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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草书家
一、草圣张芝（公元？——192年）
我常常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说真圣楷圣，也不能说篆圣隶圣，而独草书可以有“圣”之称。古之圣贤，都是在一个领域独领风骚，有开创之功，又有传世之德。可是，这样解释似乎也说不过去，楷书也有这样的书作和书家，却不能称之为楷圣。如同五岳，泰山可以傲目无旁地说“五岳独尊”，草书即是“五体独尊”了。泰山在五岳中并不是最高的，泰山在中华版图上，也不是最雄伟的，泰山在名山中也不是最为有名的。在山东的平原地带，突兀地耸立着这样的一座山，山上没有仙人洞，没有神仙，那么它灵在哪里呢。自从秦始皇不远万里似的封禅以来，天子到这里祭祀的比赛就开始了。因为它是东岳，中国人对东方特别敏感。又有那么多帝王三番五次来祭天，人们就有了对皇家的人文崇拜与敬畏，五岳独尊也就不奇怪了，虽然他只有一千五百多米。毫无疑问，东汉是书法的盛宴，是书法美学建立理论开始，更是书法独立于实用而形成艺术自觉的发端。在东汉，书法出现了理论，也出现了不为公文也不为私人文书的纯粹的艺术创造——那就是草书，是疯狂的草书创作的年代。其情形如何呢？东汉赵壹非难草书之作《非草书》，就是对当时草书的否定之篇。虽然如此，却为我们今人保存了难得的古代信息。他非难草书的理论根据是：“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那么，你这草书是违背了天地的旨意，也与圣人的追求相去甚远。而“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那么，你们迷恋草书到痴迷乃至发狂又所为何来？对草书艺术追求发狂的情景，赵壹生动地记录了下来：“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这等情形，真是发狂得不轻。即使是这样非难草书的人，对张芝也是服气的，他说张芝等书法家“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如此说来，张芝何许人也？我们对张芝所知甚微，在《后汉书》仅仅寥寥数笔，他的事迹大部分残留在后人书论之中，且多以故事的形式出现，并且转述者口口相传，很难作为信史。然则，大概的精神指向也并不脱离张芝的面目。草圣的名号一经出现，就没有过疑义。草圣最早见诸文字的，是西晋书法家卫恒《四体书势》所记述：“韦仲将谓之草圣”。此言一出，便世代沿袭。在历代书家的论述、记叙乃至官方编纂的文献中不绝于耳。今天，我们的书法家多来自书法家协会，或者与书法相关的机构、报刊，业余书法家很难再行进入这个圈子，这当然有历史进程的原因。古代人人都要操管，那是以实用为前提的。换过角度来说，书法艺术还没有成为自觉的艺术。以追求书法艺术为专业的人，毕竟是少数。张芝就是那极其少数中的一个，应该说，他的出现，是专业书法家的第一人。书圣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颜真卿是职业政治家，官到一品；苏轼为文学艺术的全才，然而，他在这方面依然是业余的，官到了副总理的级别。惟独张芝，没有进入官场，一生浸淫在书法笔墨之中，被后人称之为草圣，再难有人冒犯。《宣和书谱》记载，汉张芝，字伯英，敦煌人。志趣高尚，朝廷以有才艺征召他出来作官，他也不出来。 难道他真的因为志趣高尚就不出来作官吗？我们考考他。如果他逝世于公元192年的记载没有大出入的话，那么，他与汉代第一大儒蔡邕属于同步人物。他们之间的年岁，可以用不求同年生，但求同年死了。蔡邕对于书法的态度，与张芝有着天壤之别。蔡邕在他那著名的奏疏《指陈政要七事疏》里说：“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而张芝根本不想“匡国”，也没有准备“理事”。《四体书势》记述说：“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犹宝其书。”我们知道，作为专业书法家，如果没有生活来源，是难以为计的。归隐山林，总要解决他的衣食住行的事情。明代哲学家李贄，辞职于姚安知府，后来靠地主、乡绅的周济维持生计，成为专业的哲学家。而他的不能容于社会，则来自于他性格上的一意孤行。张芝的性格特征是模糊的，没有关于他愤世疾俗的任何记载。那么，他何以不赴朝廷官方的征召，是那样的决绝呢。破解张芝的行为并不难，不过，得绕个大弯子。这要从他的父亲说起。张芝的父亲张奂。我在长篇史学文化散文《正阳门》里，写了关于张奂一节，自家引述如下： 我们可以翻开历史的有关张奂的一页，来看张奂的为人为官之道。我们发现，张奂虽然名声不大，却文武全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他当都尉的时候，就遇上了外族的侵略。