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汉字（第四部：华夏心灵——血脉相通Ⅰ）

我眼中的汉字（第四部：华夏心灵——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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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珍藏着一件特殊的青铜器“梁其簋”，它铸造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是一种祭祀祖先时使用的礼器。在这件礼器的铭文中有这样一个符号：一个小儿醒目地站立在象征宗祠的屋顶之下，这就是汉字的“字”。它的造字意图可以理解为把一个新生命领到天地、祖先面前，通过某种命名仪式希望他能承担起沟通永恒祖先和无尽未来的使命。

                     

大约在公元前二百四十年，秦国丞相吕不韦命令门客编撰一部囊括天下、融会古今的巨著，以便将来制国安邦时作参考。三千门客努力了几年之后，书编成了，名叫《吕氏春秋》。为了精益求精，吕不韦命人将《吕式春秋》悬于咸阳市中，并且传话：“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千金”。据考证，此时“字”已经由供奉血缘绵长、预示宗族兴盛的符号，演变成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汉字书写系统的总称。

“身”：躬也，象人之形《汉·说文》

                    

“天行信，四时分；地行信，草木生”，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我们都生活在四季交替的轮回中，寒暑易节，周而复始。但是根据甲骨文记载，生活在三千年前的华夏先民并不拥有四季。在商代，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那就是春季和秋季。商代每年是以十一月来划分，因此他们的春季就应该由十一月至第二年的农历五月。那么秋天一般也就是从五月开始一直到十一月结束，这期间就是它收获的季节。

  

左上图这是金文中的“夏”字，一些文字学家认为，它的样子就像一个徒手光脚的人在田地里劳作。它的本意是指代远古生活在黄河流域和中原一带的居民，也许他们以农耕见长。而用“夏”字表示季节则是西周时期的事情。同“夏”字不表示夏季一样，甲骨文中的“冬”字也只是表示一件事情的终了，就像一根绳索两头都打上结，也就是终结的意思。到了西周时期的金文中，先民们把一个“日”字包围在绳索中，寓意着阳光不再温暖，寒冷的冬天降临了。

“时具四季，简称春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家，古人春天祭祀就是希望顺利播种，秋天大祭则表示先民祈求丰收的愿望。那么为什么古人不在夏冬两季举行祭祀呢？因为夏热冬冷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得到的，而且在夏冬两季是农民最清闲的时候，无求于天地，也就没有祭祀的需要，因此百姓在一年中只提春秋，不说冬夏。

“丙辰卜，宾贞，其告秋与上甲”。庄稼熟了，对以农耕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商代人来讲，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每年秋收结束的时候，商王都要亲自主持隆重的“告秋”祭典，把喜悦和感激之情转告先祖和上天，这种丰收后的祭神活动在中国一直持续了数千年。一种生存方式想要主导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势必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到了商代，中国农业已经走过了将近五千年的岁月。

公元一九七三年，河北武安磁山发现了八十八个用来储藏粮食的窖穴。根据窖穴的高度以及粮食的比重，考古学家经过计算得出窖穴储存粮食的总量达到十三万斤之多，这十三万斤的粮食都是北方常见的谷作物：黍。储存粮食的总量能有十三万斤之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北方农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借助考古学，我们只能辨认出先民们农耕生活的大致轮廓，但是，当汉字成群结队地在甲骨上显现，当汉字呼朋引伴地在尊贵的青铜上现身时，情景便全然不同了。

                           

绘声绘形的汉字使我们以真切的方式，面对远古先人的农业生存。“力”和“耒”是两种原始的木制农具，由于材质的关系，经历千年之后，实物荡然无存。汉字的字形清楚地显示：这两种农具曲柄，前头分叉，叉的上端有一块横木，大概是踏板，用脚使劲踩着可以增加破土的力度。因为黄土高原从上到下都是由黄土物质堆积而成的，它非常均匀、松软，而且多孔，具有垂直节理，用木犁也罢、铁犁也罢，它都能够轻便地进行耕作。

在希腊语中，许多与农业有关的词汇例如小麦、橄榄、葡萄树、无花果等等都是外来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恶劣的耕作条件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和古希腊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我们已经能看到稷、黍、粟、麦、稻、菽等粮食作物，以及桑、麻、瓜、果等经济类作物。厚厚的黄土不仅养育了华夏儿女，也培育了独特的农耕文明。

                   “粟”：；“麦”：；“稻”：；

                   “果”：；“桑”：；“麻”：。

农耕的技术是很繁杂、很高妙的，同一块田地有的人种就能结一百二十斤，而有的人却只能得八十斤，所以说耕作是有窍门的。有了窍门就可以事半功倍，因此我们世世代代的农耕技术、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以及手工业、纺织业的纺纱技巧都得代代相传，所以农耕社会讲继承，讲继承就得尊祖，慎终追远。农耕社会除了讲继承之外，还讲和睦，讲团结，同时知道对大自然不能过度索取。而游牧民族，它的特点是天下为家，在他看来，就是大地上的一切任我享用，因此《圣经》上说：“除了上帝是创造者，我们都是被创造者，因此咱们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入了基督教的全是兄弟，爸爸跟儿子也是兄弟。虽然这样的关系有些乱伦，但是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产生了平等的思想。

