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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渐行渐远的激情岁月 来源：天涯新知 / 文化 作者： 聂作平 时间：2014年11月17日
一只叫马克多斯的蝴蝶
1979年12月29日，气象学家洛伦兹在华盛顿演讲时宣称：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几天后会在得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龙卷风。这一论断被称为蝴蝶效应。它常常用来说明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之间有着怎样意想不到的关联，也用来说明微小的波动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变故。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坐在重庆江北的一家茶楼里听两鬓飞霜的王老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时，无端地，我一下子联想到了蝴蝶效应。
1965年，当如今的王老还是小王时，他就读于上海某名牌大学机械专业，炎热的夏天，正是毕业之际。按小王的预想，他将毫无悬念地和女友一起留在上海，因为他和女友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更何况，他的父亲还是市委某部门领导。但完全没预料到的是，他接到的分配通知竟是去四川重庆，去一家代号为456的机器厂。小王此前从没走出过长三角，对他来说，重庆那家机器厂，遥远和陌生得如同月球。然而那是一个以服从组织为天命的年代，他只能揣着一纸派遣证，告别了含泪的女友，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挤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穿过辽阔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多湖汊的荆楚大地，一头扎进了重庆的大山沟。从此，他的人生轨迹被改写：因为分处两地，女友在两年后和他分手。他在重庆的工厂里，结识了一位来自哈尔滨的姑娘。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十多年前，他才从那家服务了大半生的工厂退休。如今，这位老上海已然成了地道的老重庆，惟有一口明显的上海腔，表明他并非这座城市的土著。
那只改变了王老命运的蝴蝶，是北部湾里游戈的一艘名为马克多斯号的美国军舰。1964年8月2日，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交火，并击沉越南鱼雷艇。随即，美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并于7日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史称北部湾事件或东京湾事件。北部湾事件成为越南战争的分水岭，标志着美国由此前只派军事顾问和提供军事装备发展到全面军事介入。
中国是越南的邻邦，中共是越共的亲密战友，对北部湾事件的升级，中共高层高度关注。毛泽东在抗议美国入侵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重新考虑的行动，指上一年毛泽东曾表示要下放权力，自己骑着马去考察黄河。
众所周知，1964年的中国正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渐渐喘过气来，在上一年制订的三五计划中，国家计委提出要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现在，随着美军对越南的直接介入，毛泽东开始考量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建设到底是以吃穿用的民生为核心，还是以准备打大仗的备战为主导。显然，毛泽东心中的天平倾向后者。他在当月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毛泽东的担忧并非忋人忧天，而是有着极为现实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独国家，这个国家正面临四壁合围的窘境。当是时，中国南部，越南战争已然升级，战火大有烧到中国大陆的苗头；东边，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时刻不忘反攻大陆，美军高空侦察机随时深入内陆，美军举行的几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均以红色中国为假想敌；西面，中印交恶，摩擦不断；北方，漫长的边境线上，以前是可以依靠的老大哥，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老大哥一下子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次高层会议上说，“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作为最高统帅，毛的意见一言九鼎。于是，中央很快做出决定：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由吃穿用改为备战，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予以保证。
