他们对放血疗法的效果提出疑问。比利时的化学家赫尔蒙特(Jan Baptiste van Helmont)就是其中之一。1645年巴丁曾严厉地谴责：“他（赫尔蒙特）是缺德的法兰德斯恶棍，几个月前就发疯死掉了，他从来就没有做过有价值的事情。我读过他写的所有作品，这个人只知道由化学物和经验秘诀研制的药物。他写了许多反对放血的东西，后来正是因为他没有放血才死于狂躁的。” 巴丁不是一名伪君子，为了治疗妻子的胸膜炎，他曾连续6次给她放血。给儿子放血20次来治疗他的发烧。他自己放过7次血来治疗感冒。他在岳父80岁时为他放过血。巴丁写到“我们也给一名非常幸运的两三个月的小孩放过血”，“我能举出多达200个在这一年接受放血的孩子”，“在巴黎没有一位妇女认为放血不好……”面对这种狂热，值得重申的一点，即除了在特别的医学情况下，放血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巴丁的病人康复可能是与运气及精神安慰更有关系，而非治疗的作用。像那个时代的医生一样，巴丁没作过系统记录，而完全根据他的主观印象做出武断的结论。对每一次成功，他都宣称有功，而不去记载那些悲剧性的无法避免的失败。在1659年，他曾写过一份典型的辩解书：“我们的好人巴拉利斯(M. Barali8)先生在6天内接受过11次放血，使得他避免了窒息……然而他已处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危险的病情下，他持续发烧，一侧坏肺患了炎症，他已有84岁高龄，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我感到忧虑不安。” 虽然巴丁是那个时代最受人尊敬和有影响的医生，他也难免受到具有洞察力的社会评论家的批评。小说家塞奇(Alain - Ren6 Le Sage)用一名叫桑格里多医生（血腥医生）的人物来讽刺医生们，“这位高挑，瘦弱的刽子手害死了三名修女”，他把病人放血到死亡的边缘。莫里哀对于像巴丁那样的带有很大偏执的确信及浮华不实的方式进行了讽刺。他的戏剧《幻想的病人》，是对放血医生们的过失的实际揭露。莫里哀患有多种疾病，他经常与医学教授打交道。一天路易十四问他最近与那位医生相处得如何，莫里哀答道：“殿下，我们一起讨论他给我的医疗方案，我虽然没照着做，然而我却康复了。 放血仍然是一种可依赖的医疗手段。医生们为了更精密地决定应该在什么地方以及在什么星相情况下切开静脉，发明了一套复杂的方法。一些人认为第三指集中了直接指向心脏的静脉，所以常用第三指来放血。另外一些人把“心静脉”或“子午线静脉”看作是最佳的放血点。大多数人同意患重病的患者应在患病的位置马上放血。人们认为昏厥是一个起效的信号。 放血者们采用一系列使人印象深刻的五金工具，它主要包括了一种枪形物以及一柄放在精美工具盒中小巧、锋利的双刃刀。放血者使用这种枪形物来切开手、腿或颈部的静脉。这个过程包括用绷带捆绑放血部位（当然除外颈部），让病人紧握一根木棍，然后把枪形物灵巧地放在拇指与食指中间，斜角或垂直地刺入静脉（垂直切割可能切断血管）。放血者用一个威尼斯式玻璃精制的量杯来收集血液。许多家庭将放血杯作为祖传遗物来收藏。 操作这个枪形物需要很高的技巧。错误的切口可能把神经和肌腱切开。为了使这一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一名威尼斯发明家制造了一种注射器装载的枪形物，在德国称为“Schnapper”，在英国称为“Phleam”。它是由大约两英寸长的盒子以及在顶部装有一个由注射器携带的刀刃所组成。放血者常常把刀锋向上扳起，把Schnapper压在皮肤上，然后推放松钮，引起刀锋朝下快速移动。Schnapper具有较安全的特点，而且切口会限制在一定深度。在德国、荷兰和美国的放血者喜欢使用Schnapper，而法国的执业医生们却使用一种更简单更艺术的枪形物。 有时放血者习惯用一种“划痕器”，即在一个弹簧盒里装有12 - 18个刀片，它与吸血杯连接以减除局部的血肿。放血者经常把一只杯子一端稍微翘起，靠着皮肤放置，用一个火把给它加热。热量产生的真空足以使得杯子吸在皮肤上，结果引起了一个充满血的大疱。放血者拔下杯子，用划痕器刺破血肿，再用杯子吸出更多的血。有时也用水蛭(起源于安格鲁一撒克逊的词汇loece)来进行“治疗”（中世纪医生也自称为水蛭）。根据1634年的医书，水蛭可以把血从难以到达的地方如“子宫口、牙龈、唇、鼻、手指”等部位移走。 