大自然的赐予使西方世界和中国在一开始就走向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当欧洲大陆在人口增多和资源短缺的矛盾逼迫下跨入工业文明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大陆还在继续着千古如斯的农耕生活。农耕文明在中国为什么有如此之强的耐力，换句话说，在工业文明的曙光照耀中国大陆之前，华夏儿女为什么没有感受到生存压力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和先民们生于兹、长于兹、葬于兹的黄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黄土发源地从古至今，每年都有频仍的沙尘暴，粒粒的风沙不仅带来矿物质和营养物质，还可以不断地加厚黄土层。即使农业耕作得比较厉害，或者说百姓把土壤的肥料用尽了，或者黄土的表面被流水侵蚀了，但是随着风沙的不断暴发，使得它下面更老的黄土仍然暴露出来，这样黄土地就可以继续提供肥沃的土壤。黄土地这种自我加肥的能力，使得早在五六千年前的人们累世定居，这已经成为华夏先民的生活常态。土地和家园，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传递，仅关中地区勘察出的仰韶农业遗址就有四百多处，而整个渭河流域遗址分布的密度不亚于现代的村落。对于这块养育了自己和儿孙、埋葬着祖先最终也将埋葬自己的土地，华夏先民倾注的绝不仅仅是汗水，而是一种近乎神圣的情感。于是在甲骨文中，艺术的“艺”字恰恰就是一幅农人栽培苗木的图案。数千年的农业生存塑造了华夏先民的意识，在他们的观念中，最“香”的还是粮食。种地才是“男”人的本分，成熟的庄稼是最“秀”美的景色，而将粮食收回家就算过了一“年”，甚至连“周”和“秦”这样伟大王朝的名字都起源于耕田和农作。

             “艺”：；“香”：：“男”：；“秀”：；

                       “年”：；“周”：；“秦”：。

对于“周”字的解释是田地里加上一个“口”，那么实际上就是表明一个田地的周围、一个国家的范围，而这个国家是以田地为核心，周围的边界预示子弟的意思。而“秦”字则更像一个会意加上象形的文字，从这个字的字形看，上面是两只手拿着一个杵，底下是两株谷物，表示成熟的稻子，整个字寓意着秦国以谷物为生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在“周”、“秦”这两个伟大王朝的名字中都会与耕田和农作想联系呢？因为农业文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它是靠天吃饭的，天如果有灾，干旱或者水涝，农民的收成就有影响。所以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就要寻求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保佑人类，祈求风调雨顺。而“周”、“秦”两国以此为名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它们重视农耕。

            

自然界是神秘的，自然界也是神圣的。甲骨文中的“人”字被刻画成了一幅毕恭毕敬的图象，这正是华夏子民在包容一切的上天面前应有的姿态。“人”也是“天”的一部分，人可以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周而复始的过程中体会“天”的好生之德。

“夫稼者，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天、地、人”就这样相互依托而又各自独立地存在着，这种辨证关系成为后世华夏子民建立人与自然，甚至是人与人之间伦理秩序的支点。

“家”：居也《汉·说文》

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前的一天，商王武丁碰到了一件拿不准的事情。在当时，拿不准的事情就需要通过占卜向上帝和祖先询问，而占卜的内容则被贞人记录在一片龟甲上。商王武丁到底要占卜什么呢？原来是要占卜“蛾”这个妃子，她的“子”是不是“余”的孩子，甲骨文里面的“余”字和后来古文里边的“余”意思是一样的。用白话文说就是“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儿子？”武丁是商王朝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国王，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商王朝进入了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因此武丁也被后世子孙尊称为“帝丁”。“帝”字在甲骨文中本来是指宇宙的主宰，相当于今天俗语中的老天爷，而用这个字来形容人，武丁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有物可考的君王。那么像神一样圣明的武丁又为什么会糊涂到连是不是自己的孩子都弄不清楚呢？

其实他并不是糊涂，那个时候凡是父辈的都叫做“父”，凡是祖辈的都叫做“祖”，凡是子辈的都叫做“子”。那么他要来问是不是要把“蛾”这个妃子所生的孩子当作我的“子”来看待，它这里面就包含着一个“我应该把这个孩子看成是什么样的一个‘子’”的问题。是一般意义上的“子”呢？还是跟我比较近一点的“子”呢？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王位继承和财产继承的问题了。在人们的经验中，任何事物都是由小到大，家族似乎也不应该例外，任何世家望族都是从一对先考、先妣组成的小家庭，沿着血缘的脉络一步步开花散叶、分化孳乳而来。然而甲骨文却告诉我们，小家庭是大家族进化的果实，对于我们的耕作先人而言，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至在数千年的时间内，小家庭都是一个奢侈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