他的军队只有二百多人，大家认为敌我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军士们叩头阻止张奂发兵。他进驻长城收集散兵，切断敌人的联络。凭着他智勇兼备的才华，打败了羌人。后来升中郎将，朔方几个地方的匈奴军队又来挑战，军队大乱。他端坐帐中，智勇兼施，再次获胜。公元166年春，升迁为大司农。鲜卑听说张奂调动了，在夏天招集南匈奴、乌桓分几路大军侵犯塞内，还引诱东羌共立盟誓。武威、张掖边境告急。朝廷再次任命张奂为中郎将，执行九卿的权力，督令幽州、并州、凉州以及度辽、乌桓二营。敌军听说张奂又回来了，投降的有二十万人。公元167年春，东羌骑兵侵入关中，杀人上千。冬天。几路大军浩浩荡荡杀了进来，侵略再次失利，张奂指挥军队俘虏一万余人，再次建立了赫赫战功。一个人建立战功，有时候并非那么难的事情。因为敌人就是敌人，和好了就可以成为朋友，友好邻邦什么的。敌我两军对阵，阵线分明，很容易就知道谁是友军，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就复杂得多了，一不小心，你就会落入圈套，使得你抱憾终生，有时候你自己就不能原谅你自己。这个战功卓著的大将，还曾经著作三十多万字的《尚书记难》。就是这样，也难免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那错误使得他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那错误是无法弥补的错误。一个人的一个错误，有可能使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也有可能危及国家的前途，这可不是危言耸听。人生的十字路口，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你千万要当心，走错一步，就会影响你的一生。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张奂奉命率军回朝。这是多么风光无限好的事情啊！人生得意又有几次如张奂者？这是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是为保卫国家立过功勋的军队。张奂回到洛阳，觉得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脚跟还未站稳，皇帝的诏书果然就来了。大将军窦武要谋反，命令他们迅速包围窦武府。天刚刚亮，洛阳城的轮廓依稀可见，城门紧闭，黑洞洞的。大门开启处，从里面开出了一支整齐威风队伍，一看就知道，这支队伍训练有素。张奂认得，那是保卫皇宫的羽林军，根据他的经验，估计有一千多人，全部出了朱雀门，就与张奂班师回朝的军队会合了。布阵完毕，两军就开到了宫廷正门讨伐窦武。张奂听到了羽林军呐喊道：“窦武谋反，要杀皇上。你们都是皇上的警备部队，应该保卫皇宫，为什么与叛贼合流，还不快投降！”这呼号声响亮而庄重，没有人怀疑，这当然是真的了，窦武真的要羽林军砍下窦武与他兄弟的人头，在大街上示众。刚刚从边疆归来的军队与羽林军一起，追杀窦武的亲戚、宾客、家属，全部杀头。从三公九卿以下的，凡是陈蕃、窦武推荐的，一律查办禁锢，再也不许出来做官。当张奂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假如你跟随十恶不赦的坏蛋干了这样一件坏事情——已经不能算坏事情了，应该说犯下了大罪，你会怎么样。诛杀的血腥还弥漫在洛阳城，尸体尚在大街上铺陈。哭亲泣友的声咽还在洛阳大街小巷泛滥的时候，张奂就明白了，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那错误犯得猝不及防，那错误犯得糊里糊涂，还能说是错误么？不是，是大罪，是助纣为虐，是残害大臣，是惑乱国家。当诛杀窦武、陈蕃的事件刚刚过去，宦官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当宦官们被封侯享受胜利的喜悦的时候，张奂内心的痛苦达到了极点。更有后来蔡邕的同事，涿郡卢植给他有《与张奂然明书》，谴责他竟与宦官同流合污，矫诏诛杀大臣。他将用一生的作为来消解这种被利用的痛苦。张奂升任大司农，因为有功劳被封侯，他多次上疏，坚决不肯接受。翌年夏天，诏令百官上封言事。他觉得弥补罪过的时候到了——既然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就得有个反省： 我听说风的号令，阴气专用就会形成冰雹。发生灾难，都是因此而成的。已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他们志在国家的安宁，为人方正刚直。因为奸人作乱，他们都被诛杀，海内缄默，不敢说话，其实，人人震怒。