放血史上最令人痛苦的悲剧，发生在距放血疗法发源地数千里地之遥的地方。在开拓新大陆的殖民地时，欧洲人把他们的医疗方法也用于新大陆人身上。另外，由于在殖民地没有医学院，即使在革命后美国的医学生也常到欧洲去求学。这一古老的传统一直保存下来。 美国的第一个放血者是拉什(Benjamin Rush)医生，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被美国人称为“放血之父”。他是一名学者，人道主义者，社会改革家，《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他的名字在他的朋友富兰克林的上方）。作为一名学者和伦理学家，拉什呼吁反对奴隶制、资本剥削、虐待儿童。他在美国写了第一部关于心理疾病的书籍，创立了为穷人看病的费城诊所，与富兰克林一道创建了自由黑人保护社团。他作为陆军外科将军，费城医学院医学部主任，美国造币厂监督者，对殖民地的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人称他为殖民地的希波克拉底。 拉什曾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在那儿他了解了关于体液医学的现代变更。在当时，病人不患像“结核”、“链球菌”等具有特异性病原体的疾病。他们患有非特异性的如“积水（充血性心衰）”、“胸膜炎（胸痛）”、“阵发性痉挛”或“衰弱”、“不正常血液流通”等体液失调性疾病。他们患有各种长期发热，其中包括“间歇性”、“持续性”、“复发性”及“感染性”发热——所有这些症状都没有一种病因线索。医生们费了很大劲把他们进行了分类，并采用符合逻辑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因为缺乏诊断检查，这些治疗方式常常是错误的。医生们相信自然力有利于健康，但是人们必须强有力地把它诱导出来。为了调整体内的体液，他们采取极端的方法，如呕吐、腹泻及放血。如果病人的病情恶化，他们会加大治疗力度，并根据症状的变化，每天改变治疗方案。 这一时期简直成了英雄的医学时代。我们可以从一名叫福布(Alexande Forbe)的年青人的病例中看出这些英雄们是如何被夸张的程度。福布，22岁，被诊断为血管过于“兴奋”引起的头痛和胸痛，在1795年被送到了爱丁堡皇家医院。最初几天，他服用鸦片来消除疼痛，用催吐剂引起呕吐，用泻药引起腹泻。第6天医生采用了胸部起泡法（起泡是指为了排除体内的毒物，采用芥末膏或其他足以能够引起腐蚀性的物质来达到Ⅱ度烧伤），然后，给他用一种较缓和的刺激剂（愈创木酯酊）来强化血管及利尿，接着又给他发泡。 这时，他已经住院37天。他的主治医生给他服用一种秘鲁的树皮（含有奎尼）做为强壮剂。一周后他们把6只水蛭整夜放在他头上，后来又给他服用更多的止痛剂和泻药，并把8只水蛭放在他头上。最后，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治疗，他们送福布出院了，此时福布烧退了但头仍感到痛。 拉什支持这种剧烈的方法。他相信所有的疾病均起源于血管的兴奋。大量放血可以使这种病情缓减。拉什说人体共有11.3公斤血液，其中9公斤可以完全放掉（然而人体却的确没有拉什所估计的那么多血液，所以，得到过他援助和服务的病人，该是多么悲哀呀）。假如病人发生昏厥的话，这种情况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就意味着这种粗暴的方法已经奏效。 拉什把放血疗法传授给了下代医生。他的一位学生蒙哥马利(Willian Montgomery)在给拉什写信中提到他治疗了一位南加州立法部的成员，在5天内放了4620毫升血，结果使他病情缓解（几乎是这个人的全部血液）。“他死了，”蒙哥马利写道，“如果我们放更多血的话情况可能会更好些。” 尽管拉什的方法和理论存在很多的缺陷，人们却不能批评他的勇气和人品。1793年，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费城黄热病、鼠疫流行中，他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性格。在此期间，他发展了自已这种有活力的技术。费城当时是国家的首都，国内最大的城市，商业与文化的中心。