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州的绩溪县、屯溪区、歙县三地为徽墨制造中心。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的地球墨就是歙县墨店的珍品。当代以来,徽墨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恢复了茶墨、青墨、朱砂墨、五彩墨和古香古色的手卷墨的生产，并增添、开发了新的品种。1989年，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生产的“超漆烟墨”获国家金质奖。 “天下墨业在绩溪。”清代徽墨四大家，绩溪有其二——绩溪人汪近圣、胡开文，尤以胡开文名冠海内外，久传不衰。胡开文子孙众多，分布于大江南北，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制墨工艺，独占一时之秀。现在绩溪的几家墨厂，不仅大量生产书画用墨，还恢复了一些优秀的传统产品，如“苍天珍品”、“廷王圭遗法”、“潇湘八景”、“八宝奇珍”、“十二生肖”、“宝剑”、“月精”、“金龟”、“玉蝉墨”、“十八罗汉”等等，都是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并存的成套集锦墨。 徽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不迟于唐末。唐朝末年，奚超至歙州，见歙地多黄山松、且质优，新安江流域的水质又好，故留此重操旧业。其子廷珪，更是有心，见当地穆姓墨工所制之墨颇具特色，便虚心求教、潜心揣摩。他们改进了捣烟、和胶的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操作规程，所造之墨在品质上超过了易州墨，被人誉为“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佳墨，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召奚廷珪为墨务官，赐给“国姓”，因此，奚廷珪又称李廷珪。于是，奚氏全家一变而为李氏，成为千古美谈。从此李墨名满天下，其墨被誉为“天下第一品”，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因之，李廷珪成为古今墨家的宗师。 李廷珪所制的墨，“其坚如玉，其纹如犀”。据记载，北宋书法家、文字学家徐铉，幼时曾得一锭李墨，与其弟徐锴共同研磨习字，“日写五千”，也整整用了十年。更令人赞美的是，磨过的墨，其边有刃，兄弟俩还常用它来裁纸。可见，李墨除了配料精良，在制作时是尤重捶打砸实，故其墨耐磨耐用，能裁纸。又据《遁斋闲览》记载：“(大中)祥符中(1008-1016)，治昭应宫，用廷珪墨为染饰，有贵族尝误遗一丸于池中。逾年临池饮，又坠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并得墨，光色不变，表里如新。”可见，李墨之质地确实有异于常墨。 南唐时名家还有朱逢，他是歙县人。李墨虽被南唐后主李煜所赏识，但同属南唐的宠臣、名宦韩熙载却垂爱于朱逢。他把朱逢请到书馆旁烧烟制墨，名其作坊为“化松堂”，名其墨为“云中子”、“麝香月”。可见朱墨也不亚于李墨。 李廷珪之弟廷宽，廷宽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及孙惟庆，也业墨，都是名墨工；惟庆还继续任过墨务官。自李廷珪被李煜封官赐姓后，徽州的墨工更重制墨技艺，因而历代都产生过一批批著名的墨工。 宋代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国家得到了统一。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又重新繁荣起来。 宋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全国各地书院林立，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印刷术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个文化高潮。尤其是宋室南渡后，徽州的制墨业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达官显贵、名门旺族聚集江南，首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文人墨客的南下，又促成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每年临安的科举考试更直接拓展了徽墨的市场。这时的徽州地区，制墨业已步入“家传户习”的繁荣普及阶段，仅官府每年就要向朝廷进贡“大龙凤墨千斤”，而要满足文人墨客、莘莘学子的用墨则要逾万。到了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时，“徽墨”之名便正式诞生并迅速风靡南宋都城临安，“徽墨”遂成了墨的代名词，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宋代徽州的制墨业“流派纷呈，名工辈出”。黟县的张遇、歙州的潘谷、新安的吴滋等等，都是十到十一世纪徽州制墨业的著名人物。 张遇，黟县人，他是油烟墨的创始者，以制“供御墨”而闻名于世。