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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三路向”和“人生四路向”

 谷子689 2014-12-02
“文化三路向”和“人生四路向”

蓑笠翁/文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 梁漱溟无疑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在24岁的时候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书,讲授印度哲学;他在幼年甚至少年时期根本就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是最后却和冯友兰、熊十立齐名,被当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被称为新儒家,但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坚持吃素,不蓄发,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佛家出家人;他出版了《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人心与人生》等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非常重要、也引起当时西方学界关注的书籍,但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学者,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改造运动,并且“黑白通吃”,既结识了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高官,也结识了许多军阀;他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在五十年代公开和毛泽东吵架,但在晚年却公开宣称毛泽东是他非常佩服的一个人物……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是他的“文化三路向”说。所谓三种路向的文化分别指的是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他认为这三种文化是互相独立和截然异质的,并且还有高下次第之分。在此书中,他认为西方文化主要是解决人和外界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和包括自然在内的外界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为了解决这种紧张关系,西方发展了科学,从而最终征服了外界,这是第一次第;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则主要是一种内倾的文化,它看重的是人伦,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出发,建构了一整套社会伦理体系和政治学说,并稳定地维持了两千年之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提倡“天人合一”思想,这是第二次第;印度文化(他主要讨论的是佛教思想)解决的是人和生命的关系,包括佛教在内的印度文化主要是一种出世文化,对此世持一种消极态度,将希望寄托在彼世,甚至是彻底跳出生死轮回而到达最高的涅槃境界,在梁漱溟看来,印度文化是文化发展的第三次第,是一种最高文化,所以他皈依了佛教。

按照“文化三路向”之说,他认为人类会按照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的顺序而次第发展,首先靠西方文化来解决人和外界的关系,然后靠儒家文化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后靠佛家文化来解决人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如果跳过某一个或两个阶段,那就叫“文化的早熟”,也是要不得的,仍然需要补课,将跳过的阶段补回来,他在《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里就以儒家文化为例,认为儒家文化就是“理性的早熟”(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理性化的文化)。虽然他皈依了佛教,但仍然坚持认同儒家,并认为目前的中国还需要补西方文化的课。

受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的启发,我认为这一学说也可以用于人生领域,其中的三种文化模式分别对应人的青年、中年和老年阶段,并且在人的童年和少年阶段再加入另一个路向:即道家文化。即:“人生四路向”。人生如白驹过隙,区区几十年而已,虽则短暂,也是一个充满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从婴童时代的懵懂无知,到青年时期的情感躁动,再到中年时期的沉稳积淀,最后到老年归于平静,这一过程恰好对应于道家、西方、儒家和佛家的文化精神。

首先谈第一路向,即婴童时代的道家路向。冯友兰在《新原人》这本书里将人生从低到高划分为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他认为原始社会里的人、小孩和愚人属于自然境界,这种境界的人“不知有我”。虽然冯氏写这段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批判道家,认为道家文化属于最低的自然境界。但作为婴童而言,这一赤子阶段是无可厚非的,虽然“不知有我”,但婴童时代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阶段,人一生的性格和诸多方面均奠基于此。如果忽视这一点,过早给他们灌输与年龄不相符的知识和思想,则往往起到拔苗助长的反面作用。这种反面影响显然充斥了现今的儿童教育领域,孩子们脸上的天真笑容已经越来越少。

再谈青年时期。弗洛伊德以泛性论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固然值得商榷,但人类青年时期的里比多之旺盛则是毫无疑问的。除此之外,他们面临诸多问题:求知的渴望、对爱情和性欲的渴求、人际交往的焦虑,等等。他们一方面再也不能停留于婴童时代的懵懂无知状态,也不宜于过早地消极处世,此时他们所需要的是西方文化所提倡的积极进取精神,以释放他们体内积聚的过多的里比多。梁漱溟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就以“早熟”来形容,仿佛一个孩童突然之间就顿悟人世一切而进入中老年阶段,这其实也是很可怖的。青年人就应该保持进取的朝气,勇敢地追求知识和爱情。早熟也就意味着早衰,暮气沉沉的青年是很可悲的,因为里比多是一种物质,同样遵循物质守恒定律,不以正常的途径释放,它就会以异常的方式来起破坏作用。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太多,举不胜举。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如果说青年时代要以西方文化的张力为主要精神气质的话,人在步入中年之后也许就应该做一番调整。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一种对抗精神,一种征服精神,这种精神一方面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大多数的人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群中和人相处,不管愿不愿意。这时,儒家的中庸和礼的精神也许更能发挥其作用。前面讲过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其中除了君臣这一伦可以屏弃外,其他四伦还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孟子提倡的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同样并不过时。这些儒家的精神如果集中到中年人身上,就是一种“和”的气质和一种适度原则,凡事坚持原则但都不过分,也可以称为一种“儒雅”的人生态度。

尘埃落定,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使对人生再贪恋,死神终究会来敲门。死亡是所有文化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孔子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拒绝对对死亡作出评论,“敬鬼神而远之”,但起码还是有一个“敬”,后来张载以“气之散”来形容死,就是说不要过分恐惧死亡,无非就是气散而已。许多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了减少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提出天堂的概念,并以道德原则作为此世和彼世的联系桥梁,既缓解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还以地狱作为威胁,劝导人们向善。而真正对于死亡(包括人生)作出最认真思考的就是佛教了,它认为生命是苦,轮回也是苦,要想彻底跳出苦海,只有靠修行,一世修行不够,就要累世修行,最终接近或者达到佛陀的涅槃境界。这是一种最彻底的出世精神,也是一种终极精神,恰好与老年人的平静淡泊心理相对应。

总之就是一句话,到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所谓四种文化只不过是不同年龄阶段精神气质的形象说法,借用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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