忠贞的窦武、陈蕃被杀，没有得到昭雪，所以上天给了大汉帝国那么多的灾祸。应该厚葬他们，把流放的家属也迁回原郡。因为他们的冤案被牵连的，都要平反，推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皇帝完全同意张奂的意见，打算按照张奂的话去做。皇帝问宦官们，没有谁同意张奂的意见，皇帝害怕，所以屈服了。张奂不久被宦官以党罪陷害，禁止做官，送归田里。这可能是他求之不得的，他愿意用自己的免官来悼念陈蕃、窦武，愿意自我惩罚，来消解自己内心的痛苦。被坏人利用，或者说被恶势力利用，干了罪大恶极的事情，是一种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做过，很难有切身感受。他回到家——他的家已经从酒泉迁到了弘农。在家闭门不出，著述了《尚书记难》。临死前，他留下了遗嘱。他说：“一个人的富贵与穷困，是命中注定的，一个人的生死，是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一个人死了，就到了地下。地底下是黑暗的，永远没有天亮的时候，却用那么好的锦帛缠身，还要在棺材上钉上密密麻麻的钉子，我不喜欢这样。以前已经准备好了墓穴，那就很好。如果我早上死了，晚上埋了就算了。埋葬的时候，将尸体放在灵床上，裹块布就行了。”史官评论说：陈蕃、窦武反对宦官，号召天下，救国于危亡，这是有识之士都知道的。张奂却被宦官利用，杀戮忠烈，虽然他怀恨终生，辞赏谢罪，最终还是应了诗歌中说的——泪流满面啊！哀叹来不及了啊！ 张芝何以能够专业于书法，读了上面的叙述，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他不会再去作官；他有足够的资金专业于草书的创作，不愁生计。张芝不会出仕的重要原因可能就在其父辈的遭遇所至，而张奂离开朝廷，过上了退隐的生活，估计物质并不缺乏。张芝在《后汉书》里没有列传，他的名字写在了他父亲列传的最后面，记述简略到潦草的地步。可以这样说，张芝的草书创作，无意中驱除了文艺创作中的两大恶性阻状：名与利。一个名利之徒，是断难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然而，仅仅如此，就可以成为草圣吗？决意不出世的名人多得是，家有余粮的人也多如牛毛，可是，草圣就一个张芝。不错，张芝具备了成为大艺术家的天赋，一个草书开创者的天赋。终究使得他成为草圣的重要原因，是他的天才。因为他的天才，还有他家庭所带来的气氛对他的影响。那所谓的影响就是翻天覆地，就是暴风骤雨，就是世间的惊悸与惊恐，就是他内心的安宁与外部事物激荡，让他在撞击中翻腾起来。他将这种翻腾转化为对草书的痴迷，弄得乌烟瘴气。于是，草圣张芝完成了书法史上一个绝大的命题。《宣和书谱》在《草书叙论》中说：“至张伯英出，遂复脱落前习，以成今草。”我所说的绝大的命题就是创制了今草，创制了一个崭新的书体，所以才能够称得起、担当得起书之圣的称号。宋朝内府当时收藏着张芝的《冠军帖》和《消息帖》。问题又出现了，自从米芾时代，就怀疑《冠军帖》的真伪问题，认为是张旭所书。米芾的鉴定结果并没有得到公认，事到如今，《冠军帖》仍然附着在张芝身上。故宫博物院的肖燕翼先生所著《书法鉴识》中，对《冠军帖》所属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认为西晋之前没有今草书。肖燕翼先生在故宫工作，当然见多识广，看了不少真迹。他在批评郭沫若的时候就说过，以书体判断书法的真伪往往要出现差错。可是，他在这里又武断地用书体来断定法书的真伪，难以服人。就象郭沫若当时以书体否定《兰亭序》，认为天下的晋书都是隶书体一样，大江大海都过去了，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唐摩万岁通天帖》、《十七帖》没有一幅隶书，其他的王、谢子弟，也没有隶书。那么，为了伪托《兰亭序》，这样大规模造假，真是奇谈怪论了。《冠军帖》是张芝身上的一块肉，还是附着在张芝身上的一块膏药，我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芝绝不会因为章草比别人写得好，就会被公认为草圣。既然《冠军帖》找不到主人，或者你给它找了后娘它又不认，大家也不许可，辨别它的真伪，就失去了意义。宋朝与张芝的时代比我们今天近多了，看到张芝真迹的机会也大得多，我宁愿相信，东汉已经有了今草。而张芝的草圣，名不虚传。 亚圣张旭（公元675——750年） 唐 张旭《古诗四帖》 有清一代，皇帝的年号一经颁布天下，就再也不会更改。唐朝在开国之初，也曾经不改年号，比如李渊是“武德”，唐太宗李世民之“贞观”。到了唐高宗李治，更改年号如同刮风下雨，说来就来。张旭就出生在那个频繁更改年号的年代，是为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干支乙亥，属猪。