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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天津大学（北洋大学）校友师昌绪 记者 靳莹
天大师生记忆中慈祥、睿智的师昌绪先生 摄影/韩宝志 11月10日，惊闻师昌绪先生逝世的消息，天津大学博士生朱杉几乎不敢相信：“那位神采奕奕，有些风趣，爽快地给别人签名的老先生，竟然真的走了。”当他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转发该信息时，发现“圈子”里凡是材料领域的师生，几乎都已转发…… 作为“天津大学师昌绪奖学金”获得者，朱杉在颁奖时还算与师老有过“亲密接触”；而仅有过“一面之缘”的天津大学年轻教师朱宝琳回忆起师老2012年做客“北洋大讲堂”的场景也不免感伤：“92岁高龄的老先生身着西装，系着蓝色领带，为慕名而来的400余学子讲座，时长超过100分钟的讲座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放在手边的瓶装水一直未曾被打开。” 就在那次“北洋大讲堂”的讲座上，天津大学（北洋大学）老学长师昌绪曾向青年学子们娓娓道来自己“经历复杂、道路艰难，但始终敢闯、敢负责，始终勤奋工作”的“人生道路”。 立下报国志 师昌绪1920年11月生于河北徐水的一个书香之家。然而，虽有诗书传家，却难当战乱煎熬。上高小那年，正逢“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虎视华北，师昌绪“感到随时有当亡国奴的可能，包括老师在内的全班同学嚎啕大哭”，他后来回忆，当时“在一段时间几乎天天下乡宣传抗日”，“自幼种下了一颗‘热爱祖国，振兴中华’之心”。 在保定师范读书时，作为“保卫华北的预备队”，师昌绪每天早晨舞大刀、打形意拳，准备保家卫国。“毕业以后，没有条件练大刀了，我仍坚持练形意拳，后来又学了太极拳，一直坚持到80多岁”。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为了不充当日本的炮灰，师昌绪和家人一起步行南下，两天仅前行了40多公里。在方顺桥火车站，南下的列车苦等不至，一家人不得不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家中老弱妇孺走不动的留下，听天由命；日本人屠刀所向的青壮男子继续徒步南逃…… 月圆之夜，竟是生离死别。这是几代中国人都曾经历过的家国之痛。 “小小火车站，顿时哭成一片，连月色也显得惨淡无光”，弟弟师昌纶回忆，“哥哥很镇定，他没有哭，也不让我哭”。正如唐人陆龟蒙所言：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时。 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改变了师昌绪想当一名“高小教员”的梦想；苦难的生活经历，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1938年7月，因日寇入侵平津而被迫西迁的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在陕西省城固县合组国立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担任西北工学院院长。1941年，师昌绪翻秦岭、过潼关，千里跋涉报考了西北工学院采矿冶金工程系。 “当时报考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当时实业救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开矿炼钢当属首位；二是西工矿冶系设备比较齐全。”师昌绪没有忘记自己立下的“求学报国志”。“我认认真真的读书，每天晚睡早起，既不午休，也很少有周末。”。可是学院治学严格，一年级结业时，平均有三分之一左右被淘汰，不是留级，就是被勒令退学。“这种严格的系统学习，为我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师昌绪认为。 师昌绪大学四年平均分数为83.3分，名列第一，而第二名为78.5分。毕业那年，全校有5个人获得当时教育部“林森奖学金”，师昌绪和室友、后来担任了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名列其中。 “我们这代人为什么爱国情结根深蒂固，因为祖国受欺辱太深。使中国强盛、强大，是我们最根本的信念。”师昌绪说。 祖国需要我
年轻的师昌绪心怀祖国 图片摘自网络 1954年，在美国波士顿的玛布瑞街457号，住着三个中国留学生：张兴钤、林正仙，还有就是师昌绪。 隔着一条查尔斯河，就是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美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他们三人都在这所学校做着研究工作。波士顿的冬天比北京长，也冷，雪天多，雪也大。师昌绪穿着比较薄的大衣，每天顶着寒风，步行过桥，去学校工作。 这是师昌绪到美国的第八个年头了。1948年师昌绪赴美留学，先后获密苏里大学硕士学位、欧特丹大学博士学位，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 读博期间，母校北洋大学（1946年在天津复校）欢迎他回国任教，师昌绪欣然同意。但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9月，美国司法部就禁止学习理工医学科的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回中国，师昌绪是明令禁止回中国的35名中国学者之一。 