坐落在德拉华河与斯库尔基尔河交汇的低洼地带上，是一座炎热、潮湿的沼泽地城市。在费城一种豹脚蚊很适宜繁殖，这种蚊子叮咬后可以传播黄热病。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蚊子与发热的关系，人们只知道，潮热的8月份人们开始发生死亡，开始三三两两地死去，接着是数十人成群地死去，在传染病的高峰发生期，每天可以死掉100人。这些人都表现为可怕的症状：猩红热、寒战、疼痛、黑色呕吐、黄疽，过几天就死亡。一提到这种病，人们就惊惶失措，费城变成了一座空城，政府处于瘫痪状态。 拉什仍坚持呆在疫区——他把孩子和妻子送到乡下，自己一直坚持无私地照顾病人，用吃素食来做为一种预防措施，以避免受到感染。 一个世纪后费城大学的校长写到：“让那些非常欣赏这位伟人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重读拉什关于这次流行病的报告吧。”“一直到6周后……他再也不谨小慎微了，坐在病人身边，并在病房中喝牛奶吃水果。他每天访问上百名发热病人，他的屋里挤满了穷人。由于碗不够放血用，他们放出的血经常流得遍地都是……” 拉什经历了那个中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的景象。街头空无一人，那些在外冒险做投机生意的人匆匆离去，他们不敢相互看对方一眼，试图通过嚼咬大蒜、抽雪茄以及把醋喷撒在身上来隔离传染，点燃篝火来“净化”空气。教堂也停止了敲钟，由于人们不敢出门去重新调整城市的钟塔，它早已停摆。城里更呈现出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悲惨情景，许多家庭成员接连不断地迅速死去。 一开始拉什试用催吐、泻下，接着又用轻度的放血作为常规疗法，但是他的病人仍在不断地死去。一天晚上当他对着参考资料苦思冥想时，突然想到了早期有关鼠疫的记录。在那个记录中，对付鼠疫的办法是采用令人难以想像的剧烈泻法，几乎把病人泻到濒临死亡。于是，他在一个快要死亡的男子身上试用这种剧烈的泻法。他给那个病人服用大量的汞和牵牛引起腹泻，接着又给他大量放血。那个病人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拉什认为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在随后的几天里，他采用这种新的治疗方法为几个病人进行治疗，其中有些人已“痊愈”，就像他的那个时代的其他医生一样，除了那些交钱的患者外，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所以无法对他的治疗进行统计。他完全凭热情来工作。他对这种治疗的热情太强烈了，以致于常常把为市民们治疗的消息贴在海报上，还热切地催促把这些消息张贴在医学院中。 拉什的许多同辈人都不同意这种治疗方法。一位法国医生开设了一家诊所，采用温和的治疗方法，同样报告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其他人也都认为大量放血可能引起致命性的虚弱。拉什不理睬这些，他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充沛精力跑遍了整个费城，用他的新疗法来为每一个需要的人进行治疗。一开始，他宣称救活了病人中的4/5，接着是8／12，最后是19/20。在1793年9月13日，他对妻子朱丽亚写道：“昨天是汞、牵牛和放血疗法获得巨大胜利的喜庆日子，仅在我手中就有近100名病人被救活，我感到很满意。”“一开始我觉得给病人放280或340毫升的血就够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地觉得应该增加到1700、2000甚至2300毫升，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效果非常满意。我已经观察到当放血最多时病人康复最快，证明放血不会过头，我也观察到，医生们在采用这一疗法时很容易成功。”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黄热病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只引起一小部分受害者死亡，有其自然的病程和转归。