他逝世于公元750年，即唐玄宗李隆基天宝九年。其实，我们罗列年号没有过多的意义，这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枯燥无味。查找不难，却比较罗嗦，让人上火。而一旦弄错，又会被讥刺为“硬伤”什么的。但是，我追究经典书法家、经典法书产生的奥妙时，总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果这个问题弄不清楚，便无从下手。我对“重述旧章”像对“苟兴新说”一样不感兴趣，于是，追究一下年号，吊一下书袋也在所难免。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张芝与张旭给学生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比如考试题问：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之为草圣的是张芝还是张旭？答：张芝，对了。答：张旭，错了。可是，读书多的学生就会不服气，觉得老师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杜甫《酒中八仙歌》所言为凭，明明写着“张旭三杯草圣传”，难道是杜甫的错误？其实，杜甫的确有这首诗。在书法界，这首诗比起杜甫其它的诗来，要响亮得多。然而，这不可为信使，难以得到书学史家和书界的承认。究其原因，我想，可能杜甫虽然为诗圣，他所封的书法之圣却难有号召力。书法界似乎还有个规矩，如同王朝，天下不可有二主。已经有了草圣张芝，再出现谁，也难以成为公认称号。比如书圣，就王羲之一个，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是谁混淆了视听，是谁故意搅混了这塘水？我想是这样，他们都姓张，并且单名，一个芝，一个旭，不在书界，难以判断个清清楚楚。他们都是经典草书家，是整个书学史没有争议的草书大家。换句话说，他们以自己的草书名垂千古。更为混淆视听的是，他们都曾经被别人而不是自己戴上了“草圣”的冠冕。即使是文学艺术全才聪明如苏东坡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称呼，他说：“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直到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才在他们之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名字。他说张旭“其草书绝有绳墨，草字奇幻百出，不逾规矩，乃伯英之亚，怀素岂能及哉。”我觉得，称张旭亚圣恰如其分。张芝在草书上已经为高峰，你后来者与其比肩，毕竟不是开创之功。张旭在狂草书的创作上，确有不凡的业绩。也可以说，他的确是继承和发展了草书艺术。草书有行草、章草、大草之分，而大草还可以叫狂草。在大草中，字与字之间可以缠绕连带，也可以字字独立。现代草书大家于右任先生主张字字独立，而张旭则更钟情于连绵草书。张旭，字伯高，吴郡人。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工诗书，以草书最为知名。嗜好饮酒，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称为“饮中八仙”。常于醉中以头发濡墨大书，如醉如痴，被人称之为“张颠”，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称“三绝”。关于张旭学习书法，有很多传说。有的是后人加上去的，有的就来自于他自己的言论，还有史籍的记载。他在常熟尉任所，有个老人“陈牒求判”，宿夕又来，他就怒了。老人说：“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尔。”为了要搞到张旭的书法，竟至如此。“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在这位老人处得益，道同而相与谋。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法家，都会有他的过人之处，都有他们不同于别人的经历乃至贯通的奥秘。后来颜真卿的“印印泥”、“锥画沙”的感悟，也来自这位超凡的老师。他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的情态中得到了启示，与文字产生的本源有了连带关系。古人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发现了鸟兽蹄痕的美丽与壮观，用在了书写上，那是自然的力量，是生物给予人的高度灵感。“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得其神。