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香袭人11：鸦片战争中的一个“战国出土文物”
——小人物张喜（下）
上篇说了张喜为什么能走到历史的前台。下篇说说张喜的夷务得失及个人命运
张喜夷务可分为两大项，一个是定海交涉，一个是南京交涉。
定海的回收虽然不是张喜的定海交涉之功，而是琦善在粤东与英人的交易之果。但是对张喜个人来讲，还是有收获的，六次定海交涉，不但让主人伊里布对他更加器重，就连夷人也对他青眼相向。每次见面，几把张喜当作座上宾，双方坦率无欺，无话不谈。英夷撤出定海之时，居然不忘邀请张喜前往英国看看景况。张喜回说“英国自然去不得”，但是英夷对他的好感毕露无遗。
遗憾的是，由于伊里布未能按照道光的要求武力收复定海，而是迁延观望，坐待英夷按粤东谈判条款自动退城，道光认为伊里布“庸懦无能之至”，“着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随后，新任钦差裕谦又给皇上汇报，伊里布与其家人张喜在与夷人交涉中，都拿过夷人所送的礼物。结果，伊里布和张喜被带往北京，由睿亲王会同刑部审讯，洋人赠送礼品的事不了了之，伊里布庸懦无能的事则没法原谅，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张喜作为一个小小的家丁，虽然无罪获释，但对他的打击则是很严重的。定海交涉六次，不但无功，反而有过。这就决定了张喜第二次出山的不易。
张喜的第二次出山，缘于英国侵华战争的扩大。琦善的粤东谈判，不但清朝不满意，就是英国也不满意。清方不承认琦善的《穿鼻草约》，把琦善革职抄家逮往北京问罪。英国内阁召开会议，撤回义律派出璞鼎查，扩大战争。1841年8月起，英军从香港北上，连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东南沿海一片告急声。定海三总兵全部牺牲，就连新任钦差裕谦大人也因兵败自杀。道光谕令下，扬威将军奕经指挥的浙东大反攻也于1842年3月宣告失败。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奏，建议重新起用伊里布，说他老成持重，素为英人感戴，说他的家人张喜，也素为逆夷所倾服，建议令他们主仆二人来浙江军营效力赎罪云云。走投无路的道光当即同意了，下谕：著宗室耆英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兼任钦差大臣；伊里布赏七品衔，交于耆英手下效力。
伊里布的出山，意味着张喜出山的可能性。事实上，耆英也听说了张喜的夷务之能，所以他南下前亲自召见张喜。对于张喜被审一事，耆英表示“皇上并未说你不是”，他建议张喜应该乘年轻力壮之时为国出力，“我亦借点光”。堂堂大将军、大钦差、皇室宗亲耆英甚至连张喜面有“福泽”的奉承话都说出来了。耆英如此安慰与奉承张喜，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带走张喜前往浙东办理夷务。张喜表示要等老主人伊里布吩咐，这让耆英很遗憾。
张喜也遗憾，老主人伊里布随后进京奉命，张喜专门交待他，如蒙皇上召见，“务将夷情彻底陈明，方能有济，若如前隔膜，仍恐掣肘”。张喜的意思很明白，希望主人见了皇上说真话，别再象之前的夷务大臣那样哄弄皇上，最后却哄弄不住。问题是，道光理智上接受了刘韵珂的建议，感情上可能仍然反感伊里布这个主抚派。所以伊里布去军机处报道时，皇帝竟然没有召见他的意思。张喜发现情况不妙，所以当耆英与伊里布一同请他南下时，他拒绝了。伊里布说：张喜南下也是奉了谕旨的，只不过是面谕耆将军罢了。闻听是皇帝口头谕旨，张喜证不得也驳不得，辞不得也去不得，“急热冲肝，旧症复发，卧床不起”。伊里布与耆英无奈，只好先行南下了。
