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场景理论;公共政策;芝加哥学派;城市
摘要：全球化、个体化、中产阶层化以及文化消费的增长等势力对后工业化城市的转型与发展带来了影响，同时，也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设施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样的影响下，如何塑造城市特征、如何实行城市增长与市民认同、如果保留城市传统与容纳多样性、如何建立较强情感纽带的社区共同体以及如何吸引高级人力资本等问题摆在了城市领导者面前。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城市研究新范式，即“场景理论”，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字：场景理论；公共政策；芝加哥学派；城市
作者简介：吴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生，研究方向: 城市政策、城市文化和社会管理；特里·N. 克拉克( Terry Nichols Clark)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研究方向: 后工业城市社会学。
一、城市公共政策面临的新挑战
过去三四十年间，城市政策的最根本挑战已发生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几乎发生在全世界上所有城市。全球化（Global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中产阶层化（Gentrification）以及文化消费的增长（The rise of cultural consumption）等势力影响着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ization）城市的转型与发展。
1、全球化
全球化作为一种力量对城市转型与发展已产生深远影响。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对城市影响的经济维度，比如金融、自由贸易以及服务外包等，然而，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后果与社会心理等方面，学者论述的却较少，尤其把“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分析。这就为以消费为中心的后工业城市发展与转型提出了新挑战。
以芝加哥为例，新媒介激发了全球性的“相关群体”。从1980年起，芝加哥的电视、网络、移动客户端等覆盖面大幅度提高，从市政厅到偏僻乡村，从传统教堂到开放酒吧，居民和外来游客都可以同时收看到本地新闻和资讯。就如一名挪威游客曾说过：“芝加哥昨天发生的变化（华盛顿竞选市长成功），我们完全清楚，因为在挪威看到了电视网络转播。”借助于这些媒介，芝加哥市政和议会的形象在全球观众心目中开始塑造。用社会学术语“相关群体”（Reference Group）来解释这种现象再恰当不过。尽管他们不是芝加哥人，但是，借助媒介所塑造的芝加哥全球形象，对他们来芝加哥旅游、社交和参加会议等产生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越来越大。这就提醒城市领导者，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对本地居民产生影响，而且还对“相关群体”发生作用。
除此之外，比较性思维催生了城市发展的全球标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城市与城市、社区与社区的比较变成了可能，而且也会越来越普遍，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Terry Clark在他的新书《The Theory of Scenes》[①]给出了一个结论：比较性思维催生城市发展的全球标准。这种标准尤其是体现在城市街区设施和市民组织的建设上，比如城市博物馆、现代艺术馆、水族馆、交响乐厅、市民广场、艺术节以及各种市民组织等。例如，芝加哥市长Daley为推动芝加哥国际化，专门雇佣汉语教师在中小学开展普通话培训；印第安纳波利斯为吸引相关的爱好群体前来居住，在市中心建造摩托车文化长廊；纽约为吸引游客把时代广场打造成步行街……类似的例子很多，这种现象的实质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塑造城市特色和市民认同（Civic Identity）：我们是谁？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象输出给全世界？我们现在拥有什么？与其他城市相比，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们的市民感受如何？如何建立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区呢？如何吸引外来高素质人才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容易，但是，场景理论为解开这些困惑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方法。
2、文化消费的增长
芝加哥学派Terry Clark领衔的“财政紧缩与都市革新”（FAUI）项目组[②]，历时十几年，耗资1700万美元，对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东京、首尔、巴黎等1000多个城市设施与文化实践做了深入细致调查，结果发现，公民在教育、艺术、音乐、电影、餐饮以及其他娱乐休闲方面的文化消费不断增长；尤其是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对文化活动的参与。