因此，一言以蔽之，三线建设就是为了打仗。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战争并没有如同毛泽东预言过的那样真正发生，但千千万万个像王老那样的三线建设者，他们的命运却因之而改变。随着王老们的命运的改变而改变的，是西部偏僻蛮荒的大山深处，始无前例地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现代工厂。
为什么是重庆
作为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词语，三线在中国曾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尽管许多人在三四十年前就知道三线和三线的含义，但这个词语真正出现在官方媒体上，已经是时过境迁的上世纪90年代――在之前的文件和宣传资料里，三线一词一律用某某或XX替代。
那么，何为三线？
按中央军委当年的定义，三线是将全国的国土按照距离边防海防的远近，划分为三部分。其中三线是指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雁门关以南，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从行政区划上说，三线地区基本包括属于内陆的四川－－含今重庆、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和宁夏7个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中靠近内陆的一部分。习惯上，西南和西北地区俗称大三线，而各省份自己靠近内陆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三线所涉及到的13个省区，它们大体位于我国大陆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边界上千公里。在大三线周边，耸立着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和吕梁山等高大难越的地理单元，使得大三线如同拥有铁壁铜墙的巨型堡垒。
尽管大三线涉及到13个省区，但被群山环绕，自古以来就交通不便的四川，才是最为理想最为重要的大后方；而四川原辖下的重庆，更因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成为三线建设的中心。从地理上讲，重庆周边是横亘的山脉和高原，长江黄金水道迂回穿越境内；从历史上讲，抗战时期，当大半个中国沦入日军之手时，国民政府之所以能赢得那场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有预见地将首都迁往重庆，依靠重庆和四川的力量反败为胜。
对于重庆为什么会被选为三线建设的中心和兵器工业基地，曾任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马述林先生总结为五个方面：其一，当时四川人口多，地域广，物产富，自然条件好；其二，重庆的兵器工业基础雄厚；其三，重庆有重钢、特钢两大钢铁工业基地；其四，重庆的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布局合理；第五，重庆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当时西南最大的火电厂。概言之，正是重庆具有的自然环境、前期基础和能源储备三大优势，深深地吸引了决策者的目光。于是乎，重庆成为三线建设的中心和后来确定的四个重点城市――另三个分别是贵阳、安顺和绵阳。于是乎，按照“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的设想，重庆以其自身的工业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三线建设的主战场。