医生无法对病毒进行特异性治疗，只要提供护理，症状就能缓解。拉什医生要是对他的病人不做任何处理，任其自由发展的话本可能会使他们更舒服的。 当然，人们是不会怀疑他的勇气和责任心的。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周工作7天，每天要为100多名病人放血。人们不会忘记在死亡和恐怖笼罩之中，拉什经常走进恶臭的房间，检查病人，并且安慰道：“你只不过患了黄热病。”就好像黄热病并不比感冒更严重似的。当拉什心爱的姐妹去世时，他仅仅花了半小时去哀悼她，紧接着就又匆忙去巡诊了。拉什自已本人也得了传染病，他与剧烈的传染病做了6天的斗争。在此期间他勉励他的助手坚持放血疗法和泻法。当他有一点力气时，就又跳起来投身到治疗中去了。他给妻子写信说：“你亲眼目睹，在我身上已经证明，采用这种新方法来治疗黄热病时，这种病只不过是一种普通感冒而已。” 过多的中产阶级逃到了费城，使得拉什不得不雇用自由的“黑奴”来帮忙，拉什训练这些黑人，然后再让他们去整个城市中宣传他的放血疗法。历史学家重现了拉什的司机正拉着他穿过肯辛顿街道时的一个场景——一大群人包围了他的马车，恳请他帮助，拉什对他们发表了富有同情心的演讲。接着他大声宣布：“我采用放血疗法，采用汞及牵牛剧烈泻法成功地治疗了我的病人。朋友们，我奉劝你们也采用相同的方法！” “什么？”一个人喊道：“给每个人都放血和催泻？” “是的”，他叫道，“为肯辛顿地区所有的人都放血和催泻！继续赶路，本！” 最后这场流行病终于开始减弱。秋天的霜冻使蚊子死掉。市民开始返回家园，重新打开窗户，教堂的钟声又开始敲响，街道上的生机又开始复苏。拉什对他的妻子和孩子写道，“我感到很累。但非常满意，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我的治疗方法是如此地成功，这是对我付出的全部辛劳和生命的回报。对这一顽疾的征服不是由于偶然的结果，也不仅仅是由于采用了简单的治疗方法，它是一种医学原理的伟大胜利。” 拉什理所当然应当享受这一喜悦时刻。他一直都表现得很勇敢，具有奉献精神以及大公无私。然而，我们今天已明白他的“科学”完全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毫无疑问，这个大无畏的、坦诚及道德高尚的人所杀死的人要比他治疗的人更多。 虽然那场流行病已经结束了，但拉什仍不能歇息。在这场传染病蔓延期间，他始终认为疾病起源于当地，而不像别的人所说的那样是进口来的。（这个城市的前辈们本来想指责从圣多明各来的一船难民。拉什认为发热是由于城市本身的恶臭的环境所造成的，这个城市极不情愿把这一新闻公布于众。）在11月，拉什从那所他曾希望创立的医学院中获悉，这种病的确是进口所引起的结论性报告。他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与此同时，经济问题也困扰着他。在流行病发生期间，他没有对病人送出任何帐单。因为他认为在危机中这样做是不合适的，然而现在，他的房东却提高了租金。紧接着又有人攻击他对这种病所采取的治疗方法。 拉什的主要对手是一位叫科伯特(William Cobbert)的坏脾气的青年新闻记者。他是《豪猪公报》的发行人，这份公报曾经一度是那个国家中被最广泛阅读的报纸。科伯特不喜欢拉什的政见及风格，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拉什是那种虔诚、严肃、具有高尚情操及关心人类未来和社会改革的人，而这位新闻工作者正好相反，作为一名海员，他曾经广泛地游历，具有英国人冒险的天性。他现在居住在费城，指责拉什吹嘘他的治疗而不报告死亡。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对拉什的运动，常以戏谑的、押韵的两行诗来进行一系列连续的人身攻击：
