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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清理抽屉，发现本科时随同学做的项目结题书，突然想到自己当初还曾写过一篇这样的论文。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篇约完成于大二大三之际的论文充满了胡诌八扯的内容，累赘的表达，对现代性、宗教和诗学问题的肤浅理解，而且从文体上说，这既算不上“影响研究”，甚至也谈不上所谓的“平行研究”，最多只算一种生硬的罗列（或者大言不惭地可以称之为昆德拉式的“复调”论文？）。现在回溯，当时所以没有贴出来，多是自觉拿不上台面，故准备任其在硬盘角落自惭形秽。不过转念一想，文章虽目不忍睹，但毕竟算是对某一阶段思想倾向的记录，与今天走向叙事学与结构主义批评的转向相对照，也算是有趣的历程，所以不妨立存此照。 水与火——试比较沈从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如果单从艺术风格来看，沈从文与陀思妥耶夫斯可谓大相径庭：前者长于中、短篇小说，，故事简洁，善于用写意般的笔法寥寥数言便勾画出一个个简单质朴的人物；后者则是公认的长篇小说高手，情节曲折宏大，复调式风格贯穿始终，人物性格往往是近乎病态却又极端复杂。从最直观的阅读感受来说，沈从文的小说通常对白很少，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常常从动作、神态中透露出来，而陀氏则恰恰相反，初读他的作品时常常会感叹于书中角色的口才，动辄长达数页的对话有时会令人颇觉拖沓，然而仔细体会便可得知，正是这些对话完整地将人物的世界观体现出来，作者的思想倾向也正隐藏在这些看似琐碎、实则经过精心设计的对话之中。 尽管艺术手法上都自成一派，但在思想方面，二位文学巨匠却是跨越了数千公里的距离，有着颇多内在相通之处。沈从文的《边城》《菜园》《萧萧》等代表作，都无一例外地描绘了纯朴自然的世外桃源，而这些世外桃源有的一直保持着纯真美好，并在这美好之余映射出作者所在现实社会的空虚、矫饰与物质化；有的则直接描绘了外来文明对世外桃源的无情破坏。表面上看，远在俄国的陀氏似乎从未描绘过什么优美、纯洁的人间天堂，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痛苦之中，无论是《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都忍受着某种极端思想或者强烈欲望的侵蚀，不仅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可以说，陀氏笔下的人物是魔鬼，陀氏笔下的俄国是地狱，然而这地狱却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当时俄国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本人混乱内心的折射。如果说沈从文在面对一个逐渐物化的中国时，选择了回归自然，勾勒天堂，向人们展示世界上已趋于消失的美好，陀氏面对的俄国同样是一个物欲横流、价值观陷入混乱的传统文化大国，而陀氏做出的选择是直面地狱，将人在地狱里遭受的肉体与心灵痛苦完整地呈现出来，并在痛苦的呻吟中令读者意识到，真正的救赎来自彼岸的召唤，信仰的回归。二者的文学都源自与现实的对抗，并在对抗之中隐含着作者的理想。二者的差别，恰如水与火。沈从文出生于水乡，他的小说也有着水的节奏，用水的纯净来涤清世界上的污浊；陀氏的小说则有着地狱之火的力量，他将人物置于火焰之上不停地捶打、煅烧，甚至将一切丑恶的东西化为灰烬——他认为，天堂就在废墟之上重现。他们的相同之处，映照出人类在现代文明中共有的精神困境；他们的相异之处，展现出东西两种文化的不同魅力。 在《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精神不稳定的状态中，反反复复地思索着“那件事”，以至于对其他任何东西都近乎麻木；而所谓的“那件事”，其实质就是一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强人法则，即强者可以不受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执政者与立法者，能够控制他人乃至整个世界。在拉斯科尼科夫看来，要成为强者，必先经过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便是杀死一个平庸、可恶、寄生虫般的弱者。这种极端的思想与其说是他自己的独创，倒不如说是西方文明（乃至现代文明）的顽疾：工业文明把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商品、商品生产、技术和科学等对人的支配日益严重。[1]可以说，人类靠这些自己创造的东西征服了所有对手，包括自己在内。人类征服了自然，也失去了对自然以及在此之上对上帝的敬畏；当人自身成为价值尺度的约定者与道德的监督者，那么世界上也就不会再有恒定的价值、道德观念，最终结果便是道德的彻底消失。在从小受到东正教文化熏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上帝的存在是所有西方道德体系的基石、逻辑出发点，然而在现代文明中，人类在抬高自己的同时过分贬低了上帝，人的内心因此便会陷入混乱之中。 虽然拉斯科尼科夫“成功”地做完了“那件事”，但结果他却没能成为“超人”、“拿破仑”，因为他不仅杀死了老妇人，也在精神上杀死了自己。当人自我赋予了无限的自由，他就可以做几乎任何事，可也极容易因此超过人性所能允许的极限，换言之，假如人是为自身的行为所定义，那么做出非人行为的人已经不能被称为人。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拉斯科尼科夫）在经历了内在的艰难体验后，经验表明，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人类是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具有绝对的意义。”