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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的羌人 2009年5月6日，距离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还有6天，汶川县龙溪乡夕格羌寨的杨永顺全家，收拾好行李，就要和世代居住的羌寨、相守多年的祖屋告别了。半个月多前，政府已经做出最后的决定：将夕格村和隔山相望的直台村，迁往成都以西约一百公里的邛崃南宝山。 夕格距离汶川县城不远，四面高山阻挡，是全县唯一不通公路的寨子，也由此成为了全乡羌族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地震后，这里只剩废墟。乡里来的干部告诉村民：“政府也是为我们好。南宝山有公路，劳改农场有地。” 临行前，独立电影导演、摄影师高屯子给杨永顺一家七口站在家门前拍了一张全家福。这大概是这个羌族家庭留在故土的最后影像。那几天，高屯子力图用镜头记录下“夕格羌人历史上的第五次迁徙”。他想寻找那些敬天法祖、耕种劳作的乡土瞬间。 然而，他看见的，终究是“悲壮苍茫的历史和平庸无奈的现实”。 离别 搬迁前，乡里规定只许带走必要的食物和生活用具，马、牛、羊、猪、鸡、狗……所有牲畜都要就地变卖，不能随行。 杨永顺的父亲杨贵生不得不卖掉十多年来形影不离的那匹清瘦的红马。马被牵走的那一刻，两股晶莹的泪水从红马深黑的眼眶滚落而出，杨贵生忍不住跑上前去，抱住马头，痛哭流涕。 等家里的东西都搬完了，永顺想了想还是觉得要把铁锅圈背走。也不管别人怎么说，对未来他心里也没底。他总是难以想象没有了铁锅圈的家庭生活——没有火塘，怎么生火做饭、烧水取暖？甚至一家人聚在一起该怎么落座？ 夕格羌人世代生活在山谷里，受着山神、水神、羊神、神树林等诸神的保护。老人们说，这么大一场地震，夕格只死了一个人，这得益于夕格人没有对天地神灵有过过分的冒犯。离别前一天，全寨男人一起来到了葳孤山上的玉皇庙，向神灵和沉睡在高山里的前辈先人一一道别。据说许多年前，夕格人从西北草地来到龙溪深沟，最先就在葳孤这个三面绝壁、易守难攻的山头落脚。葳孤山头的玉皇庙，现在已是废墟一片，没有任何房屋和塑像，只有野树荒草中，兀立着几截断壁残垣。 杨贵生兄弟三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释比”。释比是羌族最有地位的人，他们通鬼事、神事、人事，能驱魔治病、祭山还愿。没有文字的羌人，正是通过释比把宗教典籍、法事技艺、天文知识、医药知识，世代口口相传。释比是羌文化的核心传承者，掌握着民族的遗传密码。 那一天，废墟中升起一团篝火。“释比”贵生头戴猴皮帽，手执羊皮鼓，脚蹬云云鞋，开始唱颂舞蹈，礼敬众神。末了，众人向诸神祭上了一只绵羊，一起虔诚祈祷。礼毕，在下山的路上，杨贵生双眼噙满泪水，唱起了关于迁徙和离别的歌。高屯子在镜头后面，静静地看着。他说，“那是我至今听过的最为幽怨哀伤的曲调。” 坚守 当初，乡里来做动员的时候，杨永顺的堂兄弟杨永富一直不肯在“自愿搬迁书”上签字。他对永顺说：“下坝子有啥子好？我们又没有花花肠子，搅得过那些人？地少，我们靠啥子生活？那些山上，有虫草采、贝母挖吗？能养牛养马养羊吗？你一天望着公路就饱了？” 永顺说不动，只能请杨贵生亲自出马，贵生对侄子说：“我们都走了，夕格就更不可能通公路了。难道你要子子孙孙都跟你一样爬坡上坎过日子？”后来，杨永富还是跟着众人走了。 倒是有人坚守下来—大贵生7岁的哥哥杨水生。 担心自己不走影响了大伙，杨水生先是跟着全家到了邛崃南宝山。住了不到两个月，他就和老伴偷偷回到了夕格。他老早就做好了回来的准备。临行前，贵生和大哥德才带着儿孙去母亲的坟前烧纸磕头，唯独水生没有去，“我会死守在祖灵身边的。” 如今的杨水生住在断了电，孤岛一般的寨子里，没有邻居，就像回到了原始部落。天气放晴时，他会上山采药。偶尔，也会被别的村请去看病。儿子儿媳不放心去看他，劝他下山，他非但不答应，又反过来劝年轻人回来。可是，那些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吃饭喝酒聊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生计 重建的速度令人惊奇。好像一眨眼的功夫，政府就给羌人送来了一座像模像样的小城。如今龙溪乡的羌人，都从山坡搬迁到了河谷地带。杨贵生和家人也住进了统一营建的板房区—一座现代化的小别墅。 然而，自然环境的变化，让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转折。过去在夕格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邛崃变成了什么都要花钱买。生活成本增加，生计变得困难起来。这种情况，搬迁后的汉族村落也无法幸免。 羌人们再也不用在大山上放羊、砍柴，不用拾掇庄稼，不用去原始森林里采药，于是也渐渐地不再引吭高歌。村民们说：“以前上山多，山歌都是从老人那儿学的。现在如果唱起来，闹凶了，人家会说这是疯子。” 猪膘肉和咂酒本是羌族的特色食品。每逢祭祀活动的第一个程序就是释比出场，开一坛咂酒，敬天地鬼神。祭祀中的最重要程序则是杀鸡宰羊，向神灵和祖先献祭。但是南宝山并不出产酿造咂酒的青稞、麦子等杂粮，村民也没有条件饲养家禽家畜。而且地少人多，没有宽敞的院落，没有羌族村寨的玉皇庙，厨房也容不下火塘，就连婚礼葬礼的规模再也不能和过去同日而语，程序越来越简单。祭祀活动减少，杨贵生祖传法器也已经发霉了，只能静静地躺在屋角。 好友毛明军忧心忡忡地告诉高屯子，从松潘高山之上迁到河谷的羌人，也把原本恭敬放置在房屋高层的耕牛头骨、避邪面具，随意弃置在了墙角野地。自打政府施行退耕还林和灾后重建政策后，村民们忙于去河坝建房，忙于向山下搬运沙发、电视等东西，便顾不得信仰和传统了。 高屯子曾去南宝山看过。重新开始的新生活，并没有在村民脸上留下光彩。他记得，村民们只是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口聊天，或者打麻将，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在崇山峻岭奔跑的山民气息。 有一年，杨永顺告诉高屯子，自己开始学种茶叶。定居成都的高屯子赶忙推荐熟人去订货。可是左等右等，茶叶一直没送来。一问才知道，因为不懂技术，收成很不好。 邛崃市一直想把南宝山打造成羌族旅游基地。“释比”杨贵生偶尔会被请去表演羊皮鼓舞、唱经等原本只有在祭神仪式上才能看到的表演。演出收入成了他的主要经济来源。他偶尔也会给高屯子打电话，让帮忙介绍点演出机会。 高屯子清楚地记得，2009年，他带着贵生和永顺去香港表演。贵生走在香港的街道，总爱翘着鼻子撮着嘴唇，左右扭着头吮吸城市的空气。贵生说：“日怪！咋个成都那么大个城市，尽是火锅的气息，这香港呢，又尽是盐巴的气息，咋个就总闻不到神的气息，鬼的气息？” 现在，消失在城市里的神和鬼，离羌人也越来越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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