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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西传探微
杨宏声
关于《易经》西传的时间，现有学术界的观点认为是在18世纪。本文从有关资料的分析推测中，提出了《易经》西传的时大大早于18世纪。在近代以前，甚至古希腊时期，都有这种文化传入的痕迹。文章进一步论述了提出“近代以前易学西传”假说的文化意义和研究价值。
作者杨宏声，1952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助理研究员。
问题的提出
《易经》何时西传，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可以概述如下：西方人最早接触研习《易经》是在16、17世纪之际，即耶稣会传教士最初来华时期，《易经》传入西方则是18世纪的事。不过，依笔者之见，在近代以前易学就已经西传。至少在中世纪时期，《易》的基本观念和符号图式就通过各种具体的学术交流途径而传入西方。近年来已有学者举出新材料加以说明。尽管这些新材料的可靠性和学术价值仍有待进一步考虑和论证，但对深化研究，无疑是有价值的。
早在数世纪前，耶稣会传教士中就有人提出《易经》与《圣经》的历史关系问题①，由此也就引伸出《易经》与西方文化渊源和精神传统的相关度问题。当时在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中，许多都是一些富于历史意识和世界眼光的人，他们饱受西方人文教育，对当时各种外来的知识潮流如同对其本身的宗教传统一样了然于心。因此，他们关于《易经》与《圣经》及由此而引出的《易经》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问题可能不完全是无稽之谈，而是有所依据的。由于此一问题本身亦是有争议的，我们暂且存而不论。
现在可以初步确定的是，《易经》以及与《易经》相关的观念和图式早在近代以前就已在西方世界传播，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传播过程与《易经》在东亚的传播过程相平行。虽然它不像在东亚那样是以直接的方式进行的，而更多地是通过中西亚意大利的地理阻隔和阿拉伯文化的中介，其规模亦不及东亚大且广泛。因此，在近代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里，易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是以一种相当隐蔽微妙的方式体现出来的。随着时的变迁，这种传播的事实和影响的痕迹已不易辨认，但仍然依稀可别。
依据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近代以前的易学西传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1.《易经》传入西方的“传说时期”，2.易学西传的“信史时期”或“古代时期”。传说不同于神话，因为其中包含了一定的历史因素，通过对传说的深入认识和清理，包含在传说中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就会显露出来。“信史”可能只是一些零星事实的陆续发现，也可能是系统的论证和说明。本文的立论虽然是假说性的，但笔者仍深信，近代以前易学西传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我们将看到，一旦我们能深入这一课题的底蕴，世界学术史上的某此已有定论的说法也许不得不作出重大的修正。
希腊古物上的《易经》卦象
近几十年间，由于世界范围考古材料不时有新的激动人心的发现，关于《易经》传入西方的时间有人提出重大的修正。在这种修正中，最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数年前一些学者在一件希腊古物上竟“发现”了《易经》的卦象符号。
