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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板 桥 与 范 县 ——写在大型历史剧《清吏郑板桥》即将上演之际 贾 璐 一 范县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设县迄今，其间任县令者可以数百计，但是，从没有哪一位县令能象郑板桥那样在范县影响极深且远，甚至直到二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有关郑板桥的传说仍在范县民众中间流传。郑板桥这个名字在范县几乎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他与范县、与范县百姓建立了几近鱼水的和谐关系。他在离开范县数年之后，仍魂牵梦绕般的在《赠范县旧胥》中写道：“范县民情有古风，一团和蔼又包容；老夫去后相思切，但望人安于岁丰。”并说：“罢官后，当移家与范，约为兄弟婚姻。”可见与范县百姓感情之深。 郑板桥名變，字克柔，版桥为其号（早年曾用过“理庵”为号），有时在书画中自署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橄榄轩人，板桥老道人等。他是江苏省兴化县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十月二十五日。郑板桥出生时，其道家已经衰落，再加三岁上其母汪夫人即逝去，先后被其乳母费氏、继母郝氏以及姑母所抚育，因而，她的幼年生活是极其不幸的。所以，郑板桥一生对孤儿都极为同情和爱护。如他作于范县的《孤儿行》、《后孤儿行》、《姑恶》等诗，把孤儿、幼女的悲惨生活写的逼真、形象，读之令人凄然泪下，这是与他的亲身经历分不开的。他还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中特别嘱咐：“无父无母孤儿，村中人最能欺负，宜访求而慰问之”。 郑板桥之父郑立本，号立庵，是一位私塾先生。《板桥自叙》云：“父立庵先生，以文章品行为士先，教授生徒数百倍，皆成就。板桥幼随其父学，无他师也。”后来，郑板桥又就读于真州（今江苏仪征）之毛家桥。长大之后，他又随邑人陆震学作词。无论是作文还是做人，陆震对郑板桥的影响都很大。郑板桥对这位恩师也极为崇敬，很多年之后仍对其怀念不已。关于郑板桥的读书情况，《清史列传·郑變传》说他“少颖悟，读书饶别解”。他自己也说自己：“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尾蛇，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板桥自叙》） 和一般读书人一样，郑板桥也把谋求功名作为读书的最主要的动力和目的，即所谓“立功天地，字养生民”（《潍县署中与舍弟第无书》）是也。但是，郑板桥纵然胸藏万卷、韬略满腹，在文禁极严、以八股文取士的清代，他直到乾隆元年（1736年）四十四岁上，才得以第二甲第八十八名的资格考中进士。他在《板桥自序》中说：“板桥康熙秀才，雍正壬子举人，乾隆丙辰进士。”又经过六年的折腾，他才得以借乾隆皇帝的叔父慎郡王允禧之力，于乾隆7年（1742年）春，出人范县令。此时，他已是年逾半百、华发上头的老人了。 二 关于郑板桥在范县的情况，史籍中鲜有记载，清人的一些笔记、小说虽有述及，然终为只鳞片羽，难窥全豹。更有一些文人出于猎奇的动机，或夸大其辞，故作耸人之语，给郑板桥编织一些离奇的故事；或张冠李戴，把其他一些人的风流韵事安到郑板桥头上。所幸的是，郑柏桥毕竟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文人，他在范县的五年内，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诗、词、书信等。这就成了我们研究郑板桥在范县的思想、活动的极为宝贵的资料。 郑板桥到范县上任之初，是满怀喜悦之情的——经过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自己“达则兼善天下”的宏伟愿望就要实现了，从此就可宏图大展了，他能不由衷的欢欣吗？如他作于范县任上的《止足》、《有年》等诗，就是这种心情的真实流露。客观地说，郑板桥做官的目的不是为了残民自肥、聚敛财富，二是立志做一个”心存君国“的好官，以伸自己上报朝廷，下安黎庶的鸿鹄之志。他在未来范县之前，就在《将之范县拜辞紫琼崖主人》诗中说道：“莫以梨园留赋客，须教《七月》课豳民”。表示要象周朝的祖先公刘治理豳地那样，把范县治理成一个升平兴旺的“乐土”。再则，郑板桥饱读经史，淹通古今，深知为官作宦之不易。他告诫自己“兢兢奉若穹苍意，莫待雷霆始认真”（《君臣》）。 在范县任上，郑板桥主张政简刑轻、鸣琴而治、不事扰民的为官之道。他也确实身体力行，这样做了。清代郑方坤著《本朝名家诗钞小传·板桥诗钞小传》说他：“既得官，慈惠简易，与民休息，人亦习而安之。”他经常青衣芒鞋，深入民间访疾问贫。在他的诗中曾经这样写道：“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喝道》）；“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范县呈姚太守》）；“春雨长堤行麦陇，秋风古庙问瓜田。村农留醉归来晚，灯火千家望不眠。”（《自咏》）这些诗句，正式这种情景与情趣的真实写照。 郑板桥在范县任上，也确实有过恬淡自适的生活，这在他的诗文中多有流露。 “范县风俗淳厚，四民各安其业，不喜干涉闲事，因此讼案稀少，衙署多暇，闲来惟有饮酒看花。”（《范县署中寄郝表弟》） “拈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小院乌童调骏马，画楼纤手叠朝衣。”（《有年》） “讼庭花落，扫积成堆。