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汉字（第四部：华夏心灵——血脉相通Ⅱ）

我眼中的汉字（第四部：华夏心灵——血脉相通Ⅱ）

                 

                                     

这是甲骨文勾勒出来的亲属关系图，同“子”字代表所有的孩子一样，“祖”是所有一切男性祖辈的统称；“妣”是所有一切女性祖辈的统称；“父”字即可以是亲生父辈，也包括伯父、叔父；“母”不仅指生身之母，姑姑、婶婶、姨姨、舅妈都称“母”；而平辈人只要有血缘关系的，不论远近，也不论男女，都统称为“兄”或者“弟”。从甲骨文和后来的考古学资料看，商代百姓当时是聚族而居的。从安阳殷墟西边的家族墓地，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大片墓地里头，埋葬者的头朝向哪里，都是朝什么方向，埋葬的习俗又是什么，各个家族都有各个家族的埋葬形式。那么家族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和当时的生产力有关，很小的家庭是很难独立地从事农业劳作的，因为生产工具落后，一旦碰到天灾就无法抵御，所以需要一个大规模的耕作组织来进行农业耕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当时的平民就是社会的最基层，生活的组织也比较大，这个在甲骨文中也可以看得到。

                

上图就是甲骨文中的“族”字，字形的上半部分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旗帜下的箭表示武装。这个字形象地表明：“族”既是一个血缘团体，又是一个战斗单位，当然也是一个生产组织。家族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直到现在，很多家族都还保留着世代相传的族谱。而在中国古典小说的颠峰之作《红楼梦》中，也是描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公元一九七一年，安阳殷墟西区发现了几大片商代家族的墓地，考古学家注意到，这些家族有大有小，小的家族有十几人，大的家族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平均每五座墓室之中必有一座墓室伴随着一定数量的兵器。如果来设想一下当时的家庭结构的话，那么可能就涉及到当时这个家族主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对国家负责的义务，对国家负责什么义务呢？就是当国家发生战事之后，家族就要武装起来，为国家冲锋陷阵。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居家过日子，都必须有一定的规矩，那么家里的规矩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上图是甲骨文中的“父”字，父亲的大手中举着的究竟是木棒还是祖先的象征物，至今专家尚有争议。但无论如何解释，“父”字所代表的权力和威严却是不容置疑的。靠紧密的血管编织出来的这支军队，这个血亲家族控制着不同的生存空间，彼此互相联姻，或者相互对抗，这构成了甲骨文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景象。既然“家”是由大家族开始的，那么我们所熟悉的今天还生活其中的小家庭，是什么时候从大家族中分离出来的呢？

原因还是归之于生产力的发展，金属工具铁器的出现，使铁犁、牛耕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的推动力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封建制的逐渐瓦解，集权制崛起以后，无论从各个诸侯国的国君还是从上层社会来讲，都不希望把权利分散，世家大族过于强大就会冲淡国家集中的权利。所以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就通过政治手段来削弱这些世家大族的势力。家变得越来越小，亲戚却变得越来越多。据人类学家统计，古往今来所有不同的文化中，中国人所创造的亲属称谓是最多的，大约有三百五十个，其次是古罗马，大约有一百二十二个，而其它民族大多维持在二十到三十个之间。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无法探究出每一个称谓出现的具体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在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中已经需要用单独的一章来解释和定义日益复杂的亲属称谓了。那么，为什么甲骨文中还不到十个的亲属称谓突然间被放大了二三十倍？又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出如此庞大的血缘关系网呢？

在西方，随着《罗马法》的发展，法律系统逐渐完善，在象征着罗马法的《民法大全》中规定了财产的绝对私有制。这样的话，财产就逐步向核心家庭转移，那么复杂的亲属称谓就没有必要了。而在中国，春秋以后，强调的是家天下，统治的君王要以礼治天下，而自己身为大家长，更要强调以孝治天下。于是，统治者就把这些亲属的称谓复杂化，而且还将人的等级、尊卑、远近制度化，所以后来中国的亲属称谓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了。

                                 