耆英与伊里布自然挽救不了沿海战事。相反，英国方面的预定目标是打到南京再坐下商量，所以沿海战事继续恶化。乍浦、上海相继失陷，乍浦副都统长喜、江南提督陈化成相继阵亡。两江总督牛鉴在南京束手无策，伊里布则被加赏四品顶戴，代理乍浦副都统一职。伊里布派出专差孙永和到天津登门邀请张喜，孙永和一见面就说：“江浙百姓，均皆仰望，绅民签称非喜前去，不能了事”。此外，孙永和还带来了伊里布的亲笔信件及张喜好友苏霖的信件，甚至相关的夷务信件也带来了。这些信件无一不在说明——江南百万苍生全靠张喜了，就是英夷也几次三番的问为何张老爷不来。张喜看到这些信件，不再说自己有病而是马上决定出山。家属及亲友认为夷事难办，阻之，他说：“为数百万生灵而死，死得其所”。说毕，义无返顾的南下了。看来，国内大吏的吹捧，国外夷人的推崇，都激发了这个小人物的雄心壮志，甚至净化了这个小人物的心灵与诉求。如果说他的定海交涉是养士报主之情的话，那么这第二次出山却是出自爱民报国之心了，戏剧与舞台效果增加不少。
在无锡，张喜见到了耆英，耆英连喜带怨地说：“好难请！好容易才聘请来了！你辜负我，教我对不住皇上”。耆英向张喜表示，张喜必需入伍，这样他才能替张喜争功名。张喜回曰：自己此行不为功名而来。羞得耆英说：“你之议论高超，我所不及”。谈及夷务，张喜向耆英表示：由他去处理夷务，一则不致于过刚，弄出枝节，误国家大事；二则不会过柔，给大清国丢人。耆英听着高兴，拿出自己的一件亮纱袍就要送与张喜，张喜拒绝不过，接了。夷务公文，也接了。回头拜见自己的主人，述说与耆英见面事宜，并希望主人回头转告耆英，张喜不求功名利禄之心是千真万确的。看张喜如此高超，且反复申说，伊里布遂说，出京期间，他就跟耆英说张喜颇知大体来着。耆英听后感叹说：“教皇上瞧着我们还不如一个长随吗？”伊里布透漏出的此话颇有意味，可惜张喜处在风头上没有注意。性格决定命运，此话不假。这么一个小小的家丁，被主人和众大吏捧在云端，张喜也就越来越高超，衬得堂堂的总督大人、钦差大老爷们倒象他的家丁了。也许正是由于张喜太高超了，才决定了张喜以后的命运，也就是夷务只管办，功名却没有。因为耆英虽然借重张喜的夷务之力，但是对于他不求功名的高超只能感叹而无从追随，自己愣要给他功名反而越发衬托出自己的小了。何况大家做官，都是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独独冒出这么个小小家丁，一览众官小般的高超，这不故意给大人老爷们难堪吗？面对外夷，你可以这么高超，但是面对自己人，何必呢？大家谁还不知道谁？
处在云端的张喜没有理会或者说没有发现这些微妙的东西。他脚踩祥云，越飘越高。1842年8月7日，张喜在主人伊里布的指令下，到达南京面见两江总督牛鉴。牛大人正为8月7日英夷攻打南京的谣言而着急呢。一见张喜，就把他当了救星。说：英夷原说今天攻城，可是现在尚没有消息，到底攻不攻呢？张喜翻了日历，说：英夷今天绝不会攻城，放心吧。牛大人问何以见得。张喜说：今天是夷人的礼拜天。张喜与英人接触多了，知道夷人礼拜天歇着不上班。虽然掐准这个算不上什么，但是在对英夷完全无知的牛鉴等大员眼里，张喜简直通神了。