1987年12月27日至1988年1月5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易经考古学研讨会”上展出了和《易经》直接相关的五百件古物。其中与《易经》西传历史有关的“是一件希腊出土的三千二百年前的陶盆，上刻很多古希腊人物和易经符号的图画，盆底用我国殷代文字刻有：‘连山八卦图，中国之历数，在遥远之东方’。这一件古物，不但可以证明中国在商代是同时使用连山、归藏两易，和证明易经与‘历数’的确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可证明中华文化或中国的易学，远在三千两百多年前便已由中国西北传入西方的希腊，要比英国《大众数学》一书中所说的：‘中国上古传下来的洛书，在两千四百年前便已传入希腊’之说，还早了一千年”②。三千两百年前，希腊正处于荷马史诗时期，而英国学者所说的洛书西传时希腊则处于古典文明的鼎盛时期。上古时期，中国与西亚文明的联系屡有学者论及，不过由于文献不足，一直未能透彻地澄清过。美国易经考古学研讨会之后，世界多家报刊都纷纷加以报导。由于参加此次研讨会还有“美国鉴定学会”和电脑工程方面的专家参加，且对会议上提出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一篇一篇地提出质疑，直到彻底弄清楚，方肯罢休”③，使上面的学术推论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希腊罗马时代西方流传着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传说。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部卷帙巨大的著作中曾多处论述过这一问题。他提出说：“在公元二世纪，关于儒家的一些传说似乎已传入欧洲”；“关于道家也有传说，例如，有些古典作家（斯特拉波、鲁兴等）曾经引用过中国人长寿的某些文章”④。李约瑟用相当确定的口气说：“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一定有过真正的往来”⑤。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期，在中国，儒学已奠定其正统之学的地位。而以《易经》为首的五经则构成了正统儒学的基础。那么，在当时传入西方的儒学传说中，是否也带着一些易学的信息呢？现在看来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些古典作家常常说到中国人对星宿的尊敬。而关于“星宿的威力”的探究显然是汉易象数学的主题之一。李约瑟很有意思地谈到：“儒家理性主义和怀疑论的点滴言谈，竟如此传到了被某种占星学和诺斯替教的迷信统治着的世界中，这是非常有趣的……这些思想所以被传播的原因，是容易说明的，因为它们产生在古代丝绸之路畅通后的两个世纪之中”⑥。不过，即使《易经》的一些重要的观念（经过汉代人的重大发挥确实传到了希腊罗马文明时期的西方，很可能也只是作为一种文化潜流或潜在的观念因素而发生作用。西方重理智的正统文化和宗教对此则加以竭力的拒斥。
在以后较可信的历史时期里，《易经》传入西方的传说与“河图”“洛书”和《周易参同契》有关。
“河图”“洛书”西传
“河图”“洛书”是传统易学的基本内容之一。河图洛书的图形与数字有关。西方学者将这种图形称之为“幻方”（Magic Squares）。至迟从汉代起，中国数学中就有所谓“九宫数”，用“洛书”“河图”揣摩数的起源。九宫数也可以看作是洛书的代数图示。从汉代起，重象数的易学家和数学家深感兴趣的是对河图作“组合分析—幻图的构造，即在各种几何形状的表上排列数字，使得在对这些数进行简单的逻辑运算时，不论采取哪一条线，得到的和或积都能完全相同”①。在中国早期典籍中，关于洛书、河图的记述，不绝于书。至宋代而成为易学发展的主导内容之一。
李约瑟指出，“关于数的神秘主义和数字学一一这两者是希腊和中国最初所共有的”⑧。不过，关于希腊和中国在这种数观念上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关系，李约瑟并没有进一步作推论。
虽然还缺乏充分的资料和研究来说明中、西幻方的历史及其两者的相互影响关系，但两者发展的平行性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在13世纪之前，幻方由于其明显的幻术或巫术性质，被运用于神秘的领域，或被加以玄学的阐释，因而，幻方的发展是明显地与数学思想的主流分开的。13世纪是中西幻方由幻术而向纯数学研究的转变时期。在中国，对幻方有新研究的是南宋末数学家杨辉。他在《续古摘奇算法》（二卷）一书中首先提出纵横图之名，将汉代发明的三行纵横的幻方，推衍为四行、五行、六行、七行、八行、九行、十行的纵横图。李约瑟指出：在西方，真正与杨辉相同的人物是拜占廷的希腊人曼纽尔·莫斯霍普洛斯（Mnauel Moschopoulos），他的年代可能比杨辉稍晚，他应尼古拉斯·拉达斯（Nieholas Rhabdas）的要求，写了一部有关“平方数”的著作，这部书描述怎样在方形内排列数字1到n2，使每行、每列或对角线上的数字之和都等于1/2n（n2十1）。同杨辉的工作一样，这是纯数学的，而不属于幻术。有趣的是，在第一个幻方构造图出现后，经过了许多个世纪，才几乎在13世纪末的中国和拜占廷帝国对它进行严格的科学处理。此外，到了中世纪向近代转变时，将这些图形弄成神秘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和欧洲也有相似情形。