小家庭的分化给婚姻的组合提供了更自由的天地，同时也使每个人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兵荒马乱中，人们最终能依靠也是唯一能指望的帮助还是来源于家人和亲属。于是，这张暖融融、沉甸甸的血缘关系网便空前壮大起来。就像家庭会繁衍变化一样，一个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父亲壮年时，他可以利用手中的刀斧、权杖，对外保护家族的安全，对内维持家族的秩序。但是，当这只大手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虚弱的时候，家族靠什么来维系呢？我们必须指出，每一种文明的后来者都是踩着野蛮人的生存路径从野蛮走向现代的，即便以伦理道德自傲的中华民族也不可回避地经历过一段痛苦的心路历程。因此，在汉字中留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足迹。

        

                               

右上图的“弃”字就像是手中拿了一个簸箕，上面一个孩子，将要被扔掉的样子。 有语言专家解释道：大人生了孩子可是没有能力养活他，养不活也就只能把他“弃”了。而至于“微”字，从字形上看跟“老”字很相近，于是就有人认为这是“打老”的意思。一直以来学术界有一种共同的观点，就是古代的人们如果没有充足的能力来养活人，不仅要“弃子”，也要“弃老”。这种现象在某些落后的社会以及上古时代都有“看重年轻、嫌弃老迈”的风俗。生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将弱者和老者抛弃来减轻负担，这是生命遗传的自然选择。在人类历史早期，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过这样的传统。那么，中华民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告别这种野蛮陋习的呢？

         

上图是陕西扶风出土的一件西周青铜器，它是公元前九百年前后一位名叫墙的史官为祭祀自己的先祖“微子”而铸造的礼器。距离“微”字不远，还有一个和老人有关的图象：一个孩子搀扶着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这就是数千年来温暖了无以计数的中国家庭的“孝”字。早在两千九百年前，先民们已经用当时最贵重的金属将这个字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殿堂。“百善孝为先”，正是在这块基石上，我们的社会道德才充分地发育起来，成为作用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品格。道德和文化都依赖于血脉相传，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先人才用象征家族血缘传承的符号“字”取代“文”来命名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呢？“敬字如敬人”这是理想，还是期望呢？

“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汉·说文》

                         

感动我们的故事，也曾感动过我们的先人。上图是一本编撰于公元前二百四十年左右的历史著作，它的主编正是秦国的丞相吕不韦。在这本号称囊括古今的《吕氏春秋》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周文王有一次出巡，见到路边有一具无名的尸体，就命令随行的人员把他收殓起来。随行的官员就说这是一具无主的尸体，不用管他。周文王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就训诫官员说：“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人的家长；有国家的人，就是一国的家长。我现在就是他的家长了。”官员听了以后，立即就把这具尸体收殓起来埋葬了。

虽然书中叙述这个故事只用了短短的六十五个字，但周文王宽厚、仁慈的情怀跃然纸上。孔子曾经评价周文王说：“为人君，止于仁”，而“仁”正是“孝”的升华。在中国古代，“家”和“国”从来就没有明显的界限，国君往往要承担大家长的角色。下图是甲骨文中的“国”，无论“口”在哪边，它的意义都很明确：就是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族人。而一个国家中的最高首领“王”，说白了，就是在战争中最勇敢的族长，所以在甲骨文中用一把比父亲手中的权杖更为张扬的战斧钺来表示“王”的神圣。

             

                            

有君就会有臣，甲骨文中的“臣”从字形上看就像一支竖起来的大眼睛。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解释，“臣”字最初是指奴隶，眼睛竖起来表示诚惶诚恐、心惊胆战的样子。这种解释可以从另一个古老的汉字中得到一些印证：一支大眼睛被尖锐的锥子刺瞎了，这个符号就是今天的“民”字。最早的“臣”是专门为君王服务的奴隶，后来这些“小臣”因为接触王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他们管理的事情和其重要性也从比较细微发展到占据重要地位的官吏。而与“臣”相对的“宰”，一般在西周的金文里面，大多数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大管家的意思。就如同小家庭是大家族发育分化的结果一样，后来王朝的各种官制也是从管理家族的各项职能中发育分化而来的。

             

在甲骨文中，宰相的“宰”字是表示屋子的符号下一个“辛”字，“辛”是一种用来在脸上刺字的刑具。“宰”字的意思就是一个脸上刺着字、干着家务活的奴隶。在商朝时，“宰”逐渐变成了家臣之长，这种职能一直延续到周代。在《周礼》中，“宰冢”虽然位列百官之首，但是在他的下属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只是负责皇家饮食的官吏。从《周礼》中我们看到，“宰冢”并不是一个掌握实权的官职，那么真正掌握大权的除了“王”，还有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