他制的墨因加入了麝香、金箔而称为“龙香剂”，其配方一直相传至今，成为墨中极品。“张墨”为历代收藏家追求的瑰宝。其子张谷、孙张处厚都是一代名墨工。 沈桂以松脂、漆滓烧得极黑的烟，名为漆烟，人称其墨“十年如石，一点如漆”。他是漆烟墨的创始者。 吴磁所造之墨的妙处在于“滓不留砚”，曾得宋孝宗犒赏缗钱两万的奖励。 风靡一时的制墨高手潘谷，被世人誉为“墨仙”。他制的“松丸”、“狻猊”等墨品，具有“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的优点，被称为“墨中神品”。他因嗜酒而不幸落水溺死，苏东坡深怀激情地写下了“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的悼亡诗。此诗一直相传至今。 宋代制墨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油烟墨的创立，开辟了中国制墨业的新领域。千百年来，制墨主要以松烟为原料，由于长年累月取松烧烟，致使松树被砍伐殆尽。宋代科学家沈括在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中曾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面对松树大量砍伐，墨源严重枯竭，寻求新的制墨原料已迫在眉睫，于是一种新的制墨原料——桐油烟便应运而生。 第二，制墨从业人员众多，名家辈出。宋代制墨名家见诸史册的多达百余人，张遇、潘谷、吴滋、戴彦衡、叶茂实等是其代表。他们在选料、配方、烧制、用胶、捣杵等工艺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制墨遗产。 第三，达官贵人及文人墨客与制墨工匠切搓技艺，促进了制墨技艺的发展。宋徽宗虽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书法绘画方面颇有天赋，他创造的“瘦金体”书法，名传千古。他喜欢墨又懂制墨，还亲自实践，推动了制墨业的发展。北宋大文豪苏轼也是一位制墨爱好者，此外秦少游、陆游、黄庭坚等文人都有过参与制墨的经历。文人的参与，极大地促进了制墨技术的发展。 第四,人们不但用墨、也开始了藏墨，并出现了藏墨制墨的著作。又因墨中添加药物，人们在实用中发现了墨的药用功能，“徽墨家族”便有了药墨一员，药墨遂成为居家常备的非处方药品之一。 元代元朝，因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南人”备受歧视，因此，在科举与文化方面受到限制；加之元代的工匠已沦为奴隶，个人根本没有出人头地与扬名的可能，故制墨名家寥若晨星，制墨业也远不如宋代，徽墨业处于一个低谷。元代墨工中，比较著名的有朱万初、陶得和、潘云谷等人。明代是徽墨业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代。 明代 明代以南京为陪都，徽州属“京畿”，经济、文化教育得以发展，尤其是科举考试走向鼎盛后，使徽墨业的生产不仅得以恢复，而且得到迅速的发展。据明末麻三衡的《墨志》记载，明代徽州墨工就有一百二十多位名家，产品除供应国内，还远销日本、东南亚。 徽墨发展到明代，其配方、其制作工艺，大多已定制、已公开。松烟、油烟并举；“桐油烟”、“漆烟”被广泛采用；徽墨普遍加入麝香、冰片、金箔等十几种贵重原料，使墨的质地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墨家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精工制作和墨面的创意、设计以及产品的包装、装璜创新上。各种质地、规格的墨品不断涌现，诸多历史画题、名家典故不断化为墨面的雕刻内容。徽墨已从单纯的文房用品、书写材料，进入了“实用兼欣赏”的工艺美术品行列。 各制墨名家为了争夺市场，挖空心思，频出新招，所制墨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嘉靖年间的方正、邵格之、罗小华以及万历年间的程君房、方于鲁、汪春元、叶立卿等，都是在激烈竞争中相继兴起、各树一帜的代表人物。这时期徽墨不仅质量精良，而且墨的图式、墨印的雕刻，也各尽其美，达到历史的新高。如程君房制的“玄元灵气”墨，董其昌赞赏说，“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与程君房同时驰名墨坛的当推方于鲁。方氏精制了一种“九玄三极墨”，被誉为“前无古人”的佳品，声誉已经“传九州，达两都，列东壁，陈尚方”。在此期间，富有装饰性的成套丛墨——集锦墨也开始出现。装墨的墨盒也非常精致，有从东南亚进口的楠木、红木等珍贵材料制作的木匣，还有螺甸镶嵌的漆匣。各种制墨的专著也纷纷涌现。 竞争促使了徽墨的发展，尤其是印版的雕刻、墨品的装璜，或为名家绘图、或为高手刻版、或为巧手制盒，把制墨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辉煌的时代，使徽墨超越了文房用品的范围。明代很多著名的画家参与了墨式的绘图，著名的刻工参与了墨印的雕刻，其中画家有丁云鹏、吴廷羽、俞仲康等人；雕刻家有黄鏻、黄应泰、黄应道、黄德时、黄德懋等人。这样，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徽墨便形成了歙、休、婺三大派。 歙(县)派，因地处徽州府府治所在地歙县，历朝贡墨、达官显贵用墨几乎为其包揽，产品端庄儒雅，烟细胶清，重香料、重包装。