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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中华文明/华夏文明之前，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现代分子人类学、遗传学的分析和研究，基本可以确定我们的祖先无疑来自非洲。大约7万年前，由于远古时期的冰河作用，我们的远祖越过红海（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中的那条狭窄的海）走出非洲。大约在6万年前来到了黄土高原，在甘肃天水秦安清水河南岸一个叫“大地湾”的地方下来，一直生活到4800年前，这就是著名的“大地湾遗址”。这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主要源头（没有比这个更早的源头）。在五万多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地湾的先民沿着渭水汉水古河道，把自己的足迹传遍九州。大地湾作为中华文明的母体，有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粟作农业，最早的彩陶，蓄养猪狗等家畜，有最早的文字刻画符号，一些陶器、骨器等实用器等等诸多新石器文化特征，在渭水流域、汉水流域，在西安的白家遗址、半坡遗址、河北磁山遗址、河南裴李岗遗址等均可以找到相类似的文化遗存。而仰韶文明是中国最早的文明遗址，这是不应该有疑问的。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一般也是由西往东流。渭河就是黄河的古河道，古人一般都是逐河而居，河流是文明最主要的传播载体。渭河平原辽阔肥沃，最适合农耕生产，是史前农业最发达区域。秦岭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源头，是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和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的源头，是真正的中华之源。如果仔细查看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它最早是在黄河流域的中上游，也就是黄土高原这片半干旱地区；后来转移到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河南山东这片半湿润地区；再后来，处于湿润地区的长江流域开始崛起，那是唐宋时期的事了。中国人种西来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生物学、人类学上的证据支持。高昂的移动成本，使得原始先民们不可能一直向东，他们必然在一个有水源的地方停靠下来（因此，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不可能太靠东，它大体上应该在河南、山西以西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上古时代的黄土高原，比现在的面积大得多，基本覆盖了今天陕西全境以及河南西北部、山西西部以及内蒙古南部、甘肃青海东部（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的森林，南部更是野鹿成群，虎豹出没，森林面积广大，农耕面积反而有限。无论有没有去过黄土高原，只要一提到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便会跃然脑海，即使在上古时期，和其他文明发祥地相比，黄土高原的生存环境也不容乐观。在金属工具（青铜器和铁器）普及之前，仅仅是开荒、耕地、锄草这种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工作，就足以让人类望而生畏。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在没有水网丛林密布的半干旱地区，如果没有金属工具，人类想把一块土地上的树木、灌木、野草全部清理干掉，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单纯的火烧，用石头和动物骨头做成的农具，是无法把树木、灌木、野草的根部全部从地里面清理出去的。“中原”它的原始含义是“关中地带的原野”。那时农业虽已有所发展，但农耕区所占的比例却相当小，不能和森林草原相比拟。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地区就逐渐扩大。中间经过几度的变化，农牧更迭交替占较为重要的地位，可是后来农业还是超过了牧业，而森林地区更显得缩小，近代几乎完全丧失殆尽。 
黄帝和北狄属于同一个民族，现存最早的铜器都发现于西北地区的游牧遗址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家窑遗址中的青铜刀。青铜器最早出现于西亚一带，是经过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从西北传入中国的。青铜器最初是装饰品，接着才是兵器。而青铜器作为装饰品，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特征（农业文明一定会把青铜器用作农耕或祭祀，而不是用作装饰）。因此，黄帝，无论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还是真实存在，其文化源流大抵是脱离不了游牧文化的浸染的。在古文字里，“帝”和“祖”具有近似的含义，它强调的不是一种zheng治权力，而是一种宗族地位。日本学者岛邦男在《殷墟卜辞研究》里指出，中国古籍里的「帝」不是「帝王」之意，而是儿子对父亲的称呼。事实上，甲骨卜辞中，商王只称直系父王为“帝”，而叔伯们即使做过商王，也从不称呼他们为“帝”。比如，祖庚是康丁的伯伯，其后代也没有当王的，卜辞里就绝无“帝庚”的说法。“帝”的这种称呼方法重在区分本系和旁系，因此，裘圭锡先生说：称父为“帝”跟区分嫡庶的观念显然是有联系的。这种用法在金文里也有，比如称父亲为“帝考”。不难看出，甲骨卜辞里的“帝”就是后世所谓“嫡庶”的“嫡”的前身。“嫡”字的右边是“啻”，从“帝”声，两个字大体上是同源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误将“帝”理解为帝王，明显受到了“帝”在西汉时的词义影响）。“皇”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常用在“天”“帝”“考”“祖”这些字前面，意思是“伟大的、雄伟的、光明的”，一直到战国时期，“皇”字都没有任何名词的用法，也和君主没什么关系。“皇”从形容词转而名词化，最早可能发生在楚地，《楚辞》里有“东皇太一”的说法，和楚国先民的神秘文化交融在一起后，“皇”字就成了神的代称。然而，跟“帝”一样，“皇”很快也开始了人格化的趋势，逐渐演变成了比五帝还早的上古帝王，即“三皇”或“九皇”。众所周知，首次将“皇、帝”二字合并，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始于秦始皇。此后，皇帝一词正式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专称（对父亲的称呼，从帝到公到尊再到爹、爸，是父权一路弱化的体现）。厘清了上面的古文字溯源后，我们不难发现，“皇帝”二字暗含的意思是“伟大的父亲”，对父权的神格化，它的文化源头应该来自北方大陆的游牧民族，纯正的农业文明极少出现将父权神格化的现象。黄土高原是一个农牧杂糅区，它直接决定了中国人的性格特点，即这个民族的下限极低，而上限极高，兼具原始农业文明的内敛和游牧民族的粗犷。和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的原始农业相比，中国人普遍较为粗犷，缺乏对美的认知和理解，性格内敛待人和善，同时又极为强调服从，视服从为美德。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特征，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陕西这个地方，距离最近的出海口也有一千多公里，这直接决定了中国人不是一个海洋民族，也不是一个纯正的农业民族。我一再强调，中国人（尤其是北方人）的性格里，是有游牧民族的性格基因的。我将中国人这种由黄土高原塑造而成的性格，称为“被农业化的游牧民族性格”。中国人的这种被农业化，显然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存压力所迫下的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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