时时作画，乱石秋苔；时时作字，古与媚偕；时时作诗，写乐鸣哀。闺中少妇，好乐无猜；花下青童，慧黠适怀。图书在屋，芳草盈阶。昼食一肉，夜饮数杯。”（《止足》） 这确实反映了郑板桥这一时期闲淡高雅而又富有情趣的知县生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从中看到，郑板桥上任之初，就始终被一种消极退避的情绪所困扰，而且，随着时日的推移，这种困扰愈益沉重。请看如下诗文： “将白头供作折腰人，将毋左？”（《满江红·思家》） “官舍冷无烟，江南薄有田，买青山不用青钱。茅屋属间犹好在，秋水外，夕阳边。”（《唐多令·思归》） “门径薛萝荒不剪，绿林板桥断，空流水，总不作，抽身计……不但古贤吾不逮，看眼前何限贤劳辈，空自费，官仓米。“（《贺新郎·食瓜》） “青春在眼童心热，白发盈肩壮志灰。惟有莼鲈堪漫吃，下官亦为啖鱼回。”（《怀李三鱓》） “若不速去，祸患丛生……速装我砚，速携我稿；卖画扬州，与李同老。”（《署中示舍弟墨》） 他甚至在《范县署中示舍弟墨》第二、第三书中，谈到如何在老家置房产田地，作为自己的退身避世之所。郑板桥之所以经常流露出消极退避的情绪，大概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封建社会所赋予正直的文人士大夫的通病，也是他们自视为“清高”的一种表现，屈原、陶潜、严光等无不如此。一方面，他们居官后更加清楚地看到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常，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吞蚀的残酷现实，不免会产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步入官场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社会的黑暗和民众的疾苦，认识到“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报负并非那么容易实现。“达”了之后既然不能“兼善天下”，那么，“穷则独善其身”，剩下的就只有归老林泉，做远避尘世的逸民了。更何况郑板桥生活的康、雍、乾三朝，派系斗争更为激烈，对汉族官吏的防范也更为严酷。所以，郑板桥萌生“抽身计”的念头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郑板桥的做人之道与做官之规发生了冲突与错位。郑板桥居官之前曾长期卖画于经济发达，思想活跃的扬州，侧身于市民之中，养成了傲睨狂放、落拓不羁的性格，“坐是得狂名”（《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百三十三《郑變小传》）。郑板桥之所以被列入“扬州八怪”，除了他的诗、书、画艺术不守绳墨、独树一帜，被正统文人视为“怪”之外，还因为他的生活也常有“逾规”之处，这在他的一生中，是俯拾皆是的。而作为一县之长官，却要求他端庄整肃、举止有体。显然，郑板桥与此是格格不入的。他在《范县答五方上人》中说道：“變宰此士，两更寒暑，疏放久惯，性情难改。因此屡招物议，曰酒狂，曰落拓，曰好骂人……” 郑板桥还因此受过参劾。郑方坤著《本朝名家诗钞小传·板桥诗钞小传》也说他：“……嵚崎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世方以武健严酷为能，而板桥以一书生，欲清静无为，坐臻上理，闻者实应且憎，不则怒骂谴诃及矣。” 郑板桥也每为之所苦恼。他在《范县署中寄郝表弟》中曾专门倾诉了饮酒不得尽兴、言语不得高声的苦恼。并说：“我今直视靴帽如桎梏，奈何，奈何！”因此，他十分怀念居官前在扬州那种虽贫困、但却很自由自在的卖画生涯。“日卖百钱，以代耕嫁；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免谒当徒，乞求官舍；座有清风，门无车马。”（《署中示舍弟墨》） 再次，郑板桥出仕以来官职未进一阶，也是他产生消极情绪的一个因素。毋庸讳言，郑板桥虽无发财之想，却有升官之念，不过，有些人盼做大官是为了发更大的财，而有的人盼做大官则是为了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郑板桥当然属于后一种情况。但是，纵使郑板桥恪尽职守、旰衣宵食地为百姓、为朝廷而操劳，到头来仍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县官。他在作于潍县任上的《自咏》中写道：“潍县三年范五年，山东老吏我居先。一阶未进真藏拙，只字无求幸免嫌。”在这看似自嘲、实为牢骚的字里行间，含有几多愤懑，几多辛酸，几多不平！既然自己的一腔忠贞、几多辛劳不被“当途”所赏识，壮志难酬，报国无门，何必再为此区区五斗米而做“折腰人”呢？ 要言之，在范县任上，郑板桥由盼做官，而且盼做大官，发展到为官方知做官难，甚至滋生了厌弃官场的思想情绪，当是可信的。 三 现在，我们该来谈谈郑板桥在范县作的诗文了，实际上，郑板桥并非以名官显宦的资格高标青史，他是作为一个文化人而名闻中外的。郑板桥在范县虽说公务在身，勤民听政，但仍然是“时时作画……时时作字……时时作诗”（《止足》），是相当勤奋的。 关于为文之道，郑板桥主张把是否反映民间疾苦作为评判诗文优劣的主要标准。他认为：“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板桥自序）。他既提倡向优秀文化遗产学习，又坚决反对泥古不化、依样画葫芦。他主张“学者出自眼孔、自竖脊骨读书可耳”（《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所以，在创作实践上，郑板桥的诗、文、书、画都独到见解，都能自竖旗帜。