科伯特讽刺拉什是“费城的希波克拉底”（他称另一名对手本杰明?福兰克林为“陈旧的避雷针”）。当拉什把他的治疗方法比作萨姆森(Samson)的强壮疗法时，科伯特立即抓住了这个类比，并赋予了新的含义：“我坚信他们曾经杀死的美国人，要比萨姆森杀死的费城人多……”他还给医生们登了一则讽刺性广告：“老患者已变瘦了，现在本医生需要一批新病人……” 拉什已经开始厌倦费城，因此他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职位。那所大学的一名理事会成员认为医生是“天生对社会有用的人”，当科伯特所到这一说法时高兴地反驳道：“当然，蚊子、水蛭、血貂、臭鼬和黄鼠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也都是吸血鬼，就像拉什博士所做的工作一样，它们也完全精通自己的专业。” 科伯特滔滔不绝地吵闹了几个月，像着了魔一样。最后，拉什不顾朋友们的劝告，以诽谤罪起诉了科伯特。这场审判被无限期地拖延，一直到1799年12月，一名陪审官才判定科伯特犯了诽谤罪，并且命令他赔偿拉什5000美元。就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发生了。科伯特以他谩骂的风格反驳道：“在12月14日，因为我要努力促使拉什停止他的医疗实践导致一场灾难性惩罚降落在我的头上，但是就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华盛顿总统也在那种非凡的医疗实践中面临着死亡。”事实的确如此，华盛顿总统由于在费吉尼亚的庄园里骑了一冬天马，似乎有点表现出链球菌感染的症状，所以坚持要他的医生为他大量放血。在放血后的第二天，这位前总统去世了。 科伯特编写了一份专门败坏拉什名声的系列小册子，名为《拉什的启示》。在华盛顿逝世的几个月中，《拉什的启示》抛出一篇文章，批评了华盛顿的治疗。这篇文章是乔治亚州萨瓦那的医生布里克尔撰写的。布里克尔特别提到，既然“老年人不像年轻人那样耐受放血”，医生就不应该给华盛顿大量放血（他建议医生应该从舌下轻柔地给华盛顿放血）。同时披露了一个内幕，照顾总统的三名医生中，最年轻的医生迪克(Elisha Dick)曾经反对放血，而另外两位医生否定了他的建议。几周后，另一名曾经照顾总统的医生布朗( Gustavus Brown)也为没有采纳迪克的建议感到遗憾。科伯特兴高采烈地抓住了这场讨论的良机，难道还有什么能比拉什的门徒警告不要遵循他们的老师的过度行为更好的吗？“医生们，假如拉什所有的门徒们隐居的地方及姓名都被公布的话，你们认为是一件好事吗？即使你们不这样认为，我也会这样认为的。” 虽然学者们对华盛顿的治疗争论了好几年，但是这场争论并没有坚持太久。为了寻找更大的攻击目标，科伯特返回到英国。在英国他同整个传统制度进行较量，指责这一制度对小地主及佃农户都不公平。由于放血疗法的衰退，以及传染病流行，拉什一直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但他还是把科伯特的赔偿金作为慈善捐款。为了承认他过去的服务，约翰?亚当总统任命他为造币厂的大臣。美国驻葡萄牙的外交官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在听到这个任命时写到：“我一向十分乐于浏览由船送来的美国最新的报纸。我看到，过去有关对放血治疗发热及疟疾的争论又剧烈地复苏，而且拉什对放血导致几百万人残废的过错负有责任……对这一任命我并不感到非常吃惊，但我承认我对看到任命他为造币厂司库却感到惊讶，我希望他不要让造币厂也因放血而死。” 尽管有拉什医生的倒霉以及华盛顿的死亡，放血仍持续流行了半个世纪。由于没有真正认识疾病，医生们很少有别的治疗方案可供选择。此外，放血可产生戏剧性的效果，就像每一位医生都可以看到的病人晕厥一样。“任意放血”、“直立位放血一直到昏厥”的教导回荡在医学演讲教室内。在布鲁塞斯博士（一名拿破仑一世战役的老兵，对于半定量法不屑一顾的、粗鲁的战地外科医生）的影响下，法国衰落了。仅1883年一年，法国医生就进口了4150万只水蛭。布鲁塞斯的门徒利斯福兰克(Jacques Lisfranc)医生更使得血液之河四溢。一名美国作家兼医生（也是著名的司法之父）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当时正在巴黎学习，他把斯福兰克描述成“一个巨大的吸血鬼和一名生命的戕伐者。”他回忆到曾亲眼看到过斯福兰克穿着一身“放血服”，到处为他的成批成批的病人预定放血，根本不考虑他们的条件是否合适。在意大利米兰，医生常规地把病人放血至濒临死亡。英国医生对放血过于迷信，以致于他们把他们著名的杂志命名为《柳叶刀》，这一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也像他以前的讽刺小说家一样，把目标瞄准了狂热的医生。在其中一部作品中，描写一位库坦库马金医生正给他的助手讲解一个病例。