8月8日，被赏了五品顶戴（比定海的六品提高一品，不过仍是抚夷大史们奏明皇上临时赏给的）的张喜前往夷船议事。此时英方正为中方和谈大臣没有全权而不肯歇兵呢。因为清国特色的封建体制容不下所谓的全权大臣，抚夷大吏们也不理解全权是啥意思。琦善在天津抚夷时曾给道光汇报说：“该洋人呈阅所谓全权，其式圆而上有斑文近似符箓。” 堂堂的直隶总督，不识鸟语，竟把英国公使全权证书上的英式蝌蚪文认作中国道士用来玩法术的符箓了——符上画符号与图形，箓上秘录各路天神名讳，搞得屈曲莫名、横坚不直、似字非字、似图非图的，跟现在的医生给病人开的药方单子似的，普通人识不得。可以说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前，中国夷务人员还不明白英夷所谓的全权大臣是什么意思。当然，即使理解了，中国也没有这种职位。为了哄得外国人坐下谈判，张喜跟英夷解释说：伊里布与耆英奉皇上“钦差便宜行事”之谕负责谈判，“钦差便宜行事，即与贵国全权字样相同”。由于张喜的解释，英国人终于承认了耆英与伊里布的谈判资格。这是南京交涉中，张喜的第一桩夷务之功。
南京交涉中张喜的第二桩夷务之功，是8月12日他与夷人的会晤。这次会晤，英夷列出的赔款总数是三千万元。张喜觉得过多。英方对张喜的意见很重视，商议半天，最后决定看在张喜及其主人伊里布的面子上，减去九百万元。南京条约正式谈判所确定的赔偿数字就是张喜这次所谈定的二千一百万元。后来的南京正式谈判代表之一黄恩彤在自己的《抚远纪略》中也记载了此点。这个数字，应是张喜一人之功。只是由于他身为伊里布的家人，且主人是个天朝传统观念中不光彩的“抚夷派”而被世人忽略罢了。而在当时，张喜所受到的报答是，从此可以坐着与抚夷大吏们议事了。
南京交涉中张喜最艰难的一次夷务是8月13日与英夷的交涉。由于耆英、伊里布、牛鉴对英夷所开列的和谈条件都不敢答应：伊里布说赔款那是不可能的；条约用皇帝御宝也是不可能的；牛鉴甚至说“战费一层，名目不佳，当先驳去，要紧要紧”。当张喜领着陈志刚等小吏登上夷船亮明几位大吏的意思时，英夷翻脸，以马上攻城相威胁。张喜要求给个缓冲时间，英夷不依。张喜急了，说：“天降雨露，尚施雷电，何况两国议和，体统相关，岂有稍不遂意，便讲打仗，是何礼体？”英夷回曰：“贵国处处相欺，使我们不能深信”。张喜当即指天发誓，若自己欺了英方，天诛地灭。并且表态说：“你若是定准攻城，我必随从伊中堂守护城池，镶黄旗下是伊中堂，白旗之下便是我与陈志刚，你炮若烈，必轰了我们，然后再讲攻城”。 英方虽然无由知道张喜此话的真假——张喜也许做得到，但是他的主人却未必能做到，其他天朝官吏更不必说了，但他们还是信了张喜，说，你和伊里布是好人，我们可不敢轰你们。最后英夷答应张喜，他们只能候到明天天明。天明无回信，就开始攻城。
三大吏一听，只好全允准了，商议派人连夜通知英夷8月14日在静海寺开始正式谈判。可惜的是，三大吏在这个节骨眼上开始给自己的下属争功了：头班派谁的手下去投送，二班派谁的手下，三班派谁的手下，以保将来好向皇帝开单请功。张喜说：“我们布置虽然定妥，唯恐该夷无此耐烦，等不得这些日期。”三大吏听了，皆“不悦”。张喜又说：“办事的只管办事，保举时即请全行开列何妨”。三大吏皆“不语”。 由此可以看出，张喜至少是不懂大清官场套路的。这当口，他一心顾大局保大清。而这些大吏，心里头全是功名与私利。他对这些大吏不爽，这些大吏对他的高超更不爽。