其代表人物为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方瑞生等。 休(宁)派的产品则雅俗共赏，墨品华丽精致，多套墨、丛墨(集锦墨)，墨面重彩饰，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其代表人物为汪中山、邵格之、叶玄卿、吴去尘等。 婺(源)派则属于普及型墨。婺源人，尤其是詹姓墨工，利用当地盛产松烟的优势，所制墨品大众化，价格低廉，深受百姓与学子的欢迎。因婺墨不见重于文人墨客，故绝少记载。其代表人物主要为詹姓墨工，其中有詹华山、詹文生等。 “三大派”，各以自己的优势，分摊了墨业市场的份额，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并垄断了全国的墨业市场。 在明代的徽墨大家中当数歙县的程大约(约博)，世称“墨妖”。他既讲究墨的配方，又注重墨印的雕刻以及墨品的设计、装璜(匣子)，并有《程氏墨苑》行世。其弟程君芳(原名士芳)也制墨，是万历间的高手。他们制的墨，其墨印大多出自徽派著名刻工黄璘、黄应泰之手，因而备受文人墨客的喜爱。《程氏墨苑》也出自二黄之手，该书被郑振铎誉为“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见《却中得书记》)。方于鲁是大约的徒弟，歙县岩寺人，曾与程君芳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刊有《方氏墨谱》与程氏抗衡，由是也促成了《程氏墨苑》的问世。方氏还以自己的诗作，参与了这场竞争。商场如战场，显示了明代徽墨业竞争之激烈。 清代徽墨发展到清代，先后出现了“四大家”，即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他们都是徽墨业中的一代翘楚。 曹素功，歙县岩寺人，名圣臣，字昌言，号素功，清顺治十二年(1655)秀才，十七年(1660)贡生。康熙六年(1667)，开始顶承吴叔大的铺子，并将吴的“玄粟斋”改为“艺粟斋”。相传康熙帝南巡时，他献的佳墨颇得赏识，康熙帝特赐“紫玉光”，一时名声大振，紫玉光成了曹墨的第一品牌。他著有《曹氏墨林》。其后裔(长子永锡，孙西侯、雨侯，曾孙阶立、鹤亭，六世孙献淮、尧千、德酬、引泉，七世孙毓东、佑桩，八世孙云崕，九世孙端友……)皆制墨，历经十三代未曾中断。乾隆年间曹素功墨肆迁苏州，咸丰10年再迁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其墨肆与胡开文合并为上海墨厂。 汪近圣紧跟其后，以制集锦墨著称；“其雕镂之工，装式之巧，无不备美”，更以他的次子汪惟高应诏入清廷内务府教习制墨而名声大振(详下节)。 汪节庵，歙县信行人，名宣礼，字蓉坞。墨肆名“函璞斋”，设在岩寺。清乾隆中期崭露头角，为乾隆、嘉庆年间徽州制墨业的名家。汪节庵墨品常被一些高官大吏选作贡品，有“江南大吏，多献方物。入选之墨，必用汪氏”之说。清代学者阮元评说：“在今名第一者，为节庵汪氏”。其名墨有“兰陵氏书画墨”、“新安大好山水”、“青麟髓”等。 “胡开文”是清代四大家中的最后一家，也是徽墨业中集大成的一家，同时又是把徽墨推向世界的第一家(详后二、三节)。 清代制墨业有四大特点： 一是把始创于明朝的仿古墨生产发扬光大并推向一个新高。清代的集锦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创历代之最； 二是文人自制收藏墨成为雅事和时尚，自制墨的人数、墨种之多，也创历史之最； 三是发明了不用研磨的墨汁，堪称中国制墨史上的一次革新； 四是精品墨走向世界并获得好评。1915年胡开文后裔制“地球墨”“南极生辉墨”，获得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金奖，为中国徽墨争得了荣誉。 清代制墨业在咸丰年间、鸦片战争之后，逐渐走下坡路，这是由于国内战争、民生凋蔽，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制墨所用的漆和桐油被大量掠夺出口，严重阻碍了制墨业的发展。 民国民国年间，徽墨则在社会动荡和外来书写工具(铅笔、自来水笔、圆珠笔)的冲击下，已处于“风前残烛，瓦上晨霜”的衰微阶段。 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支持各地墨厂、墨店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六年，分别在屯溪、歙县成立了徽州墨厂和歙县徽墨厂；绩溪县则成立了墨业生产合作社；泾县的文化用品厂稍后也恢复生产徽墨，久负盛名的徽墨获得了新生。广大制墨工人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不断革新，工艺精益求精，品种日新月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进入80年代，绩溪的制墨业有一快速发展，厂家主要集中在上庄、华阳两镇。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恢复了茶墨、青墨、朱砂墨、五彩墨和古香古色的手卷墨的生产，并增添、开发了新的品种。又将墨锭制成各种形态并施以五彩，嵌在锦匣当中，供人们鉴赏珍藏，成为中国又一高雅的工艺美术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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