有迹象表明，13世纪前后，在中国、阿拉伯和欧洲之间有频繁的文化交流。河图、洛书及以纵横图为内容的中国易数学可能正是通过阿拉伯（他们这一时期正活跃于中国与欧洲之门的广大世界里）的中介而传入西方的。中国算术约于9世纪时传入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对幻方发生兴趣显然是跟中国幻方传入有关的，他们对中国数学家的纵横图加以发挥。13世纪阿拉伯有两部涉及幻方的著作。这就是阿尔及利亚的《（幻术）道具之书》和幻方术论。这两部著作虽然首先是属于幻术方面的，但也有纯数学的发挥。在书中有多种取材于中国的纵横图，而对这些纵横图加以发挥，后来就发展成阿拉伯世界的“格子算”。这种格子算传入欧洲对西方幻方在数学上的推进显然是起了影响的。据英国科学史家斯密斯在《数学史》中提到，精确的洛书图形已在13世纪欧洲的手抄本中发现。这一论述如确实可靠，那么，这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而是在一连串相关的广大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事实。我们有理由将此作为中国本土易学早在近代以前即已传入西方世界的实证。
《周易参同契》西传
《周易参同契》历来被视为丹经之王，又是一部在炼丹术领域里阐发、运用易理的著作，可以说是“道家易”的奠基之作。汉代以后，《易经》的思维模式经多方的发挥推行之后，被应用于各门学术之中。东汉时代起，成熟的炼丹术理论大都是“托《易》象而论之”的结果。以《易经》作为炼丹术体系的架构和表达方式始于东汉魏伯阳。魏伯阳是中国早期炼丹术的理论总结者，他综合黄老炼丹二术，并用律历和易数，以隐喻的象符阐述丹意，著成《周易参同契》。炼丹术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和当时其他思想领域，特别是占星术联系着。在汉代，各种学术借助于《易经》的思维模式和八卦、阴阳、五行的符号架构完成了一次巨大的综合。这对而后炼丹术的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中国炼丹术的主导思想与《易经》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炼丹术西传当作易学西传的某一侧面来加以考察。
在本世纪初，炼丹术被欧美学者认为是希腊罗马时代的埃及发明，经过阿拉伯人传播到中国的。最近几十年研究的成果表明，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当然，透彻地解决这一问题还得取决于确证中外炼丹术形成的年代，从而才能把两者的历史关系弄清楚。
国际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域外的炼丹术最早出现在公元3至5世纪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从文化上看，3至5世纪时的亚历山大里亚属于西方世界。在此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炼丹术已在中国产生。美国学者约翰生和马丁认为，公元1世纪中国人和罗马人交易于亚历山大里亚，至3世纪时，亚历山大才开始流行“炼丹术”，这种知识是由中国商人带来的。其后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和西班牙，炼丹术始传于西欧。这是公元7至8世纪的事。
当然，中国炼丹术并不是通过单一途径和方式西传的。唐宋时代中国炼丹术极盛。这一时期，中国与阿拉伯来往密切，在当时形成一股炼丹术西传的浪潮。
阿拉伯炼丹术的创始者查比尔，曾任哈里发太子哈里德的老师，具有中国炼丹家的显著特色。从他开始，阿拉伯炼丹家都追求长生药，这是和葛洪所说的丹精或神丹是一样东西。《抱扑子·黄白篇》说：“神丹既成，不但长生，又可以作黄金”。又说：“化作之金，乃诸药之精，胜于自然者也。仙经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说也”。这表明内丹和外丹在早期炼丹术中基本上是统一的。查比尔叫“哲人石”作“赤硫黄”，这是因为阿拉伯不产丹砂，只出硫黄，所以中国炼丹家的还丹到了那里就变成了赤硫黄。查比尔关于水银的知识完全得自中国，他说水银净如童贞，既能起死回生，又能变化铜铁锡成黄金。这和《周易参同契》将汞称作“河上姹女”，汞齐合金能变化铜铁制作金银完全没有两样。