我们读郑板桥的诗、词或其他作品，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强烈、丰富、真挚的“民胞物与”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深刻地体现在对劳苦大众的关切与同情上面。 如他把农民的地位提得极高，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说道：“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这简直就是“异端邪说”。他还一再告诫堂弟郑墨，对贫苦农民“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在他的文集里，同情劳苦大众，为劳苦人民鼓与呼，可说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本质的部分。如作为范县任上的《孤儿行》、《后孤儿行》、《姑恶》、《渔家》及作于潍县任上的《悍吏》、《私刑恶》、《逃荒行》、《还家行》等诗词，都是“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痕多”的视民如伤、感人至深的作品。 再如，郑板桥对所谓“强盗”的态度也是迥异于他人的。他虽然不赞成强盗们打家劫舍的行为，但并不敌视他们，而是采取同情、规劝的态度。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说：“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写去质百钱救急也。” 他在《后孤儿行》中,详细的描述了孤儿被心黑手毒、谋财害婿的丈夫翁一步步逼为“强盗”的过程。甚至把强盗写的比丈夫翁和为民父母的县太爷还富有恻隐之心。所以，郑板桥居官之后，“治盗主捕而不主杀，问供亦不尚严刑”（《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在郑板桥的诗文中，咏史怀古之作为数亦不少。郑板桥生活的时代，正当清朝统治者对反清思想想施行残酷镇压的高潮，文字狱迭兴。特别是乾隆年间，兴文字狱几乎提到封建国家政策的高度，而且，构织文字狱的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吹毛求疵，深文周纳、 刻意附会都曾是构织文字狱的主要手段。虽然如此，郑挢仍在作品中抨击了统治者的罪恶和残暴，只不过是更为隐晦、更为巧妙罢了。如他在作品中高度评价和推崇岳飞、文天祥、郑所南等。即是惜以发泄对统治者的不满。又如他避开官刑恶而说私刑恶，避开暴君而说焊吏，好像是在为最高统治者开脱，实则，他的批判锋芒是直指最高统治者和封建制度的。 清人张维屏曾说：“ 板桥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三绝之中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郑板桥的”三绝三真“中，最值得肯定的应该是一个“真”字。唯有真，才善，才美，才可爱。对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才肯细心体察，创造出来的作品才会有真意，才肯细心体察，无粉饰，少做作，无卖弄。即使在居官之后，郑扳桥也仍不伪饰自己，而把一个“赤裸裸”的我拱盘托出，不藏不掖。在这一点上，他颇有点像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比如，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嗜酒如命，好吃狗肉，好骂人，等等。这无疑现他的直率，他的放荡不羁、藐视封建礼教的独特性格。 由于郑板桥长期生活于下层人民群众中间，在前代诗人中，他又最推崇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因此，形成了自己现实生义的文风。郑板桥的一些叙事诗写的朴实，自然，真切，几乎可以当作史诗来读。他作于范县任上的叙事诗《范县诗》、《二生诗》、《登范县城东楼》、《破屋》、《渔家》 等诗， 分別对范县的历史、 地理、人物、凤俗、物产等，作了了详尽的咏述。这对我们研究范县的历史，是极有助益的。 四 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扳挢依依惜别地离开范县，转任潍县令。在潍县的七年里，他仍然以疗拯民瘼为已任，努力为百姓办好事。乾隆十七年（1752年），潍县遇上了空前的荒年，人相食，道殣相望。郑板桥极力请求为饥民开仓放赈，为此得罪了上司和地方豪绅，遂愤而“扯破状元袍，脱却乌纱帽”，辞官而去。郑板桥“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清代学者像传》）。 郑板桥罢官之后，又到扬州操起了写诗卖画的旧生涯。这时期是他诗画创作的旺盛期和成熟期。他与汪士祯、 黄稹、高翔、金农、李蝉、李方膺、罗骋诸书画名家聚集于“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 的杨州， 徜徉山水、切磋技艺， 形成了著名的扬州画派" ， 后人称之为“扬州八怪” 。 而“扬州八怪”中， “突的应推郑极桥”（ 傅抱石语）。他的友人曾送他一幅对联曰“三绝诗书画； — 官归去来。”（见梁章钜《 楹联丛话》卷十二《杂缀》）对他的诗、书、画艺术作了极高的评价。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二月十二，七十三岁旳郑板桥在兴化县老家默默地离开了人世，葬于兴华县械东之管阮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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