事实上，公民文化参与的需求增加将会对城市公共政策产生一些影响。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当属波士顿（Boston）。由于受到清教徒精神传统的影响，学校、教堂、博物馆等元素是城市的主流基调，节俭、禁欲等仍然是当地政治文化的主流价值。不过，随着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产业优势逐渐减弱，新兴产业又没有出现，城市发展动力开始萎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一轮城市化过程中，类似波士顿的城市就开始衰落。为了扭转这种颓废，50年代波士顿实行城市转型，向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转型，吸引电子高科技产业、重建都市休闲娱乐设施、鼓励市民组织参与各项活动和创办各种公共文化艺术节等。在城市领导者的鼓励下，更多市民对文化艺术的态度变得开放，更多公共政策制定价值导向于区域场景的活力：清理年久失修的喷泉、绿化城市道路、粉刷街道墙壁、举办文化艺术节、提倡自行车出行、鼓励公共场所的艺术表演……这些政策帮助城市官员把社区塑造成一个有魅力的街区场景，吸引高素质人才前来工作、生活和消费。随后，其他城市效仿波士顿，比如西雅图（Seattle）和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这些城市的发展和转型无一例外的印证了：城市定位、规划设计、服务管理、重建都市娱乐休闲设施和市民组织，这些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营造一种特别的“城市气质”（都市场景），来吸引不同群体进行消费实践活动，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3、中产阶层化
中产阶层化（Gentrification）是指一个旧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引致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中产阶层化的转变过程可能因着重建速度而需时多年，但引伸的结果是本区生活指数提高，原居住的低收入者最后可能反被新迁入的高收入者歧视，或引致原居住的低收入者不得不迁离往更偏远或条件更差的地区维持生活[③]。这是早期美国城市扩展的主要特点。
然而，从1950S到1970S，与早期中产阶层化恰巧相反的是“白人大逃离”（While Flight）[④]——受过更好教育、具有更高收入的欧洲后裔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撤离，因为中心城市区嫣然成了拥挤嘈杂、暴力犯罪和种族歧视的代名词，而郊区的新鲜空气、静谧田园、干净草坪以及整齐栅栏等成了白人们幸福生活场景空间。
不过，最近几十年，中产阶层化这种移民方式又开始出现。芝加哥学派对美国大城市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更多年轻人、富裕阶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向中心城区开始聚集。与之前“白人大逃亡”所带动的郊区化截然相反：城市中心地带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比如Phoenix、Atlanta和Houston。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David Brooks把这种现象称为“回归城市运动”（Back to city movement）。回归城市运动将为城市街区重建带来一系列动力，比如消费增加、休闲娱乐需求、都市设施更新、房屋租金升高以及种族、教育、年龄与职业的多样化挑战等。
因此，中产阶层化作为学术标签在分析这样的移民现象比较有用。因为它能够使政策注意力转移到人口群体移动与城市生活的结合上。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议题：一个地方具有怎么样的特征或者如何改造一个地方使其具有某种特点，吸引高级人力资本和相关产业，从而驱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4、个体化
个体化（Individualism）是指人的普遍特征，即只有个体才具有能动性。在美国语境中，个体化代表着个体自由、尊严、正义方面的进步，以及个体自我发展、愿意选择加入某一社会、市场或政治组织的权利与自由。
个体化客观上带来的选择机会增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权变”（Contingency）现象。换句话说，个体生活道路的选择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纽带（家庭背景、社会阶层等）的影响而变得更加多变和开放。我们承认，个体出生时是与特定的民族、国家、城市、家庭、宗教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父母“绑定”在一起；不过，我们的问题是：之后，个体又将会去哪里呢（学习、工作和生活）?去还是留，基督徒还是无信仰，或者是重新沿着父辈的生活道路再走一遍呢？这些是开放性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所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命题：什么样的价值或因素影响着个体生活道路的选择？
再加上，伴随着国家福利、各种保险计划和基金项目等，孩子和妻子对父母和丈夫的依赖性减弱，老人们对子女物质方面的依赖减少。孩子们有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发展出自己的口味或喜好。比如，在时尚方面，利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网络，通过互联网、电视等途径随时都能获取来自全球不同的讯息，包括由新闻、电影、视频、音乐和图片等构成的地方景象。这些会激发他们的兴趣，拓展了他们对某地的向往，从而使其借助交通工具达到某地成为可能。
因此，随着生活选择驱动力变得多元，选择个人化的特点逐渐呈现。这就意味着，在后工业社会里，休闲娱乐和文化活动在个体选择时扮演者重要角色。这也是理解为什么有的地方经济和人口增长较快，有的地方反而比较慢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