稍后于查比尔的阿拉伯伟大医师和炼丹术士穆罕默德·伊本·查卡利亚·拉齐（公元805一925年，曾受学于巴格达译学馆，这个译学馆译过中国的丹书。他曾结识一位中国学者，并以阿拉伯文将希腊名医盖伦的医学巨著传授给他。他之具备许多炼丹术知识，当与这种交往有直接的关系。他的《秘典》在1187年被意大利的翻译家克莱蒙特的杰拉尔译成拉丁文，这可能是炼丹术传入欧洲之始。
有迹象表明，炼丹术一传入欧洲即相当盛行。从此他们不时通过阿拉伯学者获得炼丹术知识。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大都对炼丹术很入迷，并进行深入的钻研。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和德国哲学家大亚尔卑尔特同时也以炼丹术士而著名。他们的炼丹知识大都取自阿拉伯炼丹家拉齐和哲学家、医学家阿维森纳。而拉齐的《秘典》实得益于《周易参同契》和《抱扑子》二书。罗吉尔·培根在《炼丹专论》中以为烧炼硫黄和水银可以作成哲人石，炼丹史家戴维斯指出，这就是魏伯阳制造“还丹之法”。德国人大亚尔卑尔特关于炼丹术的观点都可以从《周易参同契》《抱扑子》找到他们的根据。大亚尔卑尔特对炼丹规定顺序进行，《参同契》卷上早说：“陶冶有法度”，“枝条见扶疏”。大亚尔卑尔特对丹家所定八个准则，有依节气而行，冬天不宜作哲人石，虽作亦不成。《参同契》卷上说：“象彼仲冬节，草木皆摧伤”；“象时顺节令，闭口不用谈”。大亚尔卑尔特有论烧药炉，《参同契》卷下有论药鼎歌。由此可见，《周易参同契》和《抱扑子》对阿拉伯和欧洲炼丹术的发展均有相当深刻的影响，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他们所用的术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普遍地被西欧国家的炼丹家所采用。
中西炼丹术思想有相当多的共同点。这是可以理解的。欧洲的炼丹术士在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中国的丹学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其基本的思维方式。所以欧洲也有天人合一说。Paracelus这个词，表达了西方炼丹术士和神秘主义者把人看成是和大宇宙相应的小宇宙的主张，并以之作为他们宇宙体系的基础。他们依据炼丹术的理论，首次详细阐明了把人当作宇宙或宇宙的缩影所意味着的一切涵义，企图找出人与宇宙结构和变化之间的类似之处和相应关系。天人合一是一种有机论的宇宙观，在中国，不仅炼丹术的思想体系是基于这一宇宙观建立起来的，也是整个易学的核心思想。Paracelus观念在欧洲的形成，表明中国有机论的宇宙观早在近代之前就通过炼丹术而传入西方。尽管在中世纪后期西方科学和哲学向近代转变过程中，这种有机论的宇宙观更多地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而发生作用，但其意义仍不容低估。
几点推论
在近代以前，与易学关系同样密切的其它学术，如天文学和医学，对西方已产生过类似的影响。现就掌握的几条材料作一些推测。
在传入阿拉伯的中国医学中可以明确地看到来自《易经》的影响。拉希德·J·哈姆达尼是波斯的医生和学界泰斗。公元1313年左右，他依据大量中国文献，主持了中国医药大典的编纂工作，书名为《伊儿汗的中国科学藏》。在这部科学名著中，附有医学方面的三个图，其中一个图把八卦和昼夜相配，以说明患者体温的升降。这种图虽然作了一定的改编，但其来源与中国有关是十分明显的。我们知道，宋元以来，易学在医学中的应用十分盛行，因而在该时期大量传入阿拉伯的中国医典，当有不少“医易”资料随之而传入。再者，从12世纪开始一直到17世纪，阿拉伯的医典（其中有大量的中国文献渊源）一直是欧洲医学的指南，我们由此推断欧洲医学通过阿拉伯人的中介而接触到中国“医易”的某些观念或资料，当不是全无根据的离奇推测。正像李约瑟多处指出的，在中国一阿拉伯一欧洲发生频繁的文化交流期间，有许多文献和手稿遗留下来，其内容尚有待人去进行研究。