[2]现代文明对力量、对物质积累的的崇拜，最终会酿成社会道德标准破坏、个体人格陷入自我分裂的惨剧，这便是《罪与罚》以及其他众多陀氏作品展现给我们的道德困境，一种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困境。 那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又是什么才能够使人摆脱这一困境？那便是苦难。不可否认，陀氏有一种天生的对苦难的崇拜，无论是拉斯科尼科夫式的精神崩溃，还是索尼娅被任意践踏的尊严，都表现为一种常人看来难以想象的痛苦。在陀氏看来，人是不能直接认识到自身的局限，特别是对于终日生活在对自身力量充满幻想与崇拜的现代人来说，尤其如此。唯有受到自身行为的惩罚，人才能真正意识到人本身的不完整性，反思现代文明在自己身上的烙印。这种对于苦难的强调、歌颂，既来源于陀氏自身的生活经历，也源于基督教自身的文化特质。以《罪与罚》为例，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试图获得自由的力量，成为能够决定自己乃至整个世界命运的“超人”，然而却因过分偏执走向了反面，成了“超人”思想的奴隶，并在这种奴役下去杀人，做有违自己本性的事。随后，他便陷入了一连串的痛苦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明了超人类奢望的虚伪，正是虚伪的超人类思想杀死了人的精神，对力量的奢望是软弱和无能的表现。作为与他相对的一极，同时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化身的，正是女主人公索尼娅。她在书中是一个背负十字架、近乎基督一样的人物，不仅牺牲自己的尊严爱着身边的亲人，也爱着有罪的人。正是这样一种怜悯之爱，使得即使世界观遭到拉斯科尼科夫的无情嘲笑，索尼娅仍甘愿与他一起去西伯利亚服苦役。正是这种承担苦难与罪责的精神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拉斯科尼科夫的内心。如果说对无限自由的盲目崇拜导致了拉斯科尼科夫的毁灭，那么在失去一切之后， 在荒芜的西伯利亚，他终于打开了《新约》，摆脱了现代文明繁荣背后的虚弱，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残酷的天才，将对现代文明的忧虑呈现为烈火焚身的痛苦，并在极度的痛苦中获得顿悟与新生。 相较于陀氏，沈从文对现代文明同样抱有深刻的怀疑乃至批判态度。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多部都市题材小说中，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无不刻画了都市人虚伪、懦弱与精神力的丧失。在沈从文小说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沈从文笔下的都市——现代文明呈现出—种精神解体、矫饰浮华的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物化生存。原有的精神价值标准被冲刷殆尽，剩下的只有“人”与“物”的关系。这样的文化状态，让民族精神陷入迷茫和沦落之中。[3]也即沈从文所言“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4]，“一切显得又庸俗又平凡，一切皆转成商品形式。”[5]这一局面固然有传统中国对西方文明接受不得精髓、理解肤浅等原因，但也与现代文明自身存在的天然弊端有关。应该说沈从文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在物质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精神价值趋于解体，随之而来的便是精神无聊、责任悬置、道德沦落以及物质至上、拜金主义等人格缺陷。因此，他的作品中时常出现“乡村”这样一个纯真、野性、充满自然之美的人间天堂。这或许是因为，沈从文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中国文化熏陶的文人，尽管和陀氏一样意识到了现代文明的重大缺陷，同样困扰于外来文明对本土文化的冲击、瓦解乃至毁灭，但他不可能像陀氏那样全面求助于宗教（尽管佛教在沈从文思想里确实占有一定比重）与上帝，而是以文学形象、诗的韵味来书写美好的人性与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此来化解或者缓和内心的焦虑感，获得精神上的宁静。读沈从文的小说，我们时常会感受到一种潮湿、温暖的意味，这既是作者对他记忆中家乡风物的文学再现，也是对其观念中理想人性的意象化处理。沈从文笔下的城市常常是干燥的，充满了污浊的空气和局促的空间，而乡间却总是有山有水，有南方的细雨、潮湿的青苔。在沈从文的文学中，水即是善，其透明与城市文化的虚伪相对，其灵动对抗着物质文明的僵化与无情。如果说在陀氏笔下，高于人并约定着人的存在者是上帝，那么在沈从文笔下，水或者是水隐喻下的美好人性即是终极目标；如果说陀氏的思想根植于基督教的原罪论，主张用高于人的信仰对人类有罪的灵魂进行救赎，那么沈从文显然对于人本身有着莫大的信心，在他看来，最美好而又天然合乎道德的人性只存在于带有原始风情的地区，而非依靠后天的灌输，恰恰相反，越是“先进”、“现代”的文明，就越是对人性、对生命力的扼杀。 在沈从文作品中，偷情、野合等内容十分常见，然而在他平静的叙述中，这些行为并不见淫秽或者可耻之感，反倒给人一种坦荡、奔放之美，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即便是有“沉潭”这样可供社会批判内容的《萧萧》，其结局同样也是温和宁静的，水并未成为可怖的意象，山村的传统礼法也让位给了颇具人情味的宽容。这些似乎与现代的文明观、伦理观格格不入的内容，在沈从文作品中非但没有成为批判对象，相反倒因其质朴成为审美的客体。