8月14日正式开始谈判，中方派出的代表是江苏按察使、代理布政使黄恩彤和四等侍卫前吉林副都统咸龄。至此，张喜的夷务宣告结束，静海寺的谈判桌，甚至没有张喜的座位。从8月12日夷船回来坐下议事到8月14日的侍立一旁，张喜坐着说话的待遇仅保持了两天。对此，一直宣扬不追求功名利禄的张喜颇感失落，在《抚夷日记》中记下这么一句：“议事之际，是黄、咸两大人与其交谈，黄、咸两大人未曾命喜入座，喜未敢多赞一辞”。其实张喜也知道，正式谈判时，自己就得靠边站了。因为从哪方面来讲，天朝的正式谈判都不能让某个官员的家丁来正式担任。张喜第四次与夷交涉时，也向英夷声明过：我们不过往来传话，到时候政府会另派大员与你们交涉。当时英方对此发表了如下宏论：“官职不在大小，……若无才德，虽官高极品，亦不过素餐尸位，何贵之有？更有一班狡诈之徒，上蒙君主，下欺黎庶，我们见了更觉可恶之至。似这等人，使我们遇见，而必诛之。”英方所发宏论虽然深中张喜之心，但是天朝科举取士，讲的是个出身。至于官场上，官员才德与品性什么的都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当口耆英对张喜已经有所厌恶了。与此同时，他的主人伊里布不知是想起了上次定海交涉后遭讯拘的委屈还是有了什么预感与新的隐忧，反正他要张喜以后少上夷船、少见夷人，就是黄、咸两位大人所议条款，张喜都不必知道。张喜一旁侍立本就失落，主人再这么吩咐，心里的郁闷可想而知。甚至伊里布本人就夷务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发一通牢骚，说什么本不想来，主人非要来。来了也没办错什么。夷务既然不许他知，又何必远道相招呢？伊里布听了只有叹气的份儿。 10月13日，耆英来伊里布处拜访吃饭，过后伊里布给张喜交底说：“耆将军说你面色甚厉，惟恐偾事，是以将你撤退。专令黄大人、咸大人经理其事。张喜反问：当其猖獗之时，为何不派黄、咸二位大人前去。伊里布说：然而此事，推开也好，倘若日后翻案，到底黄大人官职大些，肩头宽些。况渠系翰林出身，同年故旧亦多，谅来未必有人参他。再者，我办理此事很觉灰心。本不愿意经手，无如不能辞的苦”。又曰：“耆将军爱你又怕你，爱你者爱你口辞捷辩，深得大体。怕你者怕你性情刚烈，惟恐偾事。”张喜听了，说了一大堆，中心意思不外是：耆将军口说怕喜偾事，实则怕喜成功。怕喜成功，就是怕伊里布成功。伊里布成功，岂不盖了耆将军的面子？
从主仆的一番对话中不难看出。主仆两人都有些失落，而且也都有些矛盾。夷务好歹是个功劳，但其后难保又不是罪过。但是在目前还是功劳的情况下，主仆以戴罪之身办理夷务，办得再好却也不占上风，眼看着功劳都要被人抢了去。就在当天，三大吏联衔上奏，向道光报告南京条约签订后英船的撤退情况。有关夷务，三吏点名表扬了黄恩彤和咸龄。至于其他有功人员，他们请求皇上批准，由他们开个名单，再奏请皇上恩奖。10月21日他们等到了皇上的谕旨：牛鉴作为两江总督，却让英船直撞南京城下，有伤国体，着革职拿问，解往刑部治罪；耆英补授两江总督；伊里布补授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办理夷务；至于黄恩彤、咸龄等一干出力人员，本来是应该奖励的，不过由于夷船尚未回粤，突然加恩，于体制有碍，“俟广东办理通商大局就绪后，再行奏请”。
看来，伊里布的预感与叹气、隐忧与矛盾都是对的。南京条约对道光来讲，绝对是城下之盟，耻辱之约。虽然有关夷务人员帮他解了战时之危，但是过后道光不但不会感谢他们，还会迁怒于他们。牛鉴革职拿问了，伊里布还得跑广州经办夷务，唯有耆英暂时没事，但他后来的下场最惨。如果说伊里布在广州办理夷务是被气死的，那么耆英最后则是被道光儿子——咸丰皇帝勒令自尽的，就这还算皇家开恩了。以后来者的眼光看，天朝处理夷务者大都没有好下场。象林则徐、裕谦那样主战过刚，不是落启衅之罪，就是战败身死；象琦善、耆英那样主抚过柔，不是革职抄家，就是被勒令自尽。伊里布提前在广州病死，否则也难逃更坏的下场。天朝官员本就伴君如伴虎，政治生涯没啥安全系数可言，再插手一个真话说不得、假话说了过后会露馅的夷务，当然不是好玩的。伊里布虽然对此无从想清，更无从说清，但是这个政治老官僚的政治敏感度还是很到位的，不过张喜不理解老主人罢了。