在整个古代，中国与欧洲的直接交往有过多次，尽管这些交往大都属于外交和商务的范畴，但附带地也引进一些文化因素和学术内容。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一前87年，这同时也是以《易经》等经书为基础的儒学权威开始确立的时代），张骞以数十年之力通西域（公元前138年），从此“丝绸之路”成为通往中西亚和欧洲的商务和文化之路。到了后汉时期，中国与大秦已有较直接的交往。唐太宗时代（公元627一649年在位）中国与拜占廷（中国史籍称拂菻）一度关系十分密切。从公元643年拜占廷第一次派使者到长安褐见唐太宗李世民起，到742年最后一次使节到达中国，前后共有七次。其中至少有三次通过基督教徒和唐朝进行官方的接触。唐太宗时代也是西方基督教聂斯脱利派（Nestorius）传入中国时期。聂斯脱利教在中国称为景教。据《大秦景教碑》记载，景教由大秦国人阿罗本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不久即遍及中国，从现存的《大秦景教碑》及各种相关的文献记述看，在华的景教徒携来教经有数百部之多，并进行翻译，其中不乏谙熟中国儒、道、佛教义者。他们用中国经书和各派文献的概念和术语进行翻译和阐释。正如李约瑟所说的：“进一步的探索，也可能会发现一些东西。例如，在敦煌发现的景教书目中，有《浑元经》这样一个书名，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把它翻译为《论宇宙第一因》”。我们又未尝不可以说，这表明当时的景教徒往往借用易学的用语来表述其基本的概念和教义。
景教至武宗朝遭禁，会昌灭法（公元845年），景教在中国消亡，前后在中国兴盛二百余年。在此期间，中西景教徒伴随着频繁的文化交往和商务活动一定有一些学术和思想上的交流，这对于双方的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是可以想见的。在西方，聂斯脱利派虽被革出天主教会，不得不向外发展，但在欧洲不少地区仍保持着一定的影响。由于该教派在东方拥有许多教徒，他们从那里不断传来新的知识，这样，就使聂斯脱利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富于东方色彩的教派。因此，在唐代，聂斯脱利在向中国传教的同待，他们究竟从中国获得了哪些东西，他们是否曾将有关易学的观念和知识向他们的西方同道传送仍是一个有待我们去作透彻探讨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元帝国时代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再度流行首先与景教有关。除聂斯脱利教派外，来华继起传教的有圣方济各派租雅各派。由于圣方济各会的努力，崇信基督教与崇尚儒学并行不悖的元朝廷与罗马教廷之间为发展教务，相互派出使节，中国和意大利的基督教徒通过政治关系彼此又有了教务与文化上的往来。中国典籍输入欧洲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之最先足履中华大地而留有著述者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他于1275年（元世祖至元12年）5月至中国上都（今内蒙多伦县西北），在元达17年之久，由于他渊博的学识，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他在所著记述东方见闻的《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中，盛赞东方之富庶，文明之昌盛，使西方人开始对中国有更完整的了解。据刘曼仙研究，马氏一行中便有人将中国典籍带回欧洲，在今日意大利的弗罗伦萨仍可见到他们带回的种种汉籍。马氏有关中国的著述及带回汉籍，尚还不是为了学术目的，但这对而后他的意大利同胞利玛窦再度来华传教和研究包括《易经》在内的儒经的西方学者无疑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带有《易经》印记（图象和符号）的器物曾传入欧洲，或者在欧洲也有类似的制品。据瑞士汉学家介绍，本世纪初，德国有一部论述《易经>>的奇书。这就是瓦·冯·巴特尔（W·Von Bartel）的《比亚中蔡地方伊特拉斯坎的青铜肝脏与中国八卦的关系》。中国指南针的西传是众所周知的，而元明时期的指南罗盘上往往铸刻有精致的八卦和五行图符。
近代以前《易经》西传问题探讨的意义
近代以前《易经》西传作为一个学术史问题提出来讨论，至少从易学史角度看，是一项非常有兴趣的课题。
若能以严格的方式将实证的文献和资料的系统调查和理论阐述结合起来，其意义还有超出单纯易学史的一面。例如：1.与河图、洛书西传相关而引出的中国代数逻辑范式对西方学术发展可能有的影响；及2.与《周易参同契》西传相关而引出的中国有机论宇宙观对西方学术发展可能有的影响问题。