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张旭的体悟与实践，是人类活动精美绝伦的表现，是人为的艺术力量在书法上的发挥与创造。书法艺术与其它艺术门类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人类的艺术活动，要言继承与发展。如果一个书法家的作品，在继承上没有承传关系，则被讥为“无体”；如果一个书法家没有终生的临摹古代法书，或言“无笔”、“功力不高”。绘画可以从生活中不断吸收有利于创作的成分，要有大量的写生活动，现实生活、历史、乃至自然，会激发画家的灵感。书法难，难在现实生活给予书法新的血液并不多，于是，就得从古人处讨生活。我常常想，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书法艺术的近亲繁殖。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书法有家，也有书匠。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生都在临摹，惟妙惟肖，甚至也可以写出自家风格的作品，可是，仍旧是书匠。刻意求工，板结，缺乏冲击力，这在书法界是不难看到的。当然，即使是书匠的作品，也比信笔涂鸦让人可以忍耐。根本不懂笔法，没有文化内涵的书法，就是胡勒。这也决不仅仅是工夫到不到的问题。时代给人以恩赐，也会给人带来苦难。张旭长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762）十岁，他们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差无几。我在史学散文《长恨歌叙事》里有下面一段话：“腥风血雨的武则天清算唐帝国的宗室，亲生儿子也不能放过。她与李治所生四个儿子，一个早死，另一个被杀。玄宗出生的前一年，伯父中宗皇帝李显被废为庐陵王，流放而被拘禁。玄宗的父亲李旦即位后，不许听政。到了他六岁的那年，武则天干脆甩掉大唐，改为大周。父亲睿宗李旦被降为皇嗣，并不许大臣谒见。裴匪躬、范云仙两个大臣因为与李旦见面，被武则天斩首。武则天时代曾设铜匦，作为告密之用。大批杀戮帝裔，朝臣更是朝不保夕。似这等恐怖政治，即使是对武则天持赞赏观点的史家也不能够称羡。公元693年初，李旦以有异谋也被关押，武则天派酷吏来俊臣审理此案。幸亏有大臣剖腹以证明皇嗣不反，父亲才躲过杀身之祸。武则天病重，结束了皇后28年、太后7年、神圣皇帝15年的统治。神龙元年正月，朝臣张柬之等杀了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这张易之、张宗昌作为面首，让人恶心。武则天糜烂的性生活了然不惑，而一旦当了皇帝，没了专职男人，有个面首，从生理的角度说，自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然则，她的这面首，还干了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让朝野恨之入骨。首先将他们斩首，在人心大快的同时，迫使病危中的神圣皇帝退位也是应该有的文章。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张旭与朝廷的政治斗争有什么关系。然而，任何朝政的气息，都会给百姓带来风俗乃至生活的极大影响。在独裁统治之下，想自由也是枉然。武则天虽然被史学家叫好，我就觉得这女人过于毒辣。而张旭生性的放浪形骸，与政治生活的不协调，肯定会给他的内心以激荡。武则天逝世的时候，张旭过了而立之年。应该说，在极度恐怖的政治生活中，张旭从孩提到了思想成熟期。谁能说，他一定会超然物外呢？我们都经历过动荡的年代，我们的思想、行为、语言、艺术活动，都会受到直接的影响，谁又会是超时代的人物呢？划时代的艺术家，他们超人处往往就在这里——同样的生活，同样的经历，在大艺术家那里，就会转换成催化剂，而你有可能被吞没。同样的笔墨，同样的纸砚，在大艺术家那里可以创造出传世的经典之作，而你的信手涂鸦只会增加垃圾。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曰：“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人为的遭遇使得张旭情绪不稳定，心有不平。时代的气氛与个人的遭际，没有使他沉沦。他将这些不稳定因素化作激情，作用于书法创作中，成为艺术大家也是在所难免。有评论说，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不错，张旭的艺术成就可以这样概括，可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这样，张旭未必能够成为经典书法家。