1964年9月，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小组成立，并合同五机部组织的西南地区勘察选厂工作队一道，深入到重庆周边山区选厂定点。工作队走遍了重庆地区的山山水水和所有搬迁厂址后，编制出了《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紧接着，世界工业史上罕见的大事拉开序幕：在重庆主城区周围的大山里，无数座深山被夜以继日的劳作削平或掏空，数以百计的庞大却只生产单一产品的兵工厂，在闷热潮湿、山高路远的大山深处悄然扎根。三线建设的复杂、艰巨和浩大，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事例来略作说明：位于涪陵的重庆建峰化工总厂，代号816。该厂厂区有一列海拔1100多米的大山，山体中，挖掘出了19个规模惊人的人工洞穴。这些洞穴总长达20公里，每个洞穴都可供大型卡车在里面急驰，洞穴最高处足有20层楼那么高。群峰之间，耸立着一座100多米的尖塔，那是为洞里通风的排风塔。从上世纪60年代开建，到80年代停工，长达20年的劳作，工程却仍然没有完工。
三线人的典型生活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南边缘，不仅重庆主城区是典型的山城，重庆下辖地区，也以丘陵和山地为主。这里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崎岖起伏的地表上，翠峰矗立，碧水萦回。和平时期，重庆的这种地貌特征，并不适宜布局大量的工厂，但三线建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为了迎战备战，因此三线建设的工业布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虽然这一原则与人类工业史上形成的煤铁复合型、临空型和临海型工业布局背道而驰，但非常时期有非常之举。重庆的地貌特征，天然地对应了“靠山、分散、隐蔽”的三线建设原则。
“靠山、分散、隐蔽”的工业布局决定了两点，一是大量重要企业千里迢迢地从上海、北京和东北等沿海沿边地区搬迁到大山深处；二是大量三线建设所需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背井离乡，从遥远的北方或东南沿海，深入到祖国腹地。三线建设历时15年，据统计，不包括员工家属和就地参加建设的员工，单是从外地迁入三线企业者，就多达450万人。当年，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重庆又是四川的重点，因此尽管缺少一个重庆三线建设者的准确数字，但估计至少也有数十万之众。
个人总是从属于社会的，尤其是在上世纪中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国家的需要成为个人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惟一选择。更何况，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有关部门在挑选三线建设者时，必须着重德、才两个方面，即政治上的可靠和业务上的精通，是故才有“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说法。在这种红色舆论之下，能够参与三线建设有时甚至是一个家族的光荣；而在宏大叙事的掩映下，当年的艰辛和苦难被轻轻地忽略了。
我看到过一张照片，照片上，五个中青年男子，两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外加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太婆，他们面带微笑，如同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一样，即便微笑，也含有几分警惕和矜持。从他们的穿着可以看出，他们生活优裕，应该是大城市居民。照片上方写着“欢迎新民表弟支援三线留念”。显然，这一大家人穿上体面的衣服来到照相馆，庄重地拍上这么一张合影，是因为他们把表弟支援三线建设视作了家族的一桩大事和壮举。很可能，这乐呵呵走进照相馆的一家子，谁也不曾预料得到，表弟支援三线，居然会付出一生的时间和精力，而表弟即将经历的艰难，更是大城市的这一家人前所未闻的。
三线建设的另一个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今天看来，这一原则明显和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相牴牾，但在斯时的政治环境下，却是天经地义的革命精神。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一方面使得这些内迁的工厂得以最为迅速地投入生产――如重庆浦陵机器厂系由上海浦江机器厂迁建，一半留上海，一半迁重庆北碚。重庆的厂址是以前的一家玻璃厂，略加改造成为机器厂车间。当时，重庆方面设计了车间平面图，哪台机器放哪儿都做了明确标识。平面图拿到上海，上海再按图纸所需的机器搬迁，并将搬迁的400多台机器编上号，操作机器的工人随着自己的机器一同前往重庆。到重庆后，工人们住在窝棚和干打垒的土胚房里，仅仅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就完成了所有设备的安装调试，顺利投产。
年过花甲的韩庆普先生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在重庆南岸的一家光线幽暗的茶楼里，这位曾出任过四川仪表三厂总经济师的三线亲历者，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那段已然隐没的激情岁月。