1.关于中国数学的基本特征，李约瑟将其与西方数学作比较时，作出这样概括性的提示：“自从远古以来中国人在数学工作中一贯具有算术、代数头脑，他们明显地不过问那种与具体数字有关的单从某些基本假设出发得以证明的定理和命题组成的抽象几何学。对于他们来说，数可以是未知的，也可以不是任何特定的数，但必须有数。在中国人的办法里，几何图形所起的是一种转换的媒介的作用，借以把数的关系推广为代数形式”⑨。这段论述显然也适宜于说明河图洛书。李约瑟进而概括说：“不论将来的研究能否揭示出文化交流的秘密，代数学实质上仍然是出自印度和中国的，就像几何学出自希腊一样。实际上，目前有某些迹象表明，代数学是在13、14世纪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但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它在更早的时候从中国传入印度和欧洲”⑩。从义理上看，河图、洛书尽管用以表示方位和时间变化的容，但其代数的特征较显，而其几何学特征却相当隐蔽。在这种意义上，河图洛书在学理上可说是中国代数的范式——怀特海把代数称之为对模型的数学研究——具有其相应的逻辑架构。这种逻辑架构与西方自古希腊至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具有明显的几何学特征的逻辑学相比，无论从来源还是就其知识基础而言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进而论之，将西方整个思想的发展纳入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来考察，可以看到，东方（其中尤以中国的影响为大）代数知识和观念输入西方并逐渐对其哲学的演进产生影响是在中世纪晚期，中国经莱布尼茨等人的重要发挥，到了19、20世纪之交的弗莱格时期，代数学观念对西方逻辑范式的演进起了莫大的作用，以致使西方逻辑学的形式焕然一新，其内容也大大丰富化了。这一变化的最初由来和推动，我们也许得追溯到以河洛象数学为范式的中国代数学传入西方的中世纪时代。
2.与《周易参同契》西传相关而引出的中国有机论宇宙观对西方学术发展的影响，如能以实证的资料予以证明，那么，李约瑟将中国有机论传入西方的时间推设在莱布尼茨时期的假说也许得作重大的修正。在西方与机械宇宙观发展的同时，有机论宇宙观也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这种成就尤以本世纪以来为大。李约瑟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欧洲也有有机主义哲学传统。但若从怀特海上溯到莱布尼茨就似乎消失了。在中世纪，除了库萨的尼古拉而外，有机论思想没有别的先导者，由此他提出假设，尼古拉这种思想可能别有来源，而莱布尼茨的思想则可能受到理学家对中国相互联系主义说法的激发。现在看来，李约瑟的假说也许过份谨慎了。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西方有机主义哲学传统的渊源上溯到中世纪时代。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种有机论思想不仅与西方炼丹术的神秘主义思想出于同一渊源，而且两者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西方炼丹术的理论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中国炼丹术传播的影响。因此，以《周易参同契》为代表的中国炼丹术对西方有机主义哲学观念的形成可以说是最初起作用的催化因素。
注：
①马若瑟：《经传议论》、卫匡国：《中国上古史》，可为这种见解的代表。
②③参见黎凯旋《美国易经考古记》，《中华易学》1988年3月，第9卷，第1期。
④⑥⑥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第7章。
①⑧⑨⑩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3卷，第19章，数学。
转载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第103—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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