有可能成为名家，或者我所言，由于近亲繁殖成为书匠。张旭在历史上独具魅力，则是其揭示艺术、特别是书法艺术成功的奥秘所在。他将自己的境遇、遭际、现实生活中的感触，融入草书创作之中。这所谓的融入，又非怒了就写“怒”字，不平就写“晃荡”，而是注入到草书势中，以势体现书家的心境。此等情景，已经超出了一般书家的临摹。更为可贵的在于，他注重了文字起源的学说，注重自然与艺术的关系。“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我们很多书法家还不如韩愈明白，他在那篇著名的散文《送高闲上人序》中，发现了更为有价值的真理：“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逐其迹，就是临摹，或者往大里说得更广阔一点，就是效法法书。韩愈是高明的，知道你就是弄一千个墨池、一万个笔冢，终究不过是书匠，成不了伟大的书法艺术家。伟大的艺术需要天才，需要超人的天赋，超人的感悟。张旭所追求的，比他实现的要高得多。张旭留给后人的，是一片色彩斑斓的艺术天空。他注重“逐迹”——始化于张芝。然而，他更为“心”到的是，世间万种情状入书，更为可贵的是，将大自然赋予人的恩泽，恭敬地拜谢。在草圣张芝那座高峰面前，能够登顶，披荆斩棘，开辟了另一条航线。张旭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这东西，就得有自己的理念，靠口令“开始”便开始，永远也看不到后脑勺。称张芝为草圣，称张旭为亚圣，也许是张旭“我生也晚”的缘故。如果他们可以演出关公战秦琼，出生在同时代，在一个起跑线上，很难说谁是草圣，也许这开创之功属于张旭而非张芝。也许毕竟是也许，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草书狂飓风飚的创始人就是张芝。而张旭将更为有文化内涵的书法，更为酣畅淋漓的创作情态，更为明白晓畅的创作根据告诉了我们，我们何不拜谢呢！至于伯英之亚的说法，也没有委屈了这划时代的书家。在传世书迹中，像张芝的《冠军帖》一样，张旭也有附着在身的《古诗四帖》倍受怀疑。探讨这些书迹的真伪当然不是我们的目的与专长，那是鉴定专家的事情。不过，我一向认为，即使是后人附着在大家身上的东西，也是金鞍配宝马，事成宝马金鞍。在法术遗迹真伪问题上，我信服徐邦达先生的说法，他大致说：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还是依照旧说。
僧界书皇——怀素（公元737年——799年） 唐 像张芝名下最具影响力的法书《冠军帖》、张旭的《古诗四帖》一样，怀素最为著名的《自叙帖》也有同样的命运——怀疑是伪托之作。前两帖的怀疑似乎难以说明白，因为过去书家既不钤印，也一般不属名款。被怀疑和误定的情况屡屡发生，并不是奇怪的案例。以营利为目的，而故意伪造名人书迹，当属于另外的恶性行为，自当别论。而怀素的《自叙帖》被质疑，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帖的开首便有“怀素家长沙，自幼事佛”之语，相当于署名款了。从常理说，质疑《自叙帖》，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仅仅靠推断，就难以让人信服。然而，事情总会不那么简单。《书法鉴识》的作者对此帖怀素所书持否定态度，观点明确，重要依据是启功、朱关田先生的考订成果。著名的书法家启功先生“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一文，详细考证了古人对此帖的考察。繁复的考证过程忽略不计，其结论就是，此帖的真迹早被掉包。传承过程中，题跋为真，而帖为临摹本。而《颜真卿传》的作者朱关田先生，更是语出惊人，并且言之凿凿。他在《怀素自叙考》一文中，彻底否定了《自叙帖》，认为此帖依附于怀素身上，本来就是一篇伪托文字，膏药无疑。否定《自叙帖》为怀素法书的有力证据是法帖第一句话：“怀素家长沙”，并有“内证”可以出庭。怀素在他著名的《藏真帖》中说：“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这意思是说，可靠的怀素法书就说自己生于零陵，而《自叙帖》却说“家长沙”，不是伪托之书才是怪事情呢！其实，我倒觉得这不是问题。“家”认为是原籍、出生地、祖籍也不是没有。这是三个概念，看“家”是名词还是动词了。贺之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个家就是老家了。《辞源》中对“家”的解释，就没有原籍的概念。比如《史记》上说选择一个好的地方，“可以家焉”，这个家，就是安家的意思。怀素的“家长沙”，不能解释为祖籍长沙。朱关田先生对《宣和书谱》所记叙提出疑问，并指出记叙的错误，我想，并不能构成对《自叙帖》归属的威胁。如果这个解释大概能够通顺的话，我就不想纠缠考证的问题了。