他报告说那名病人“身体强健、双颊丰满、红润、声音洪亮、食欲良好、脉搏有力、笑声不断。他的笑声很洪亮、爽朗甚至有些震耳欲聋”。医生们采用轻度强壮药，减低食欲和放血疗法来给他进行治疗。治疗持续了几周，后来人们实实在在看到了那位病人不得不被“两名护士抬下楼……被软枕头支撑着。”“他吃得少，睡眠少，无论怎样，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了。”另外一位医生向库坦库马金道喜，祝贺他的治疗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几经变化后，医生们终于放弃了放血疗法。变化之一，是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侵袭过欧洲城市的斑疹伤寒的流行，这是一种由跳蚤引起的立克次体传染病。斑疹伤寒特别不适用放血疗法进行治疗。一些发热，例如像疟疾，可引起兴奋性增加如脉搏增快、高烧、大汗淋漓、以至谵妄。在此种情况下，放血会使病人虚弱，造成一种症状缓解的假象。由于斑疹伤寒的病人很虚弱，发热会使病人更虚弱，此时即使是给病人放很少量的血都会导致昏厥。要是看不到放血使病人病情恶化的话，那他一定是个瞎子。一名爱丁堡的医生写道：“对发热病人，我彻底放弃了放血疗法。” 第二个变化发生在被称为医学统计学的新领域。在此以前，正如我们所知，医生主要是依据印象来工作——观察病人，然后根据积累的经验决定采用哪种治疗方法。他们对每次的治疗经过及结果不做详细纪录。1830年，巴黎一名叫路易士( Pierre - Charles-Alexandre Louis)的医生开始系统地收集信息。在拉皮提医院，人们常常能见到他：高挑的个子，严肃的面孔，鼻子上戴着眼镜，手中拿着笔记本，从一个病床到另一个病床做着大量的笔记。与其说路易士是一名医生，还不如说他更像一名书记员，他经常询问一些以前人们不问的问题，如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症状是什么？是否有过这种病史？随后，他制作了一个包括几百个病例的表格，其中包括了斑疹伤寒、结核。这一表格用统计学显示了病症出现的时间，病情如何进展，对各种疗法的反应。一些虚假的治疗经不起这一详细的检验。在一次研究中路易士证明放血疗法可能不像以前想像的那样有效。虽然他的结论是模糊不清的，但是这些建立在精确统计学基础上的结论，比研究本身影响更为深远。 随后，新一代学者觉醒了。这是一代在细胞生物学即将出现时，在记录病史方面训练有素的临床医生。最终，细菌学上的三个伟人——法国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苏格兰的李斯特(Josephlister)以及德国的高河(Robert Koch)揭示了疾病通常是由微生物而非体液或其他无法感觉到的东西引起的。细菌理论成为现代医学的基础。所有这些发展，如精密的观察、统计学的应用、详细的病史、细胞生物学的发展，以及细菌理论的诞生，导致了放血疗法的衰退。确切地讲，在一些地方，这种古老的疗法仍在沿用。但就实用性而言，放血疗法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一个无用的医学实践而言，持续2500年固然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是回顾过去，认识到医生们曾经用过的那种工具是多么毫无价值，这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疾病历来都是令人恐惧的、神秘的，而且医疗者们无法控制它。放血疗法却使医生们产生了对疾病的控制感，一种有所作为，甚至无所不能的感觉。放血后病人感到轻松，大多数病人的发热确实被治愈，这些可能造成疾病被治愈的错觉，即使在后来，当事实证明这种疗法毫无用处时，许多医生可能出于维护自己的威信，仍然为放血术辩护。人们可以从阅读那些在华盛顿生病时仍给他放血的医生们的叙述中得出这种印象。他们所写的辩护词，在后来的血液史中仍可怕地回响着：“我们遵从的是最佳的观点；我们认为自己没有错，所以我们是清白的。” |
|
|
来自： wxhqyfpy > 《针灸.推拿.拔罐与穴位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