韩庆普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老家江苏淮阴，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家庭条件甚好。因此，毕业之际，他打算留在北京或是回江苏老家。孰料，学校却将他分配去重庆。那时候，对他来说，重庆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理名词。和重庆相关的地方，他只知道鬼城丰都。尽管万分不情愿，但组织决定高于一切，他只得跨上了西行的列车。整整70多个小时后，他被绿皮火车扔到了重庆――一个满眼破旧房屋，街道起伏坎坷的陌生城市。到了重庆，他才知道，他将要报道的工厂，并不在城区，而是在距城区还有几十里地的北碚。火车站没有通往北碚的班车，他只得背着行李找到一家小旅社住下。第二天，厂里派来一辆吱吱作响的大卡车，将他和几个同学拉到了北碚――重庆北部的一个小镇。更要命的是，后来他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甚至还不是北碚这个小镇，而是更加偏远的一个叫水土的地方。
水土是一个比北碚更偏远更微型的小镇，而韩庆普工作的川仪三厂，则在水土的河对岸。这条河就是堪称重庆母亲河的嘉陵江。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韩庆普服务的工厂，无疑出现得非常突兀：远处是起伏的山脉，沉沉地奔向天边，近旁是大片大片的田野。春天来时，田野上铺满了金黄的油菜花，一些低矮的农舍如同孤独的岛屿，漂浮在油菜花的海洋中。油菜花覆盖的山坡下，湍急的嘉陵江静水深流。在这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中，韩庆普工厂的厂房像是一些不速之客，东拉西扯地依山就势，如同绿地毯上打了一些刺目的灰补丁。在这里，机器的轰鸣与牛羊的哞叫交织在一起，慈竹婆娑的身影和厂房硬朗的倒影交织在一起，下班后散步的来自北京上海的工人和担粪劳作的当地农民交织在一起，普通话上海话和重庆方言交织在一起……
在这种看似浪漫的田园工厂背后，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生活的艰辛。我曾经以为，像韩庆普这种外来者，在重庆所遭遇的最大不适可能来自于川菜的麻辣，但韩庆普否认了。“那时候年轻，口味很容易就适应了。最大的困难还是工厂偏僻的地理位置带来的。”韩庆普说，由于工厂和那个点一支烟就能走一个来回的水土镇也隔着汹涌的嘉陵江，工厂便纯碎处于农村。买菜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没结婚时顿顿吃食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尽管大师傅们也想给大家改善生活，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只有最基本的两三种疏菜。有爱开玩笑的工人对伙食团长调侃说，我真佩服咱们这些大师傅，本事大得出奇，竟然能把所有的蔬菜，都做出同一种味道。结婚成家后独立开伙，买菜只能选择在星期天。天亮时，韩庆普背上竹篓，坐着小木船和当地农民一起到水土赶场，买回一个星期所需的菜蔬。一旦没买够，就意味着剩下的日子只能吃白饭。韩庆普和一名来自陕西的三线建设者结婚后，生育了两个女儿。那时候的产假是50多天，双方的父母都远在外省，又没有经济能力请保姆，因而孩子还不到两个月时，就必须送进厂里的托儿所――那时候，为了解决员工后顾之忧，每一家三线工厂都建有一个或多个托儿所。哺乳期的女工，每天上下午各有半小时的哺乳时间。时辰一到，总能看见一些穿着工作服的女工，三两步跨出高大的厂房，急匆匆地朝托儿所跑去。于是，以机器粗重的喘气声为背景，婴儿清亮的啼哭被山风吹得又细又远。
与物质匮乏如影随行的，是文化生活的阙如。没有电视，没有电影，甚至连收音机也少有，惟有架设在厂区高处的大喇叭，每天会准时播放一阵样板戏和革命歌曲。韩庆普记得，当年最大的娱乐就是打扑克或下围棋。韩庆普的厂长是个老资格的南下干部，经常提着一副围棋，到处找人杀一局。谁要是输了，就拿出烟来给大家敬一圈。因此，在两个抓耳挠腮的“棋手”背后，总是拥挤着一群拉长了脖子的围观者。上世纪90年代初，川仪三厂一部分迁到了条件相对优越的北碚，为解决员工在北碚和水土之间的通勤，厂里购进了一台大客车。谁知，1994年的一天，这辆满载员工的大客车竟然一头栽进了急流奔涌的嘉陵江，13名员工死于非命。
当然，在韩庆普的记忆中，不仅有这种沉痛的往事，也有着欢乐的过往。由于厂区辽阔又地处乡村，厂里曾经建有养猪场和渔塘。逢年过节，每个员工都能分到一大块猪肉和几条鲜鱼。有一年，韩庆普的岳母前来探亲，正值厂里分发猪肉，老太太由衷地感叹说，“你们厂的待遇真好啊！”
三线企业的标本
重庆和其原来所属的四川，历来是中国最稳定可靠的大后方。三线建设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国时期的国府西迁。事实上，不少抗战时期内迁的工厂，一直到三线建设时期都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至于三线建设本身，毛泽东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蒋介石在面临日本的全面入侵时将工厂和学校西迁入蜀性质相类，所以，毛说过，“蒋介石的经验也要学。”