不要说有书法成就的名家如朱关田者，就是本人也曾经对《自叙帖》为怀素法帖产生过怀疑。不过，我的怀疑仅仅限于怀疑，是极其朴素的、没有经过考证的。依照常识，佛家弟子对名比较淡泊，与世俗要拉开一段距离。而怀素既非淡泊名，也和世俗社会紧密相连。那么，这所谓的《自叙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然恨未能远观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无疑滞，笺绢素多所尘点，士大夫不以为怪焉。颜刑部书家者流，精极笔法，水镜之辨，许在末行。又以尚书司勋郎卢象、小宗伯张正言，曾为歌诗，故叙之曰：“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韦公陟，睹其笔力。勖以有成。今礼部侍郎张公谓赏其不羁，引以游处。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赞之，动盈卷轴。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法详特为真正。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资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追思一言，何可复得。忽见师作，纵横不群，迅疾骇人。若还旧观，向使师得亲承善诱，函挹规模，则入室之宾，舍子奚适。嗟叹不足，聊书此以冠诸篇首。”其后，继作不绝，溢乎箱箧。其述形似，则有张礼部云：“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卢员外云：“初疑轻烟澹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王永州邕曰：“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朱处士遥云：“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叙机格，则有李御史舟云：“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张公又云：“稽山贺老粗知名，吴郡张颠曾不易。”许御史瑶云：“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戴御史叔伦云：“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语疾速则有窦御史冀云：“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戴公又云：“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目愚劣，则有从父司勋员外郎吴兴钱起诗云：“远锡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皆辞旨激切，理识玄奥，固非虚荡之所敢当，徒增愧畏耳。时大历丁巳冬十月廿有八日。简而言之，就是叙述了他一生献给书法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借他人之口夸自个儿一大顿。那所谓的夸，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不要说佛界，就是我们世俗社会里，这样夸自己，也不勉脸红。在几十年前，我看到《莲池书院法帖》本《自叙帖》的时候，就觉得这不像一个和尚所为，就怀疑过，这是怀素的作品吗？虽然他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到“愧畏”而不敢当的话，却总觉得假惺惺的。这让我更加留心有关怀素的资料、史籍和后人的评论。关于怀素，我们从正史中难以寻觅他的踪影。除了这让人倍起疑心的《自叙帖》之外，就是写过《茶经》的作者所写的《怀素别传》、唐李肇的《国史补》和《高僧传》，从这些文史资料中我们了解到有关怀素的信息。怀素从小就出家当了和尚，虚岁十岁“忽发出家之意”，父母也阻挡不了。是什么原因让怀素那么小的年龄就决意出家，很难考证。在他五十多年的佛家生活中，在有关他的文史资料中，没有记载他任何的佛事活动，更没有他当个好和尚的蛛丝马迹。所有的文史资料几乎都是在夸张地说他的书法，好象怀素的出生，就注定了他是个书法家，他是为书法来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书法，他的生命就可以结束。我在观赏怀素法帖和阅读有关他的文字的时候，总有一种祥瑞的感觉，愉快、顺畅，像在碧蓝的天下，在旷野中欣赏苍老的浮云。