实际上，对水的迷恋与赞美，对工业文明的厌恶与讽刺，集中体现在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世界中。《边城》的故事发生在水边，人物间的关系与命运也与水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翠翠的纯洁、美丽同样具有水的特点，与城中太太、小姐们包裹在商品之下的庸俗可笑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边城》呼应的系列作品如《三三》《贤贤》《长河》中，类似翠翠这样水一般的善良与美随处可见，甚至小说中人物的冲突、矛盾的上升也常常源于善与善之间的误会，而非二分法的正邪对立。应该说，放弃虚荣浮华、走向平静恬淡是中国文化中最传统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艺术手法与思想倾向，这方面沈从文并不特殊；在现代文学中，以农村或相对落后地区人性的淳朴善良讽刺都市文明的作品也不少见。但像沈从文这样以水为基本素材与灵感来源，系统、完整地建构出一个文学空间，具有完整的世界观与内部逻辑，其“湘西世界”应该说是独一无二的。 水既是变动的，也是永恒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水川流不息、永无固定的形态，另一方面这种流动性本身却是稳定、亘古不变的。正是这种变动性与永恒性的结合，造就了沈从文小说独特的韵味。《边城》中，宽厚的爷爷在雨夜死去，老大天保也溺水身亡，只剩翠翠一人继续在为路人摆渡。这一系列转折与结尾的开放性使得整篇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尽管有悲剧意味，但从故事中折射出的美好人性依然令人神往、心生希望。沈从文的小说正是通过生命的不确定性挖掘出人性中更普遍、更闪光的美——一种带有永恒的价值的并永远具有“确定性”的人生内容——人性美。[6]可以说，正是水的特性赋予了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艺术魅力，传达了沈从文独特的“善与美”追求。这并非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逃遁，相反是以纯净的美好、理想化的图景来映射工业文明、商业文化的弊端，是一种温和但却有力的抗争。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圈，但沈从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文学巨匠都各自发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紧张。对于现代文明，二者的态度也有内在的相通之处，他们都从人性角度出发，质疑并探讨以量的积累为标准、强调个人力量的现代文明。不同之处在于，深受基督教文化和欧洲思辨哲学传统影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目光放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上，探讨“恶”在人性中的作用并对恶的成因、表现及后果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呈现；沈从文则兼具儒、释、道三家的特点，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真诚关系，歌颂纯朴、健康的人性，讽刺虚伪、矫饰、内在生命力萎缩的都市文明。遗憾的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白痴》等杰作中已将人性剖析得无比透彻，深刻地写出了现代文明过度膨胀带来的种种恶果，二十世纪的人类依然遭受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种种浩劫；尽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如此令人神往，当代中国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呈现出《八骏图》所描写的空虚、伪善。这，就是为何在一百年多后，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依旧如身处熊熊燃烧的地狱之火，令人胆战心惊；也是为何在一个已经不再缺乏物质的中国，人们依旧要在沈从文水一般澄明的作品里寻找心灵的宁静。 [1] 安启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性理论及其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俄罗斯文化评论》2006.12 [2] [俄]尼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第5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杜素娟：《孤独的诗性——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75页。 [4]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 沈从文：《如蕤》《沈从文全集》第7卷第33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 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第306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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