重庆主城区以南的万盛区，地处大娄山北缘，在万盛下辖的丛林镇海孔村境内，喀斯特发育形成了一个足有六七层楼高的巨形溶洞。抗战时期，与之相距不远的南川县城屡遭日机轰炸。其实，日机要炸的不是南川县城，而是隐藏在这个洞里的第二飞机制造厂。只是，山高洞深加上大面积的森林覆盖，日军始终没能找到飞机制造厂的具体位置。1938年，国民政府就是以海孔村的这个天然溶洞为中心，建起了一家飞机制造厂，并从洞中飞出了第一辆轻型运输机。几十年后三线建设拉开大幕，这座沉默多年的溶洞周遭几平方公里的大山又一次充满喧哗与骚动――一个叫作晋林机械厂的以生产火炮为主的兵工企业被布局在这里。
与规模相对较小的川仪三厂相比，规模更大的晋林厂更具三线企业的标本意义。
首先，晋林厂最充分地体现了当年布局三线企业，尤其是和军工产品有关的企业时所遵循的“靠山、分散、隐蔽”原则。晋林厂所在的海孔村，地处重庆和贵州交界的崇山峻岭中，不要说外地人，即便是本地人，也对这些林木幽深的山峰知之甚少。“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一度被极端地改为“分散、隐蔽、进洞”，而海孔村的那个巨型溶洞，是一家兵工厂再好不过的天赐厂房。其次，由于地处偏僻山区，几千员工和更多的随迁家属既要生产也要生活，因而就像几乎所有三线企业一样，一律实行企业办社会：工厂里，除了生产车间外，子弟学校、幼儿园、电影院、职工医院、粮油食品供应站、商店、招待所、邮电局……一应服务机构无所不备。我大学毕业时，曾在一家比晋林厂更大的三线企业工作过，那个企业除了这些服务机构外，还设有公安分局、消防中队、铁路专用线和职工大学，用厂里人的话说，除了火葬场，一个城市应该有的东西它都有。第三，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再加上大山的封闭阻隔，全厂职工几乎过着完全相同的日子。用一个在三线企业长大的亲历者的话说，“过去谁家都住一样的小房子，喝一样的水，从同一个食堂里买饭，每天都在一样的时间吃饭，每天早上都排在同一个半山腰的茅房外等着上厕所，谁家有好吃的全厂的人都知道……”
晋林厂极盛时期，员工和家属合在一起约有七八千之众，相当于一个小镇的规模。在附近农民看来，这些按时上下班领月薪吃商品粮的工人，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但在真正的城里人看来，这些住在大山沟里，在一个封闭的单元里生活和工作的人，无疑和乡下人相差无几。这种极富落差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出，那些来自繁华世界，来自上海北京哈尔滨天津的年轻人，他们在深山里将会忍受怎样的落寞与忧伤。
曾在三线企业生活过的导演王小帅，拍摄了两部以三线企业为题材的电影，其中一部叫作《我十一》的片子，其拍摄地就在晋林厂。穿行于晋林厂，时光仿佛被冻结在了30年前：巨幅毛泽东画像和已经斑驳的充满那个逝去时代特色的标语；长满杂草的高高低低的小路；早已废弃不用的车站和粮站；可以想象得出当年巍峨盛况的大礼堂；曾经开满鲜花的花坛里，留守的退休职工种上了绿油油的蔬菜；多年不曾使用的车间，东一堆西一堆地放置着锈迹斑斑的工具；当年人声鼎沸的筒子楼，如今是老鼠和蜘蛛的乐园。站在厂区背后的山坡上极目远眺，错落起伏的建筑物像是谁把它们失手抖落在台地上，太阳下，我似乎闻到了一股发霉的味道正在慢慢地扑过来……
当三线已成往事
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那些把重庆视作畏途的外来者，渐渐习惯了这里潮湿的冬天和闷热的夏季，以及无辣不欢的川菜和脾气火爆的重庆人。韩庆普老先生告诉我，在重庆生活几年后，他的口味明显地被改造了，以至于在家做饭，他做得最多的不是老家的淮扬菜，而是重口味的川菜。当然，这些移民也还固执地保留着一些固有的东西，比如口音。尽管在重庆已经生活了40多年，但韩庆普仍然是一口带有江苏口音的普通话。
范时勇进入三线企业工作时，三线建设已经基本结束。不过，他的同事主要仍是当年被一纸调令从东部和北方集结而来的外地人，其中尤以上海人为数众多。范时勇印象深刻的是，那些上海同事在一起，总是操着范时勇这个地道重庆人听不懂的上海话。他对上海同事的一个最显著记忆，是到上海同事家里做客时吃不饱――可以想象得出，豪气直率的重庆人，一旦到精明客气的上海人家里，吃不饱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弹指一挥间，三四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千里转战的三线建设者，当他们已经主动或被动地习惯了重庆和山里的生活时，却突如其来地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冲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初决定大搞三线建设的备战背景已经被证明并不存在，而大批布局在重庆周边大山里的军工企业，面临着艰难的军转民的阵痛。即便是那些非军工企业，也因选址于交通不便的封闭山区而无法与同行竞争。随着国家计划的锐减乃至不复存在，它们也同样面临生存的巨大压力。