此时，师昌绪刚刚起步的研究工作正一帆风顺——最初在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攻读硕士，他利用各种元素真空中的蒸气压不同的原理，从炼铅的锌熔渣中分离银获得成功，当时真空冶金尚处在实验室阶段，他的开拓性研究改进了百年来用锌提取液铅中金银的方法；他在欧特丹大学完成了有关铟—锑—砷三元合金相图的博士论文，为今天化合物半导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其“硅在超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为300M高强度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钢材的应用避免了飞机起落架因韧性或冲击值不够可能导致的严重事故，成为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世界上最常用的飞机起落架用钢…… “当时我在美国的生活挺好，但是那究竟不是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上大学期间，稠稀饭吃了4年，挺好；从美国回来吃窝头，也挺好。”什么都不能阻挡一颗为国效力、归心似箭的心。 师昌绪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国际著名金属专家柯恩教授不理解：“你要回国？如果是嫌工资少，地位低，我可以帮忙。”师昌绪表明心迹：“我不是嫌工资少，我是中国人，在美国我可有可无，可祖国需要我们。” 为了回国，师昌绪和留学生们想尽一切办法。1954年5月，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政府抗议美国无理扣压中国留学生回国，包括师昌绪在内的15位留美学生联名要求回国的密函以及随函附上的美国司法部扣留中国留学生的命令原件文本，就是最重要的依据。而此时，美国政府也打算以这些留学生的归国自由换回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当年12月，《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篇新闻报道，标题名为《被扣的35名中国人中的一个MIT人》，这篇报道的新闻图片下面写道：师昌绪，一位MIT的中国研究助理，盼望通过和美国人的交换回到“红色中国”去。 在这篇报道里，记者引述了师昌绪的话：“我这个人没什么政治见地……我还没结婚，我想我的家人很想看到我一旦回去就能结婚——要是我能回去的话……”此时，与师昌绪同在美国留学的同学李恒德已经获得了美国的释放令，在归国的海轮上，他看到了这篇报道。他曾回忆道：“我可以想见他和这位记者手舞身摇、谈笑风生地东拉西扯的情态，但就是不谈政治。昌绪回答记者的那些话，真真假假，令人发笑，似乎掩盖了他骨子里是一个‘敢于向艾森豪威尔挑战的人’。” 在美留学生们准备了给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师昌绪负责最繁重的印刷工作，最后向美国报界、议员、民众团体发出了200封公开信。 誓走兴国路 “师昌绪在美国的早期研究工作，已经预兆了他在未来半个世纪的伟大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柯俊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55年，师昌绪终于回到了“红色中国”。沈阳，当时我国仅有的重工业中心，正像19世纪、20世纪前半叶的世界各国工业中心一样，是灰的；地上的雪，是黑的。“来自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师昌绪发挥了与美国当权者斗的坚毅精神，挑起了高温合金室的重担，投入了新的战斗。”柯俊说。 高温合金是当时航空、航天与原子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而作为高温合金及合金钢常用的金属元素，中国既缺镍又无铬，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师昌绪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建议。 从1957年起，师昌绪带领中国科学院金属所攻关组常驻抚顺钢厂，参加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高温合金”联合攻关项目，解决了中国最早试制开发的高温合金GH30的质量问题。 他还在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推出了“包套挤压工艺”，为发展我国变形高温合金的加工工艺探索了新的道路。远在英国的高温合金专家普菲曾在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次报告上惊叹：“包套挤压工艺为变形高温合金的生产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研制出了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大幅度提高了发动机的性能。航空发动机的关键部分是高温涡轮，人称“发动机的心脏”，而涡轮叶片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叶片金属在长期工作中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决定了发动机的功率，也决定着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高度。因而，涡轮叶片的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航空发动机和高温合金的水平。而我国当时生产的是锻造实心涡轮叶片，要想研制出这种被美国严密封锁的技术，似比登天。 “既然美国已经用上了，我们就一定能做出来。”师昌绪接受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当时他手里所掌握的全部资料，只有一张航空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荣科画的空心涡轮叶片的外观草图。 在师昌绪带领下，金属所组织了上百名科技人员的攻关队伍。一个个技术难关被相继突破——制成M17合金，比原苏联米格21发动机所用的合金轻9％，将发动机安全系数提高了35%；采用真空精密铸造技术突破叶片铸造工艺的难题，在实验室研制出了我国第一片9孔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开发出超声波和X射线测厚技术，用于检测叶片和定位型芯……1966年，我国第一台铸造空心叶片装机试车成功。