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天人们主体性日渐丧失的时候，在人们对科技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在人的理性被提高到不应有的地位而人的情感、意志等被贬抑到不应有的地位的时候，当我们已经无以安顿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当我们机械地一天又一天地重复昨天的故事从而失去生活意义感的时候，当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失去了基本的人文关怀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呼唤生命哲学的关怀？ 作为生命哲学的创始人，狄尔泰反对当时西方盛行的实证主义所主张的要求一切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 首先，研究对象不同，自然科学以外在的事物为对象，人文科学则以历史的、社会的现实，即人的活动为对象；其次，目的不同，自然科学是通过对物体的外在因果关系的认识，以把握固定不变的自然规律，人文科学则通过人的内心的体验或理解以领悟丰富多彩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再次，方法不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接触或干预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人文科学的方法则是体验内心生命或精神的“解释学”的方法。 在狄尔泰看来，孔德所首创的实证主义坚持自然科学是人类文化的典型，夸大了自然科学方法，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是对活生生的生命的抹杀，是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否定。 从某种意义上，狄尔泰做的是和康德一样的工作。让理性、让自然科学待在自己的限制内。狄尔泰拯救了人文学科。 狄尔泰认为生命是世界的本原。生命不是简单的身体活动，不是实体，而是一种不能用理性概念描述的活力，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永恒的冲动，是一股转瞬即逝的流动，是一种能动的创造力量。它既井然有序，又盲目不定；既有一定方向，又不能确定。 生命是每一个人都能通过自我的内省而体验得到的，人们对它心领神会。它表现出来就是知觉、思想、情感；再进而表现为语言、道德、哲学、法律、艺术、宗教、国家、社会制度以及历史等等。他认为，一切社会生活现象都是“生命”的客观化，整个人类社会正是靠着生命之流连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狄尔泰认为，一切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一切外在世界的存在物，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等，都是生命冲动的外化。所谓自然界不是别的，无非是生命冲动遇到障碍所确立起来的东西，它只是生命体现自身的工具。因此，万事万物都是生命冲动的外化或客观化。 生命哲学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是在西方理性主义的绝对统治下为人的非理性因素（如人的意志、情感以及人的当下生存感受等等）赢得了一席之地。 由于生命哲学的非理性特征使深受理性主义浸润的近现代人无法接受，生命哲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唯心主义的代名词而遭贬斥。对于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生命哲学虽有其不足和瑕疵，但他们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却是值得我们认可的。 在今天人们主体性日渐丧失的时候，在人们对科技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在人的理性被提高到不应有的地位而人的情感、意志等被贬抑到不应有的地位的时候，当我们已经无以安顿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当我们机械地一天又一天地重复昨天的故事从而失去生活意义感的时候，当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失去了基本的人文关怀的时候，难道我们是不是应该呼唤生命哲学的关怀？ 生命人人都有，但是“只有经过反思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因而并不是人人都有值得过的人生。而要获得“值得过的人生”，就必须让我们的生命接受生命哲学的洗礼，用经过反思的生命信念指导我们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哲学”的桂冠不应只属于一个学派，而应属于每一个人。 人文世界不是僵死的、机械的世界，而是一个自由的、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生命问题是狄尔泰一生思考的核心问题。他花费了毕生精力，与自然科学划界，为人文科学争地盘，提出了与自然科学不同的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的标准，这就是体验、表达和理解。他说： “只有当体验、表达和理解的网络随处成为一种特有的方法时，我们面前的‘人’才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生命在体验、表达和理解中存在着，因此，只有精神科学才是对生命的解释。 生命哲学认为生命不可规范约束，但生命可以陶冶。陶冶论的代表德国教育家李特以诗意的语言描述了“陶冶”达到最高境界的情境：犹如人们从无底的存在深渊之不可言状的迷惑中挣脱出来，而达到广阔的平原上，心胸顿时开朗，感到宇宙万物、天地人生都在我的胸中，和我的心灵产生共鸣，形成一种水乳交融、天人合一的关系。陶冶适于人的生长过程，尤其对精神生命的眷养，因为陶冶所打开的是一个充满着可能性的、开放性的、柔软的、情意与认知水乳交融的、自由的心灵星空。师生可以头顶着这个星空，“诗意地栖居”在学校教育教学生活中。 这种力量是任何其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 没看够？摸这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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