10月22日，伊里布征求张喜意见，问他愿否陪他南下广州办理夷务。张喜以双亲年迈拒绝了。伊里布说：你不去广州可以，但是不至浙江见见刘韵珂巡抚则不可，他希望你能留在浙江帮他办理夷务。张喜仍然拒绝。
10月23日，耆英告知伊里布，希望张喜留在江南，自己可以帮他办理一切。伊里布回曰：他不但不留江南，连陪我南下广州都不愿意去。耆英问：难道他真不要功名吗？伊里布说：他帮我办事，乃是出于义愤，不为功名。耆英感叹说：“我竟不知他如此高尚”。24日，伊里布再次与张喜谈起功名之事，张喜说：喜之此来，第一愿了结夷务，第二愿救江浙苍生，第三愿中堂官复旧职。现今大局已定，心愿了结，此外别无所求。说得兴起，甚至劝伊里布曰：“不但喜不必赴粤，即中堂亦可不必赴粤”。伊里布问何故，张喜说：“既登彼岸，岂可复投苦海？况中堂年逾古稀，就此退步，亦无不可。”又曰：“外面纷纷议论，耆大人稳坐两江，全将夷务推与中堂”。
看来，从定海交涉后的遭刑审，到现今南京交涉后的一旁侍立，已经让张喜彻底明白，官场不好玩。站在历史旁观者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是政府认为有伤国体的夷务，才能成全张喜做人的高超和对战国策士的模仿。他的这种高超与复古，某种程度上引得了夷人的赏识，却引得自己人不快。而且，一旦夷务完结，天朝一惯的官场规矩就会恢复，而他，终归是一个官员的长随，只能小心冀冀地看着主人脸色、听主人的吩咐行事而已。这种对内对外的角色转换导致的落差可能刺激了张喜，任谁挽留、任谁许诺功名，他也不想留下来了。
1942年10月27日，张喜走向了回家的路。伊里布赏他一千两银子，张喜留三分之一用以养亲，三分之一赠与故友亲朋，三分之一买书。回家后讨了妾，没有子嗣的张喜“连举二子”。当然，张喜更得意的应该是他所著的《探夷说帖》与《抚夷日记》。在这两本小册子中，记载有伊里布对他的评语：“且喜帷筹来管乐，非为掉舌有苏张”。 除此之外，时人谢继超评曰：“来为苍生致太平，去因亲老欲归耕，两全忠孝心常切，再定干戈事竟成。贪官三千凭果断，重洋八万仰先声，他年柱下看青史，第一功臣认姓名”。时人德坚评曰：“非有苏张之舌，子龙之胆，能若是乎？”时人章文翰评曰：“即战国策士，未有过之”。
主人与时人如此评价张喜，那是因为他们也处在当时的历史之局中。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麦天枢的评价也许最为确切：“战国古墓中出土的张老爷，”
大清的没落与傲慢，无知与颟顸，汇诸传统文化的远古符号，就这样成全了张喜——大清的外交舞台上赫然展现出一个战国出土文物！张喜处于时空颠倒之状态，仿古演出了苏张之技。可惜生不逢时、时不利兮。清朝与英夷，不是战国纷争；清朝皇帝用人，也不象战国君主那样高超；至于伊里布那样的主人和耆英那样的大吏，也比战国四公子们差远了。更要命的是，南京条约与战国盟约性质上有根本不同。所以，这样一个历史小人物，其所谓的胆大与高超就有了些许滑稽色彩。因为究其实质，这种胆大无非是勇于和夷人见面并与他们签订卖国条约罢了。正因为是卖国条约，所以所谓的高超，也跟两袖清风不为名利、道德高尚、民族英雄等光环挂不上勾。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小人物的悲哀。如今，现代化的语境下，谁会想起张喜，谁能给他一个符合他高超心境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