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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中的周礼 郑连根 孔子盛赞周朝的礼乐文化，他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史载，周礼为周公所制，内容包括“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些言行规范我们可从《礼记》中窥见一斑。周公制定周礼的目的，并非仅仅限制人、使人不能做恶这层消极目的，更饱含让人过上高度艺术化生活的积极愿景。所谓高度艺术化生活，就是要让人们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展现出内心诚敬、言行优雅的气度，这是一份自信从容、淡定吉祥的美感。有此美感，生活质量和人生境界自然会大幅度提升。 美好的事物难于建立，却易于损毁。周礼也是如此。西周灭亡之后，周平王东迁，中国进入了春秋时代。在一个政局动荡、诸侯争霸的时代，周礼也渐渐被人抛弃了。不遵守周礼的时间长了，人们甚至连周礼是怎么规定的都忘了，这便出现了人们所说的“礼崩乐坏”的现象。 不妨举例说明。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卫国大夫宁武子来鲁国进行外交访问，鲁文公设宴款待他。按朝周礼，宴会之上，主人和客人是要“赋诗”的，所谓“赋诗”也不是要大家当场写诗，而是要唱诵或演奏诗歌。所唱所奏诗歌，多选自《诗经》（《诗经》是孔子后来编定的诗歌总集，在孔子之前，这些诗歌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流行歌曲）。可是，跟今人唱卡拉OK是纯粹为了娱乐不同，春秋时代的人“赋诗”是要借诗歌含蓄地表情达意的。宾主相见，很多话不用明说，通过“赋诗”就能彼此会意，这叫“诗言志”。因此，孔子才教育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说，不好好把《诗》学会，你出席正式场合就不能很好地与人交流——别人“赋诗”你听不出其中蕴含的意思，不知该如何回答，你说的话又太直白，不得体，没美感。 鲁国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在春秋时代也算是保存周礼最好的国度，在外交场合当然是要“赋诗”的。于是，鲁文公就让乐工为宁武子“赋诗”两首：《湛露》和《彤弓》。可是，宁武子听了之后，既没说感谢的话，也没“赋诗”回报。鲁文公感到很奇怪，就让外交人员私下问宁武子。宁武子解释说，我以为你们的乐工是为了修习学业才演奏的这两首乐曲，没想到是为我赋诗。为什么呢？过去诸侯在正月去朝贺周天子，周天子设宴款待他们才演奏《湛露》，用意是表明天子向明而治，诸侯恪尽职守；诸侯奉命去征讨天子讨厌的人，胜利之后向天子献功，周天会赐给诸侯红色的弓一张，红色的箭一百支，以及黑色的弓和黑色的箭一千支，这个时候才演奏《彤弓》。“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意思是说，我只是卫国的外交人员，来鲁国是为了继续表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承蒙君主盛宴款待，哪里还敢僭越大礼来自取罪过？即这两首乐曲都是天子招待诸侯时才能使用的，鲁文公自己才是个诸侯，怎么能用这两首乐曲来招待他国的外交官呢？ 看看，人家宁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不是不知礼，而是太知礼，太守礼了。宁武子是春秋时代的贤者，孔子赞扬他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意思是说，在太平岁月，宁武子的智力水平是一般人可以学到的，但是在乱世之中，宁武子那种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担当意识则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从这次外交活动中，我们也可看出宁武子的智慧，鲁文公让乐工演奏的两首乐曲明显越礼，若回应就等于认同了这种僭越之礼，若当场立即指出，则会让鲁文公“很没面子”，下不来台，所以宁武子就装糊涂，不做回应。你来问，人家才向你解释，若不问，可能人家就不解释了。这种“沉默的智慧”，着实高人一等。 从这则小故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即便是保持礼乐文化最好的鲁国，其对礼乐文化的研究和理解也很不够了。这充分说明了礼乐在当时被破坏到了何种程度。 另一件事则更能说明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荒芜状况。鲁宣公十六年（公元前593年），晋将士会带兵灭掉了赤狄及其余部留吁、铎辰，立了大功。晋侯向周天子请求册封，任命士会做晋国的中军主帅，兼做太傅。不久，周王室发生了内乱，晋侯派士会去协和王室，周定王宴请他。宴会开始，上来的是带骨头的肉块。士会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向旁人打听。周定王听到了，就将其召至跟前说：“季氏（“季”是士会的字），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意思是说，你没听说过吗？周天子招待公侯用享礼，招待卿用宴礼。这是周王室的典制呀。所谓享礼就是把杀掉的整个牲畜端上来，称为体荐，宴礼则是端上带骨头的碎肉块，称为折俎。士会也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贤大夫，后人称他为随武子，可他已经做了晋国的正卿（执政官），仍不了解周王室的典制，可见当时周礼的荒废程度。士会在此次朝见周天子时丢了丑，回到晋国之后下大力气修晋国之法，尽可能地恢复周礼。 跟士会差不多的人物还有鲁国的孟僖子。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他跟随鲁昭公去楚国朝见，途经郑国，郑伯在公历设宴慰劳鲁昭公。这次外交仪式由孟僖子做“介”（主持仪式的副使），结果，孟僖子“不能相仪”，主持不了这个仪式。到了楚国，楚国以郊劳之礼招待鲁昭公，孟僖子也不知道该用什么礼仪答谢。孟僖子也是鲁国的贤大夫，可此时他都没能力“相礼”了，可见周礼之不兴到了何等地步。像士会一样，孟僖子也是知耻后勇，回到鲁国后，凡是听到有懂礼仪的人，他就去请教。临终的时候，他还嘱咐两个儿子一定要做孔子的学生（孔子是研究周礼最权威的专家），以弥补自己生前的遗憾。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后来果然都成了孔子的学生。 “物极必反”，看到周朝礼乐文化荒芜到了极点，以孔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春秋贤者感到非常痛心，立志要恢复周礼。这一点，大概就像今天一些人努力弘扬传统文化差不多。同时，春秋后期的一些人也有学习周礼的心理需求——经过一段痛苦的社会转型之后，人们总是要寻找安稳身心的文化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横空出世了。他是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不仅全面地掌握了周礼的种种仪式，而且还“与古维新”，从周朝的礼乐文化中提炼出“仁”的思想。孔子通过周游列国和兴办私学，广泛地传播了“仁”的理念，最终成了儒家思想的大宗师。 周礼在乱世中的命运，其实是一切优秀文化在转型时代遭遇冷落及随后慢慢复苏的一个缩影。在一个心浮气躁的转型社会，人们最先去追逐的肯定是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眼前利益。于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乃至物欲横流就会成为一切转型时代的最初症候。但是，就像巴金所说，“人是不能光靠吃米活着的”。金钱可以买来物质和欲望的满足，但它购买不到心灵的充实和喜乐；权力可以让一些人增加控制外部世界的能量，但它同样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优秀文化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具有超越性，能让人们从内心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力量。这种力量能让生命于平凡中获得尊严和高贵，能让生活与平淡处展现出诗意和浪漫。这就是优秀文化的魅力——其最大功能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当生存的基本条件满足之后，或者再通俗地说，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优秀文化也就成了人们进一步提升生命境界和提高生活质量之所必需。到了这种时候，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会成了时代的呼唤，作为对这种呼唤的回应，越来越多的人便会投入到优秀文化的研究、整合、普及和践行之中。经过众多仁人志士的努力，优秀文化之火种自会慢慢发展成燎原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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