从师昌绪承接任务到完成技术攻关，真的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晚于中国起步的英国科学家研制这一技术，足足用了八年时间！ “有记者采访我，问我完不成任务怎么办？我说‘我完不成的任务别人也完不成’，要是不试的话，永远也完不成。”师昌绪曾回忆说。 在开发铸造合金的同时，师昌绪提出以“凝固过程研究”为学科方向，开发出了“低偏析技术”。1998年该技术获国际“实用材料创新奖”，是全世界12项获奖技术之一，在中国科学院金属所开发的合金钢及高温合金工作中得到应用。 步入耄耋之年，师昌绪仍全身心地投入到材料科学研究中，攻坚克难，终于重新启动了我国碳纤维的研发，他说：“国家需要的，我们就要试一试。”他所带领的国家队经过五年攻关和五年推广，所生产的国防用碳纤维已经应用于飞机和导弹，还带动了民用碳纤维的广泛应用。他在讲座中对学生们说：“我改变了研发体制，提出16个字：随机取样、集中测试、数据公开、优胜劣汰。好的，存在；不好的，out!” “实事求是”心
师昌绪先生阐释“实事求是” 图片提供/档案馆 师昌绪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人生在世，要对人类有所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做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2010年，他在应天津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友会之约专门题写天津大学校训“实事求是”时，将自己“人生的第一要义”和曾经激励他的母校校训结合了起来：“实事求是是做人、做事及做学问所要遵守的第一要义，也是富民强国第一基础。” 他评价自己：“我没有多大本事，既不聪明出众，也没有后台，只是肯努力，多读书、多思考、多观察、多实践；再加建国初期从国外回来，有一个良好的机遇，才有今天。” 这不是师昌绪第一次说自己“不聪明”。他在自己80岁生日时写过一篇自述，其中谈到自己“智慧平平，绝非一个聪明人”：“记得在北伐成功后不久，我是小学二年级，老师要求在一天一夜后能背诵‘总理遗嘱’，全班大多数都做到了，而我却因背诵不上来而被罚了站。”但“我学习十分刻苦，最后四年级毕业时统考，名列前茅，使我深知刻苦学习是关键。” 他的勤奋却是有目共睹的。“90岁高龄的时候，师昌绪仍然坚持着工作。2010的时候，他几乎还每个月都要出差。”天津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宋诗哲因为一直参与师昌绪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科技部“973计划”项目，和师老的历任秘书都比较熟，也了解师昌绪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2010年，师老全程主持了973项目验收会，他知道我要到退休的年龄了，还关切地问我，退休后天津大学是否还有老师延续这个项目。”宋诗哲说， “师老特别强调基础研究也要联系实践。在做核电材料防腐课题的时候，我们负责现场检测，他每次见到我都要问我是否去现场检测了。在结题的时候，我特意向他汇报我们做了现场实验。” 正如“实事求是”并不等同于墨守陈规，作为战略科学家的师昌绪认为，“我们现在不缺钱，缺的是激情，缺的是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重视原始创新是领先世界的重要标志之一”。 师昌绪早年重视金属腐蚀研究，坚守中科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长达几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他主持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遴选，建立的一整套评审制度一直延用至今；1993年，他与五位学者联名提出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上世纪90年代，他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第一届“学部咨询工作委员会”主席期间，组织专家提出“东部应大力发展核能，西部以新能源为主，华北地区高效利用化石能源”的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他积极推动我国生物材料研究组织的国际化，在他建议下，由中国科协组织成立“中国生物材料联合委员会”，该联合会1998年加入了国际组织……
师昌绪先生题词时落款为母校（天津大学）“兼职教授” 图片提供/赵乃勤 他同样关心母校的“战略发展”。2009年，天津大学金属材料专业成立50周年，“操办”该活动的赵乃勤教授请师老的秘书帮助邀约师老题词。“没想到师老爽快地答应了，很快寄来了题词。”师昌绪在题词中说，金属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必不可或缺的一类关键材料，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解，发展前景光明。祝愿共同努力，不断开拓创新。”师老的嘱托，我们一直铭记于心“，赵乃勤如是说。
先生有自己的“快乐经” 摄影/韩宝志 师昌绪说自己活得很快乐，秘诀就在于“一不发愁，二不攀比，三要多做好事，四要正确认识自己”。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来风常去师昌绪家里做客，陪老人说说话。“师老从来不抱怨。‘文革’的时候挨打，他从来不讲，我听别人讲，问他是不是真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他说起来一点都不伤心，特乐呵地说，啊，是啊！” 师昌绪先生曾在《师昌绪在2010年90岁仍很忙碌》的自述文中说：“爱国是一种永不衰减的动力。我现在的所有动力几乎都源于小时候形成的爱国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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