如同所有的三线企业一样，重庆的三线企业在此时进入了一个转折期。一些企业合并了，一些企业转产了，一些企业停办了，一些企业则选择了迁出大山。因为企业不景气，1994年，55岁的韩庆普提前退休。众多三线企业的关停并转迁，使得重庆周边的大山里，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工业遗址，成为重庆大地上最具时代烙印的人文景观。
海孔村的巨型溶洞见证过的晋林厂迁到了四川彭州，这座昔日人声鼎沸，马达轰鸣的兵工厂，如今人迹罕至，它最近的一次热闹是几年前王小帅在这里拍电影。电影里，晋林机械厂改为红旗机械厂。当那些以假乱真的理发店、电影院、粮油店在镜头前“重新开业”时，几个围观的老职工不由得潸然泪下。其情其景，颇有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凄凉和伤感。
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三线企业几乎不对外公开厂名，而是一律采用代号。比如5057厂，它实际上就是重庆铸钢厂，又称晋江机械厂。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晋江厂座落在重庆下辖的江津夏坝。夏坝地处山区，虽然山不算高，但群峰连绵，交通不便，晋江厂就座落在群山环伺的阴影里。尽管早在1982年，厂里就打报告申请搬出深山，但直到2003年，晋江厂才终于得以搬迁到距重庆主城相对较近的鱼洞。
员工和大量设备搬走以后，晋江厂在夏坝留下了一个日益破败的面积达800亩的空壳。如何处理这搬不动的厂区和厂房呢？早在晋江厂正式迁出前，厂方便着手处理这一遗留问题。后来，一家养猪场将这座工厂变成了饲养基地。其后，这里又先后成为啤酒厂和纺织厂厂房；之后，再次成为养猪场。从前冰凉有刺的钢铁味，出人意料地被猪粪味和猪食味替代。在夏坝老厂区，至今仍有不多的一 些不愿随厂搬迁的退休职工居住在那里，他们依靠微薄的退休工资维持生计，大片的厂区成了垦荒的好地方――他们握惯了铁锤和钳子的双手，握起了并不太熟悉的锄头，精心种上了成片的蔬菜和粮食。闲暇时候，他们偶尔也会绕着昔年曾流过汗效过力的车间转一转。日益破败的车间杳无人声，只有一些鸟儿扑打着翅膀，在高大的车间里飞来飞去。
从1964年到今天，40年光阴白驹过隙，三线建设已然尘埃落定。对于共和国历史上这段旁逸斜出的插曲，到底该如何评价？对此，专家们有他们的说法。比如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作者陈东林先生认为，“三线建设，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思考和奋斗的特殊产物。我们应该肯定它在军事上的成就。但如果从经济上来衡量，这是一场不划算的建设，甚至中间存在着较大的资源浪费。”抛开历史的功与过，如果仅仅对重庆而言，三线建设无疑是对这座西部城市的一次重要的工业和经济的输血。重庆能有今天的工业规模，和三线建设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正如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姝女士说的那样，“重庆作为三线建设最大的中心城市，在建设和调整过程中受益匪浅。”
金佛山位于大娄山脉北部，距重庆主城88公里，是重庆妇孺皆知的一座风景秀丽的名山。在金佛山西麓，有一座叫天星的小镇。天星镇郊的大山里，曾经有一座天兴仪表厂，它和晋林厂、晋江厂一样，都是三线建设的产物。上世纪90年代，天兴厂迁往成都龙泉，留下了大面积的厂房和宿舍。几年前，重庆有关方面打算把这里打造成全国惟一的一家三线建设博物馆。曾经在三线企业工作多年的范时勇，参与了这家博物馆的筹建。可惜，几年过去了，三线博物馆并没有如期开张，而是被并入了重庆工业博物馆。作为胎死腹中的三线博物馆催生出的惟一产品，是以天星厂旧厂房为基础，建成了一家三线主题酒店。三线主题酒店偶尔会有一些好奇的年轻人前来探访。对他们来说，三线建设的前因后果他们并不关心，这里仅仅是空气清新的金佛山脚下一座有特色的酒店。酒店外还可以看到他们所不了解的另一个时代的胎记：标语、喇叭、破旧的管道和斑驳的毛泽东像。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知道，曾经，有一些和他们同样年轻的来自异乡的青年，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30年乃至更长的时光。
行走在这蒙太奇镜头般的工厂里，莫名的，我想起了《我十一》中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红旗机械厂的一群青工因为争夺女朋友大打出手，在他们歇斯底里的喊杀声中，高音喇叭突然响彻云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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