云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候看半天也不动，可有时候又是瞬息万变的。又如同看河边的垂柳，看河的水流，看险滩，看水流过险滩激起的浪花。他的书法如同汪洋中的一条船，无论风浪多么大，无论暗礁与险滩多么隐蔽，那条船都能到达彼岸。这就是怀素草书字的结构与章法，也是怀素驾驭那条大船的天赋。总之，不像欣赏别的书法家的作品那样，看到是案头操作出来的。也不像佛家法书，淡远宁静，散发着寺庙的香火之气，烟气袅袅。还有那陈旧家具的酶腐，那酶腐还带着一丝的香味儿。怀素法书是自然界的精灵，是我们难以认知的世界带给我们的惊喜。怀素有很多的传说，都是关于他痴迷书法的。有文章说《高僧传》记载，怀素曾祖父钱岳、祖父钱徽做过县令，父亲做过左卫长史。唐李肇《国史补》说：怀素喜欢草书，自言得草书三昧，弃笔埋于山下，号称“笔冢”。《怀素别传》说：尝于故里种植芭蕉万株，剪叶挥洒。漆盘练书，竟至写穿。这些都是鼓励后来者上进的，真也好，伪托也罢，对世事有益而无害的，尽管是故事，不是正史，我宁愿相信确有其事。怀素书法影响之大，之久远，之广泛，恐怕不仅仅在国内。怀素的草书与张旭的草书还有很大的不同，在清秀中透出骨气，在恣肆汪洋中，又显得节律紧健。虽然有人论草书的时候，说到怀素比不上张旭。但是，书法史没有怀素，就将失去交响乐中的一个有力的节拍。在儒释道三大文化主脉中，书法文化史上，释家失去了一代领风骚的人物。在漫长的中国书学史上，释家出现了不少的书法名家，为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同时，也使得书法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释智永、智果、怀仁，乃至担当，都是佛界的书法名家。但是，无论从内涵到书势，比起怀素来，还得臣服，怀素乃佛界书皇。一个杰出的书法家其成功的奥秘到底在什么地方，在我看来，天才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没有书法天才，无论怎样下工夫，也是徒劳，不是谁都可以当书法家的。我倒以为，怀素的出家，多半是为了专心于书法。这当然是猜测，没有确凿的证据。在那些史籍故事中，说到怀素，也像张芝一样，下过的工夫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据说张大千先生曾经在敦煌呆了两年零七个月，临摹了二百八十幅壁画。就这等工夫，如今是没有人下得了了。这等苦处，也没有几个人吃得了了。有了天才，也下了工夫，就一定可以成为划时代的艺术家了吗？恐怕也未必。据说毛泽东特别喜欢怀素的书法，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到《自叙帖》的影子。然而，毛体书法的不一一计较笔画，不一一计较草书的口诀，又是书家难以做到的。他没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书法——他是业余的业余书法家。仅仅就所题写的报头和刊物名称而言，让挥汗如雨一辈子以书法为专业的书家望尘莫及。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在佛家中有“魔界”一词，说“进佛门易，入魔界难”。我个人的理解，是超越的意思。和尚是多数，能够成佛的，成为一代禅师的，毕竟要修炼有道。也许怀素并没有刻意要超越所谓“佛”的概念，但是，他对书法的痴迷，他强烈的个性特征，使得他跨越到了魔界境地。身在佛门，却在世俗中激荡。可信的怀素真迹《食鱼帖》说在长沙多食鱼，到了长安就吃肉了，所以“为常流所笑”。在他身上，没有佛门与世俗的门槛，那是相通的，是浑圆的一个世界。而秦皇汉武的略输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正是那位领袖站在高处的所得。也因为作为国家元首的气度，使得他对书法不斤斤计较于笔画与绳墨。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禅宗对书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颜真卿，他在晚年的书法创作中，集中体现了儒释道三大文化的融合，而成为一代宗师。我在《中国文化的糅合与书道集成——论颜真卿晚期的书法创作》一文中，曾经就这个问题作过专门的论述。实际上，还不仅仅颜真卿，黄庭坚、董其昌也从禅宗里找到了他们艺术创作中所需要的成分。而怀素身在佛门不礼佛，却在世俗的激荡风流中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磁场，让我常常感叹：“寺”外的人想进去，“寺”里的人想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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