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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莫言怀念的文学批评去哪了
2014年12月20日 来源：齐鲁晚报 
莫言近照(杨云雷 摄)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成了文学批评界的宠儿,“莫言评论”成为这两年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16日下午,莫言和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对话,一位学生问他如何看待批评的声音。“莫言很客气,感谢了文学界的关注,说会从善如流,但也希望评论界不要再关注他已经出版的作品了。”山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马兵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在当天上午出席山东大学第三期文学大讲堂时,多数时候看上去有点疲惫的莫言,却在讲述1988年9月那场为他而开的作品研讨会时,表现出了难得的兴奋。彼时,莫言只有33岁。3年前的1985年,他刚凭借《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当文坛都在震惊于一位文学天才的诞生时,莫言又在1986年推出中篇小说《红高粱》。 此后,莫言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1988年初,他推出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这部作品日后得到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的青睐,直接促使后者决定将莫言推向世界。文学批评界也注意到了这位青年作家。1988年9月,国内50多位专家、学者聚首莫言老家高密,召开莫言作品研讨会。当然,会议也少不了主角莫言。16日上午,莫言挥舞右手,微笑着回忆:“那个时候我33岁,正是人生好年华。” 研讨会开得热闹,但在与会的贺立华教授眼里,莫言如他的笔名一样,多数时候只是认真听取专家的评论和建议,并不作声。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至今记得当时莫言和批评家之间展开的热烈互动,“白天讲我们对他的看法和理解,晚上我们听他讲,讲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讲他怎么挨饿,讲他怎么偷看闲书,讲他怎么四处打零工,讲他怎么到部队。” 研讨会开了3天,预算5000多元钱,这笔“巨款”让莫言和组织者愁得抓耳挠腮,最后是莫言找到高密一位领导,请他出面才解决了经费问题。“现在,别说5000元,5万元也不算是一个问题。”已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莫言再也不用为研讨会的经费犯难,但当年研讨会热烈的气氛只能成为回忆了。会议的诸多场景现在仍时不时在他的脑海中“活灵活现”:大家并不是都在表扬,也有很多人批评,“而且有很多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让莫言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批评家,他对莫言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被批评的莫言不觉得这是冒犯,也没有视之为对他作品的亵渎。相反,他“认为这种批评非常有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在一个受尊重的、具有学术氛围的研讨会上,大家才可以讲出一系列很真诚的话”。 研讨会结束后,《文史哲》杂志刊发了“莫言创作研讨会综述”,从中可见当时与会者的各种“辣评”。有与会者从文化的角度,批评了莫言的“祖宗崇拜”意识,认为“祖宗崇拜”情结的升华,虽然赋予了莫言小说独特的情韵和魅力,但把它当作自己独特的救世良方,却表现了莫言在文化选择上的偏颇。 “现在的批评生态和以前不一样了。”马兵感慨,文学批评早已被“人情文化”、“圈子文化”侵蚀。一个让马兵感到不大能理解的现象是,多数文学批评家只要谈起当代文学的状况,几乎都说不满意,“批评当代文学缺乏优秀作品,赶不上外国文学和现代文学”；然而,当这些平时批评当代文学的人聚在某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或是发布会上的时候,“都心照不宣地说作品很优秀,一团和气”。与“一团和气”相对的是,一些批评家为了博人眼球,对一些当代文学作品进行完全否定性的、抨击性的“酷评”,“看上去很尖锐,其实很偏执”。 巨大的反差之下,马兵怀念起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氛围。从“文革”中走出的众多老作家重拾笔和纸,继续着文学创作；莫言、余华、苏童、韩少功等文学青年才俊也不甘示弱,佳作不断。“当时文学批评的氛围也非常好,批评家和作家互相促进。”最令马兵津津乐道的是,30年前的1984年12月,一批当时最为活跃的作家、评论家聚首杭州,围着煤炉,讨论着小说“写什么”以及“怎么写”。在这场名为“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务虚会议上,“寻根文学”这一概念萌芽,如今,“寻根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文学史的注脚。30年前的这场会议也因其重要影响,日后被简称“杭州会议”。 “改变文学批评现状的关键,是要重建批评伦理。”马兵说,这需要向前辈们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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